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海亮
羅爾綱身上有兩個標籤，一個是“親炙胡適的胡門弟子”，一個是“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兩個標籤不能說是因果，但關聯是明顯的。因為這兩個標籤，胡適與羅爾綱為後人留下了“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這幅圖畫，名曰《師門五年記》。
羅爾綱
寫作緣起
1930年5月，羅爾綱將從上海中國公學畢業。當時，有兩條路子讓羅爾綱猶豫：一條是學習創作，一條是研究歷史。經反覆考慮，羅爾綱決定研究歷史。於是，他以書信形式將自己的志願告訴了胡適，並請胡適給予幫助，“以便在國內的歷史研究院或者大圖書館中‘半工半讀’”。胡適回信，“此間並無歷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又遠在北京。大圖書館此間亦甚少”。胡適樂於成人之美，但根據實際，羅爾綱的願望一時不易達成。隨後，羅爾綱表示，北京、上海都行，只要是不與學問脫離關係的地方都可以。
不久，胡適與羅爾綱見了一面。胡適告訴羅爾綱：“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學校獎學金，你的文化史論文很好。我讀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畢業後，如果願意到我家來，我是很歡迎你的。”對此，羅爾綱喜出望外，深表感激：“學生能夠到校長的家去，在一個偉大的靈魂庇廕與指導之下去工作唸書，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學生是個志向向上的人，到校長家去，是要竭盡自己的所能，謹謹慎慎地跟著校長走，如果校長以為學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訓的，學生實願畢生服侍校長，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字裡行間，似有誇大之辭、溢美之嫌。但站在羅爾綱的角度，“北漂”的他出身卑微、學歷有限，能夠有胡適這樣德高望重的人物為自己開出一條新路，感恩懷德也不是矯情。
1930年6月23日，“狂喜無既”的羅爾綱搬進了位於滬西極司斐爾路49號甲的胡家。當時，羅爾綱主要有兩個任務，一個是輔導胡祖望、胡思杜二人讀書，一個是抄寫胡適父親胡傳遺集。兩個主要任務，又以後者為主。5個月後，胡適舉家從上海遷往北京，羅爾綱隨行。到了北京，羅爾綱繼續抄錄胡傳遺集。之後，協助胡適校勘《聊齋全集》各種版本。
1931年11月10日，羅爾綱回鄉省親。原本盤算早日回京，卻因戰事與家事影響，一再延誤。直到1934年3月25日，羅爾綱才重入胡家，前後兩年有餘。這次，胡適沒有安排羅爾綱固定工作，只是讓他讀書研究。也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羅爾綱走上了研究太平天國曆史的學術道路。
1937年7月7日，侵華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後，羅爾綱南遷。同年9月，胡適臨危受命，以北大文學院院長身份前往美國開展外交。至此，兩人天各一方，師友情緣告一段落。從1930年6月進入胡家，到1937年7月師友相別，除去廣西兩年多時間，羅爾綱親炙胡適差不多五年。
1943年2月，廣西桂林文化供應社總編輯錢實甫拜訪人在桂林的羅爾綱。當時，錢實甫正約馬君武、梁漱溟等廣西名人寫自傳為學記。這時的羅爾綱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門研究清代軍制與太平天國史已有數年，且成果累累。但羅爾綱十分謙虛，認為自己是一個“後生末學”，不能與馬、梁二人並提，故而一再婉拒。錢實甫再三邀約，羅爾綱想起胡適以“不苟且”三個字教自己，覺得這一段故事“或許可以使青年人領會得到一位當代大師那一條教人不苟且的教訓，去做自學任事的信條”，最終允諾。
從1943年2月底動筆，到1943年3月初脫稿，羅爾綱花了不到半月時間完成書稿。這個小書名為《師門辱教記》，也就是後來的《師門五年記》。
師友切磋
《師門辱教記》只有四萬餘字，六節分別是《初入師門》《〈蒲松齡的生年考〉與〈醒世姻緣傳考證〉的啟示》《回鄉省親走上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路》《重入師門》《史學研究會與北京大學考古室》《煦煦春陽的師教》。全書內容大體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羅爾綱隨胡適求學問道，一方面是胡適對羅爾綱噓寒問暖。
