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登場是大清國官員們最為拿手的絕活，他們往往將自己作為舞臺的主角，全力打造自己的完美形象，養成了浮誇、疲怠的作風。
如大清國第一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在東北有相當的建樹。年僅二十二歲的大清國軍諮大臣載濤，從歐洲回國時經過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還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
當然，也有憤青們對此不以為然。王照在《方家園雜詠紀事》中說，徐世昌到東北後，乾的無非都是面子工程。
王照的評價雖然有些偏頗，卻也描摹出大清國改革的一幅畫卷。時人有記載道：“易私塾門榜即為學堂，改親兵衣飾即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學生，即為崇奉西法。”看上去轟轟烈烈的改革，被各級官員有效地當成了道具和工具，他們在“馬路、電燈、軍警”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功夫，搞得鑼鼓喧天、色彩爛漫。
在改革剛剛啟動時，清政府監察官員（御史）選定了繁瑣的官場禮儀作為下刀的物件。改革的成果似乎是顯著的：以往扛著“肅靜”“迴避”導牌、挎著腰刀的衙役們，換成了裝束精神、扛著洋槍的警察，軍樂取代了敲鑼。官員們在日理萬機之暇，也還能心繫群眾，設立了“告期”（接待日）。不僅接見群眾要定日子，接見下屬也同樣要有“衙期”。至於告期、衙期之外，官員們都在忙些什麼，那自然是大清國的國家機密，與平頭百姓沒啥關係。
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來之時，衙役們卻忙於包裝，以凸顯官員的威嚴，“於是百姓視州縣為神聖，屬官視長官如帝大”，而升堂問案的實際時間就更少了。在衙門持久的自我雄起的包裝下，貴州苗人甚至將所有的官員一律尊稱為“皇帝”，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稱為“京中老皇帝”。
追求更大、更牛的官場排場，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無所周知，利弊無以上達”。御史吳鍅指出，改革的目的，無非就是讓國民擔當起國家的重任，而這就必須“先使國民有愛國親上之熱誠”，只有將那些陋習“革除盡淨”，才能使民情上達，改革才能有效。
當時，已經走向世界的大清國，對西方的情勢並不是一無所知。幾乎每一個出訪西方的代表團，都會注意到西方國家的一些狀況。大清國那些飽讀詩書的使者，都會因此聯想到書本中所描繪的，上古淳樸社會中天子“下車泣罪”“止輦受言”的古老故事。
戒除官氣，不僅是監察官員們的呼聲，也是那些掌握實權的改革派官員們的呼聲，比如張之洞、劉坤一等。“古之言治者，曰親民，曰忘勢”，其實，忘卻自己的威勢，正是親民的基礎，但要“忘勢”，僅僅依靠官員們的自覺顯然是不夠的。
在各級官員們扯著改革的大旗使勁為自己包裝造勢的同時，大清國的官場主流並沒有任何改變。送禮傳統不僅在改革中被保持下來，而且得到了發揚光大：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送給上司夫人的“妝敬”、送給上司孩子的“文敬”，都隨著改革而深入，從土貨升級到西洋的奢侈品，從銀子升級到美元、英鎊。
這期間，最有創造性的人，當數盛宣懷。1908年，這位在官商兩道都極有能量的大腕兒，積極謀劃在轄下的各官辦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然後留出一定的股份，作為“內府公股”，送給皇室。給皇家送乾股，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舊觀念下，十之八九要被斥為居心叵測。而如今就看誰的思想更為開化、步子更為大膽，所以臣子自然要體諒當權者的苦衷而主動投懷送抱。大清國的經濟改革，其中相當閃光的就是股份制改造，國有與私有的政策不斷左右搖擺，而每一次搖擺，都是股份的整合與重組。權力資本在其中“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兩道的資訊不對稱，兩頭忽悠，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886年，盛宣懷剛剛接管輪船招商局時，戶部在拒絕李鴻章提出的為輪船招商局的漕運加價的請求時，一針見血地指出，改革的好處，上不在國，下不在商，而全在這些中飽私囊的官紳身上。
在龐大的官僚體制過濾下，大清國的改革被不斷地異化變形，“清理財政而漏危愈大，編練新軍而譁兵愈眾，改輕刑律而斷獄愈多，事事有盡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至於演技已經爐火純青的官員們，雖然被貴州苗人尊稱為“皇帝”，但苗人私下裡卻將其稱為“蒙”；無獨有偶，粵西的瑤人則稱官府為“瞎”。一“蒙”一“瞎”，似乎倒也形容得一針見血。
摘自 | 《領導文萃》2021年10月上
稿件來源 | 《傳奇故事·百家講壇》
本文作者 | 雪珥
責任編輯 | 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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