那麼，我們能不能找到更為合乎實際的說法呢？筆者以為，較之“詩文評”和子書說，明清一些學者的認識可能更為符合《文心雕龍》一書的性質。明人張之象論《文心雕龍》有曰：“至其揚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獨斷以定群囂，證往哲以覺來彥，蓋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也。”這裡不僅指出其“意籠百家”的特點，更明白無誤地肯定其創為新說之功，從而具有繼往開來之用；所謂“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則具體地確定了《文心雕龍》一書的性質，那就是寫作的章程和標準。清人黃叔琳延續了張之象的這一看法，論述更為具體：“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苞羅群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所謂“藝苑之秘寶”，與張之象的定位可謂一脈相承，都肯定了《文心雕龍》作為寫作章程的獨一無二的重要性。同時，黃叔琳還特別指出了劉勰“多所折衷”的思維方式及其對“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的特點，從而認為《文心雕龍》乃“綴文之士”的“津逮”，舍此而別無所求，這樣的評價自然也就不“與宋、明雜說為伍”了。
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中則有著流傳更廣的一段話：“《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這段話言簡意賅，歷來得到研究者的肯定，因而經常被引用。但筆者以為，章氏論述較為籠統，其中或有未必然者。從《詩品》和《文心雕龍》乃中國文論史上兩部最早的專書（即所謂“成書”）而言，章學誠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僅止於此而已。其“論詩”和“論文”的對比是並不準確的，所謂“《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這樣的類比顯系未搞清六朝“詩”“文”概念的泛泛之談。《詩品》確為論“詩”之作，且所論只限於五言詩；而《文心雕龍》所論之“文”，卻絕非與“詩”相對而言的“文”，乃是既包括“詩”也包括各種“文”在內的。即使《文心雕龍》中的《明詩》一篇，其論述範圍也超出了五言詩，更遑論一部《文心雕龍》了。
與章學誠的論述相比，清人譚獻《復堂日記》論《文心雕龍》可以說更為精準：“並世則《詩品》讓能，後來則《史通》失雋；文苑之學，寡二少雙。”《詩品》之不得不“讓能”者，《史通》之所以“失雋”者，蓋以其與《文心雕龍》原本不屬於一個重量級之謂也。其實，並非一定要比出一個誰高誰低，更不意味著“讓能”“失雋”者便無足輕重，而是說它們的論述範圍不同，理論性質有異。所謂“寡二少雙”者，乃就“文苑之學”而謂也。《文心雕龍》乃是中國古代的“文苑之學”，這個“文”不僅包括“詩”，甚至也涵蓋“史”（劉勰分別以《明詩》《史傳》論之），因而才有“讓能”“失雋”之論；若單就詩論和史論而言，《明詩》《史傳》兩篇顯然是無法與《詩品》《史通》兩書相提並論的。章學誠謂《詩品》“思深而意遠”，尤其是其“深從六藝溯流別”，這便是劉勰的《明詩》所難以做到的。所以，這裡有專論和綜論的區別，有劉勰所謂“一隅之解”和“萬端之變”（《文心雕龍·知音》）的不同；作為“彌倫群言”（《文心雕龍·序志》）的“文苑之學”，劉勰的《文心雕龍》乃是“寡二少雙”的。
令人遺憾的是，當西方現代文學觀念傳入中國之後，我們對《文心雕龍》一書的認識漸漸出現了偏差。魯迅先生《題記一篇》有云：“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這段論述頗類章學誠之說，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和重視，實則仍有不夠準確之處。首先，所謂“篇章既富，評騭遂生”，雖其道理並不錯，卻顯然延續了《四庫全書》的思路，把《文心雕龍》列入“詩文評”一類。其次，《文心》與《詩學》的對舉恰如《文心》與《詩品》的比較，如果後者的比較不確，則前者的對舉自然也就未必盡當。誠然，《詩學》不同於《詩品》，並非詩歌之專論，但相比於《文心雕龍》的論述範圍，《詩學》之作仍是需要“讓能”的。從而，第三，所謂“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這四句用以評價《文心雕龍》則可，用以論說《詩學》則未免言過其實了。
魯迅先生之後，傳統的“詩文評”演變為文學理論與批評，《文心雕龍》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文學理論或文藝學著作。1979年，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在昆明成立，僅從名稱便可看出，中國古代文論已然等同於西方的所謂“文學理論”，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的代表，《文心雕龍》也就成為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重點研究物件。在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大會上，周揚先生對《文心雕龍》作出了高度評價：“《文心雕龍》是一個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說是世界各國研究文學、美學理論最早的一個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偉大的文藝、美學理論著作……它確是一部劃時代的書，在文學理論範圍內，它是百科全書式的。”一方面是給予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把《文心雕龍》限定在了文學理論的範圍之內。這基本上是二十世紀對《文心雕龍》一書性質的認識。顯然，較之《文心雕龍》一書的實際，較之劉勰自己的定位，這一認識既非劉鹹炘、劉永濟等人的子書說，更不是張之象、譚獻等明清人的說法了。
實際上，《文心雕龍》以“原道”開篇，以“程器”作結，乃取《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意，前者論述從天地之文到人類之文乃自然之道，以此強調“文”之於人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後者論述“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強調“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樑”，從而明白無誤地說明，劉勰著述《文心雕龍》一書的著眼點在於提高人文修養，以便達成“緯軍國”“任棟樑”的人生目標，也就是《原道》所謂“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因此，《文心雕龍》的“文”，比今天所謂“文學”的範圍要寬廣得多，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麼程度呢？那就是《序志》篇所說的：“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即是說，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制度、儀節，都離不開這個“文”。如此之“文”，顯然不是作為藝術之文學所可範圍的了。因此，劉勰固然是在“論文”，《文心雕龍》當然是一部“文論”，卻不等於今天的“文學理論”，而是一部中國文化的教科書。我們試讀《宗經》篇，劉勰說經典乃“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即恆久不變之至理、永不磨滅之思想，因為它來自對天地自然以及人事執行規律的考察，“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即深入人的靈魂，體現了文章之要義，所謂“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故可以“開學養正，昭明有融”，以至“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猶如“太山遍雨，河潤千里”。這一番論述，把中華優秀文化的功效說得透徹而明白，其文化教科書的特點也就昭然若揭了。
明乎此，新時代的“龍學”和中國文論研究理應有著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應再那麼理所當然地以西方文藝學的觀念和體系來匡衡中國文論，而是應當更為自覺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龍》以及中國文論的獨特話語體系，充分認識《文心雕龍》乃至更多中國文論經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義。
（作者：戚良德，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文心雕龍》匯釋及百年‘龍學’學案”〔17ZDA253〕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