關於為什麼取名《師門辱教記》，羅爾綱的解釋是感到有負師教，有負胡適對他的希望。不過，透過書中內容，以及結合羅爾綱日後所得成績，我們可以說，羅爾綱並沒有辜負師教，也沒有辜負胡適對他的希望。甚至可以說，羅爾綱是胡適“勤謹和緩”治學“四字訣”的實踐者和示範者。李先富在《論胡適對羅爾綱史學研究的影響》中指出，“文獻中雖然沒有胡適以此‘四字訣’教育羅爾綱的記載，但他對羅爾綱的教育、要求和批評卻是這‘四字訣’的具體體現”。
《師門辱教記》
“四字訣”之一是“勤”。勤，即是“眼勤手勤”。胡適認為，勤是自學成敗的第一關頭，“凡能勤的，無論識大識小，都可有所成就”。我們通常說的“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等，說的都是這個道理。羅爾綱的“勤”，表現之一是抄錄胡傳遺集。胡傳的全部遺集分為年譜、文集、詩集、申稟、書信、日記六類，約有80萬字。這份工作要小心、方法和耐性。三者之中，又數耐性最為重要。因為，胡傳的遺稿“東塗西改、左添右補”，辨認十分不易，加上又是一部鉅著，不能持之以恆是沒法完成的。整理藝風堂金石拓片是羅爾綱“勤”的又一表現。羅爾綱花了三年時間，從周、秦整理到了宋代。雖然因為戰亂，沒有完成這件道遠途長的苦工，但羅爾綱樂此不疲，受益匪淺。他說：“我究竟給這件工作訓練，使我養成一種更大的忍耐，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去從事我此後所要做的任何一種工作。”古人說，“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耐不住寂寞，受不了清苦，不能做到埋頭苦幹與堅持不懈，不能摒棄心浮氣躁與急功近利，想要有所作為、有所成就，是不大可能的。勤，說到底是一種心勁、韌勁、後勁，是日積月累磨出來的，是寒來暑往熬出來的。
“四字訣”之二是“謹”。所謂“謹”，即是“不苟且”，“一點一筆不放過，一絲一毫不潦草，舉一例，立一證，下一結論，都不苟且，即是謹，即是慎”。胡適認為羅爾綱身上有一種狷介的品行，這種狷介就是在行為上不苟且。胡適說：“我深信凡在行為上能夠‘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與’的人，在學問上也必定可以養成一絲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習慣。”所以，胡適很早就對羅爾綱強調，說他那種一點一劃不肯苟且放過的習慣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資本，這不是別人可以給他的，這是他自己帶來的本錢，“有了這種不苟且的精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有大進步”。胡適也一再告誡羅爾綱，“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會鬧笑話”。羅爾綱接受了胡適的教導，將“謹”自覺應用於自己的讀書治學。如，關於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中張冠李戴將王涯記作王播，以及袁枚《祭妹文》中“諾已”一詞分開讀便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羅爾綱寫了兩段札記。胡適的評價是：“你的兩段筆記都很好。讀書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進步。”胡適還將古人的“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轉贈羅爾綱，以示激勵。又如，經歷胡適寫作《蒲松齡的生年考》與《醒世姻緣傳考證》，羅爾綱感到“十分榮幸”，表示自己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便是親承師教讀了兩篇考證得來的。這裡的態度和方法主要就是謹慎，即“不苟且”。
“四字訣”之三是“和”。所謂“和”，指的是心平氣和，即是“虛心體察、平心考察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張，一切反對我或不利於我的事實和證據”。如果能夠拋棄成見，服從證據，捨己從人，則“和之至也”。羅爾綱讓胡適十分欣賞的一個方面就是他的虛心。胡適說：“爾綱對於我批評他的話，不但不怪我，還特別感謝我。我的批評，無論是口頭，是書面，爾綱都記錄下來。有些話是頗嚴厲的，他也很虛心的接受。”虛心聽取意見、建議方面，羅爾綱確實做得很好。如，羅爾綱寫《春秋戰國民族史》的過程中，根據的史料以《左傳》為主，並參考《世本》《竹書紀年》各書。胡適瞭解了羅爾綱的研究後，就史料問題對羅爾綱作了尖銳批評：“你根據的史料，本身還是有問題的，用有問題的史料來寫歷史，那是最危險的，就是你的老師也沒有辦法幫助你。”鑑於中國上古史資料稀缺，胡適建議羅爾綱研究中國近代史，“因為近代史的史料比較豐富，也比較容易鑑別真偽”。又如，關於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胡適批評羅爾綱：“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至今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胡適的話，讓羅爾綱“毛骨悚然”，但這番話確實引人深思、教人奮發。有的時候、有的問題，胡適作為“外行”提出意見、建議，羅爾綱也是恭敬聆聽。如，羅爾綱研究清代軍制，將自己的計劃寄給胡適。胡適表示“恐不配批評”，但還是談了一家之言，“鄙意研究制度應當排除主觀的見解，盡力去搜求材料來把制度重新構造起來，此與考古學家從一個牙齒構造起一個原人一樣，這可稱為再造Reconstrud工作”。此外，胡適還提了研究的方法、步驟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讓羅爾綱頗受啟發。可見，即使是“外行”的話，也未必全無道理、全不管用。
“四字訣”之四是“緩”。胡適認為，“緩”字在治學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義只是從容研究，莫匆遽下結論。凡證據不充分時，姑且‘懸兒不斷’”。年輕時的羅爾綱，在這個方面也得到了良好的教訓。如，羅爾綱寫了書評《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這是一個急救章。胡適讀後，對羅爾綱的草率、武斷作了批評，指出“判斷的不易，正如考證不易下結論一樣”，做文章要站得住，就“不要有罅隙給人家推翻”。同樣，就羅爾綱寫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胡適透過書信的形式加以告誡，“這樣的文章是做不得的”，因為“這個題目根本就不成立”。胡適認為，做新式史學的人切不可胡亂做概括論斷，“常作文字，固然是好訓練，但文字不可輕作，大輕易了就流為‘滑’，流為‘苟且’”。再如，《上太平軍書的黃畹考》經歷三稿，胡適才認為證據充分、結論可靠，才幫羅爾綱拿去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表，成為羅爾綱第一篇在國內著名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考證文章。這次寫作經歷，讓羅爾綱深刻明白，做文章不能急，“應該一改、再改、三改，方才少免錯誤”。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不管王國維原意如何，也不管世人如何解讀，都不可否認的是，做學問不可急，也急不來。這也是胡適所倡導的“緩”。
當然，胡適所說的“四字訣”，勤、謹、和、緩之間並不是涇渭分明、各自獨立，而是彼此關聯、融為一體。胡適說，羅爾綱“有他那樣一點一劃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虛心，加上他那無比的勤奮，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會有良好的學術成績”。胡適作出這個“預言”是在1948年8月，雖然上天並沒有給他時間看到這個“預言”能否兌現，但羅爾綱後來近半個世紀的勤、謹、和、緩，以及他所取得的學術成績，確實證明了胡適所言極是。
《師門辱教記》中，關於羅爾綱在胡適家中的日常所佔篇幅雖然甚少，卻十分出彩，細細讀來，令人動容。換言之，胡適對於羅爾綱，學術上是耳提面命的嚴師，生活上是情真意切的益友。
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家在廣西人在上海的羅爾綱能夠到胡適家中做家教、做學問，這是何其有幸，何其難得！在胡適眾多的弟子門生中，也只有羅爾綱有這份福氣。而且，羅爾綱在胡適家中，衣食住行基本上沒受委屈。羅爾綱自己也坦言：“我還不曾見過如此的一個厚德君子之風，抱熱誠以鼓舞人，懷謙虛以禮下人，存慈愛以體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覺到一種奮發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羅爾綱年輕時體弱多病，常懷著一個“死亡的恐怖”。胡適以張元濟為例，開導他“一個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萬莫要存著怕死的念頭。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會康健的”。羅爾綱聽了這番勸誡，漸漸學會了自我鼓舞。胡適自己也是抱著“生吾順事，歿吾寧也”的心態應對“歸去”之可能。胡適說：“我是不把病當作病看的。一個人到了要死的時候，就讓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當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的恢復。”可以說，這方面，胡適自己也是羅爾綱一個很好的榜樣。
胡適對羅爾綱的關懷，於細節最可見。如，羅爾綱重返胡家時，胡適親自到車站去接。因兗州一帶戰亂，列車誤點。胡適回家後，又電話車站，詢問訊息。又如，當收到羅爾綱的清代軍制研究計劃時，胡適正在協和醫院檢查身體。但他不顧病體，冒著酷暑給羅爾綱回信，且一回就是兩函，既教訓，又鼓勵，苦口婆心，紙短情長。
胡適
胡適與羅爾綱之間還有一段交往不能不提：1936年春，羅爾綱已在北大考古室做了兩年助理，可職務和待遇都不曾上升。因蔣廷黻出任駐蘇大使，羅爾綱的朋友吳晗、谷霽光等就推薦他去清華接任，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也表示接納。但胡適卻作了辭謝。胡適的意思是，中國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廣，而羅爾綱當時還只是研究了太平天國一部分；加上蔣廷黻是個名教授，不是誰都能輕易頂替。胡適對羅爾綱說：“如果你在清華站不住，你還回得北大來嗎？”胡適說這話時，想必是有所考慮的。當初，二十幾歲的他能夠在北大站穩腳跟，固然與自身學歷學識有關，但“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也多虧傅斯年等人的“保護”。如今，羅爾綱貿然進入清華，能有自己一般幸運嗎？聽了胡適的解釋，羅爾綱幡然醒悟，明白了胡適對自己的愛護。俗話說，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與其日後招架不住落荒而逃，不如眼下安分守己蓄勢待發。不得不說，胡適是睿智的，也是周全的。不久，鑑於羅爾綱的生活實際，胡適為他爭取了地位的提高和待遇的改善，併為他配備了助手，使他更有心思讀書治學。
總的來說，羅爾綱跟隨胡適五年，胡適給的明顯不是一個工作機會，而是一個學習機會。雖然，這只是胡適與青年交往的一個特例，但對於青年人才的教育，胡適總是以自己的方式發掘、提攜、幫助、指導或者建議。可以說，“教育固然只是胡適先生豐富人生閱歷中的一部分，但它已經內化為胡適先生的一種自覺的人生責任與本能”。（王賀元語）
出版風波
《師門辱教記》完成以後，羅爾綱並沒有馬上把書稿寄給錢實甫，而是把書稿留在手中，主要是擔心裡面有“不得體的話”。羅爾綱的謹慎，也由此可見一斑。羅爾綱妻子陳婉芬也建議讓胡適看過再做安排。但這時的胡適“持節海外，為國宣憂”，一時不便聯絡。1943年11月，錢實甫電催書稿，羅爾綱感於對方的盼望，遂將書稿寄出。1944年6月，書稿由桂林建設書店印出。可惜，戰亂不斷，《師門辱教記》甫一問世，便成絕版。
1945年初，羅爾綱對《師門辱教記》做了修改，並請盧吉忱重印。盧吉忱時任重慶獨立出版社總經理，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秘書兼文科研究所秘書，與羅爾綱有過交誼。同時，盧吉忱與胡適也有交往，想約胡適為書稿作序。不巧，胡適人在美國，俗務纏身，不能及時作序，導致書稿滯留社內。
1946年11月15日，羅爾綱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學生於去年寄上兩函，一寄趙元任先生轉，一寄紐約吾師寓所，後寄呈所撰《師門辱教記》一冊。今秋7月底，在李莊航空掛號寄呈所撰《太平天國史叢考》、《綠營兵志》、《師門辱教記》三書至北京大學，未審都一一蒙賜閱否？”從中可知，羅爾綱已兩度將《師門辱教記》寄呈胡適。但胡適是年7月回國，9月正式接任北大校長，千頭萬緒，焦頭爛額，書稿未曾收悉或無暇顧及，也不足為怪。羅爾綱對書稿掛肚牽心，也完全可以理解。
1948年5月30日，羅爾綱寫信給胡適，談及近期幾個設想，其中第三個要做的事是要把《太平天國史》及《師門辱教記》付印。信中，羅爾綱想讓胡適寫一封介紹信給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朱經農，以便書稿能夠印行。羅爾綱還向胡適簡要交代了書稿的遭遇——“《師門辱教記》三十三年秋出版於桂林，時已緊急疏散，建設書店送了十冊樣本給學生，大家都走了，外間不曾有流傳。戰後，該書店已停辦。學生當日不曾與該書店訂有什麼契約，也沒有領過分文報酬，所以今天可以把它再印。”同時，羅爾綱曲線“討好”胡適，說“這本小冊子同事和朋友都說好”，並引了社會所圖書館主任宗井滔的話——“我曾經看過一本胡適之的傳，看過幾篇寫胡適之的文章，到今天我看了你的這本小冊子，才見到胡適之的偉大！”羅爾綱還告訴胡適，他曾將《太平天國史辨偽集》與《師門辱教記》一同寄給商務，但商務接受了前者，拒絕了後者。
一個星期後，也就是1948年6月6日，羅爾綱又給胡適寫信：“《師門辱教記》改稿蒙師擬賜閱一遍，聞訊歡忻莫已！當遵命改為《胡適先生的教學方法》於昨日航空雙掛號（凡無信件夾於內的文稿可作印刷品）寄呈，想已收到，敬乞師斧正錯誤，並乞師榮賜序文一篇於卷端（卷端訂定有八頁空白道林紙，乞師賜序其上）。”可見，胡適已經向羅爾綱釋放相關訊號，羅爾綱也是做了精心準備。而一向謹慎且膽小的羅爾綱這次敢於主動向胡適索序，緣由是“前十天王之屏（崇武）兄就提議叫學生請師賜序了，學生心裡很想，但不敢乞求。今敬悉吾師如此過愛逾恆，所以學生就斗膽敢乞師賜序了。學生想就是其他的著作都湮沒而這一冊小書若幸得師賜序文，則學生微名亦將附師蓋世大名而長垂不朽了”。數年之後的今天，我們讀羅爾綱的這話，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欣幸之情，感受到《師門辱教記》在他心中的分量。可想而知，有了胡適的序文，有了胡適的推薦，再加上胡適與朱經農的交誼，“商務樂於接受印行那是不待說的”。在此之前，羅爾綱曾讓顧頡剛介紹印行，顧頡剛介紹的是文通書局。兩相比較，羅爾綱更加有意商務。
誰料，沒過多久，羅爾綱要到嶺南教書的計劃夭折，而手頭又十分拮据。恰好一個同鄉李君在《學原》做編輯，想將《師門辱教記》列為他們的叢書之一，並且也是在商務或中華這樣的品牌書店印行，還答應先付兩千萬的稿酬。羅爾綱左思右想，最後同意。自然，他要向胡適做個說明，“此稿學生目的是要在商務或中華大書店印，現既有人即送稿費以濟急需，又可在商務或中華印，所以就不致再勞煩吾師麻煩朱經農先生了”。
稿酬已經收了，可胡適的序文還沒影子，羅爾綱不免著急。1948年6月28日，羅爾綱致信胡適：“《胡適先生的教學方法》稿，乞師有閒時賜改及賜短序後，敬乞航空雙掛號賜寄回來，俾得將該稿交與李君（此事學生於14日函中已稟過），因學生已領了稿費了。惟恐吾師沒有時間沒有工夫時千萬莫要抽工夫來改，待得閒時再請賜教。學生因為恐怕14日信沒有收到，故在這裡再奉稟而已。”明裡是體諒，其實是心切。胡適大概也體察了羅爾綱的不易，故而再忙，也要為這位“不苟且”的弟子上心了。
很快，胡適了卻了羅爾綱夢寐以求的心願——斧正《師門辱教記》。這讓羅爾綱感激涕零。1948年7月20日，在給胡適的信中，羅爾綱寫道：“樊逵羽先生帶來自傳稿經於前日奉到，蒙師在百忙時候給學生細緻改一遍，尤其是其中蒲松齡生卒考一段，似乎是師新做的，不是舊日原文，尤為可寶。這份稿子，學生要儲存吾師手稿，打算另抄一份送學原社。”
在審閱了《師門辱教記》之後，胡適又很快為書稿作了序文。1948年8月3日，胡適完成序文並及時寄給羅爾綱。序文中，胡適表示，羅爾綱的這本自傳是一口氣讀完的，“很使我懷念那幾年的朋友樂趣”。胡適一貫提倡傳記文學，並常常勸人寫自傳。他認為，羅爾綱這本自傳“好像是自傳裡沒有見過的創體”。胡適最後指出，“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的經驗，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據羅爾綱回憶，胡適給羅爾綱的信中，稱這本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35個榮譽博士還要光榮”。羅爾綱收到胡適的序文後，不勝歡忻，“蒙師在百忙之中，賜給學生這篇師恩洋溢的垂愛之序，微名將籍賜序得列為一代大師的門徒，這是一生最大的光榮，夢想不到的光榮”。
可惜，時局動盪，新舊交替，即便《師門辱教記》已經胡適審閱，即便《師門辱教記》添了胡適序文，也未能及時出版。隨後，胡適從“神壇”墜入“地獄”，羅爾綱心心念唸的《師門辱教記》還是讓他心心念念。不同的是，從前希望這本小書能夠廣為流傳、廣為人知，而今是希望這本小書不為人知、不見天日了。
《師門五年記》
1948年底，胡適無可奈何，去國離鄉。1952年，人在臺北的胡適向盧吉忱取得《師門辱教記》的修改稿本。1953年，胡適去美國時將書稿帶去，後又帶回臺灣。1958年12月17日，胡適將《師門辱教記》改為《師門五年記》，題寫書名，並作後記，自費付印，為的是用作自己68歲誕辰及北大成立60週年校慶紀念日的回禮。胡適在“後記”中寫道：“我現在自己出錢把這個小冊子印出來，不作賣品，只作贈送朋友之用。”大概一月有餘，胡適將書稿重印，《師門五年記》始在圈內較廣流傳。
1962年2月24日，胡適生命的最後一日。當天中午，胡適與吳健雄等人談及《師門五年記》。返回家後，胡適囑咐秘書胡頌平，將《師門五年記》給吳健雄、吳大猷、袁家騮、劉大中等院士每人送一本。當晚，在歡迎“中研院”新院士酒會席散時，胡適因心臟病猝發不幸辭世。據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臺灣，《師門五年記》如同教科書一樣銷行。
社會影響
《師門五年記》在沒有大量流傳時，已得到了不少人的好評。羅爾綱在致胡適的信中，先後提及宗井滔、顧頡剛等人給予的好評。《師門五年記》印行後，收穫更多反響。如，金承藝讀了《師門五年記》後表示：“我得承認這本小書使我很受感動。如果這本書僅只是敘述羅爾綱自己與胡適之先生間師生相處五年，對師恩稱頌的報道，那我以為它就不會很感動人了。我所以受這本書感動，是因為這本小書中有‘從來沒有人這樣坦白詳細的描寫他做學問的經驗’（胡先生在序中的話）。它不單是介紹出一位對學生的態度如煦煦春陽，而對學生求學問的態度卻又要求一絲不苟，一點也不能馬虎的先生，並且敘述出一個極難得的虛心、篤實、肯接受教訓的學生。做學問，而且一點不苟且、永遠說實話，這大概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在這本書裡，有一個不苟且、說實話的學生，這真不能不使人感動了。”又如，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讀了《師門五年記》後給胡適寫信：“前天在友人處見到羅爾綱先生所寫《師門五年記》，假歸一口氣讀完，深感羅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之遇青年學生親切、體貼、殷殷督教，無所不到至極，讀之令人神往，深感此書不但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再如，香港《明報》刊登江荼的《兩位史學家》，文中提到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認為“胡適不只顧到成全後輩，更重‘自教’，對學生亦無微不至，處處為羅氏設想……讀這本書我們深嘆今日教育界何等缺乏適之先生一般的好老師，而像羅爾綱一樣的好學尊師的學生更鳳毛麟角了”。
1994年7月，羅爾綱將《師門辱教記》從胡適之意改名《師門五年記》，外加《胡適瑣記》交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發行。1995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也印了名曰《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簡體字版，後又有多種版本問世。國內讀者讀了《師門辱教記》後，感想、評論大同小異。如，文喆在《模範的師友關係——讀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中指出，“從這對師生的事蹟看，‘師道’的核心，其實是人格影響與態度、方法的引導”。萬波在《取耶？與耶？不苟且！——從〈師門五年記〉看現代師生關係》中指出，“當前，在現代性的僭越下，師生關係已然受到強烈衝擊，發生了一定程度的‘異化’。《師門五年記》一書不僅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它所體現的師生之間在學術、在為人方面不苟且的精神和態度，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啟發意義”。許國蕊在《〈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讀後感想》中表示，胡適與羅爾綱的師徒故事是師道尊嚴的一個典範，“有這樣的老師才有這樣的學生，有這樣的學生才能寫出這樣感人的文字”。
應該說，《師門五年記》確確實實給了被羅爾綱一貫尊稱為“適之師”的胡適“比他得到35個榮譽博士還要光榮”的光榮；而被胡適親密稱之為“我的朋友”的羅爾綱也確確實實享受到了他作為“一代大師的門徒”一生中“最大的光榮，夢想不到的光榮”。
遺憾的是，“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固然美好，可惜這圖畫並不是風雨不蝕。白紙黑字寫過《師門辱教記》的羅爾綱，在推倒胡適的年代也從幕後走上前臺，向他的恩師胡適——確切地說是胡適的影子開起了“火”。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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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