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土地改革在1953年已經基本完成，全國3億多農民無償分到了7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每年可以省下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
然而僅僅兩年時間過去，新的情況又出現了。
雖然大家都獲得了等量的土地，但是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趨勢，依然是朝著少數人發家致富的“富農”方向發展。
由於農民個體差別很大，就算是拿到了同樣的土地，很快就能分出個三六九等。
照這樣發展下去，貧富分化依然存在，隨之而來的階級分化依然難以避免。
如何應對這種局面？當時有兩種聲音。
一種聲音認為，兩極分化的後果很嚴重，等於開歷史倒車。所以不能放任個體野蠻生長，應該透過“農業合作社”加強引導。
另一種聲音認為，兩極分化是正常的，不必過於擔憂，因為有差距大家幹活才會更積極，農村的問題可以先放一放，等到工業化完成後再來推動“農業合作化”。
毛主席經過慎重考量，認同了前者。1955年，他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並認為農民的富裕是首先要保障的。
畢竟，農民才是建設新中國的主力軍，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再到剛結束的抗美援朝，如若沒有農民子弟兵在前線的奮戰、以及數億農民在後方的支援，勝利就是空談。
最終，全國人民很快達成共識：必須推動農業合作化，消除廣大人民在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阻礙。
引導農民走向共同富裕，有兩個攔路虎。
第一個是懶。兩千年來中國農民早已習慣在地主的高壓下勞作，而今沒有了績效壓力，反而不知道怎麼幹活了。
本想著為自己勞動會幹勁十足，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由於樂天知足、小富即安的小農思想非常普遍，農民的勞動熱情並沒有被徹底激發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極少數勤奮、活好的農民，自然會脫穎而出成為富農，貧富分化自然也就無法避免。
第二個是散。由於廣大新解放區並沒有接受新思想的洗禮，導致很多農民沒有集體主義精神。他們只想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有什麼好處就想往兜裡一塞；不想從事集體勞動，給社會做一點貢獻就覺得虧大發了。
針對這一點，1951年全國上下發起了“李四喜思想”大討論。
李四喜其實是一個虛擬人物，代表了那群毫無思想覺悟的農民。這次探討持續了5個月，在輿論界收到了不錯的效果，但中國農村傳統根深蒂固，單靠討論也不太可能扭轉風氣。
為了克服“懶”與“散”，一個強有力的生產組織是必要的。
新中國在學習蘇聯模式的基礎上快速普及農業合作社，到1955年底，全國初級社發展到109.5萬個；1956年底，加入高階社的農戶已經達到了90%以上。
我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僅僅用了七年就基本完成，但是效果並不理想。由於大鍋飯、平均主義傷害到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生產效率依然沒能大幅提升。
這是新中國關於“共同富裕”的第一次嘗試，雖然沒能成功，但起碼說明了一點，那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目標，從一開始就是奔著實現“共同富裕”而去的。
人類社會發現到現在，“共同富裕”依然停留在概念設計階段，並沒有哪個國家真正實現過。
中國會不會成為人類第一個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國呢？這已經不是一種希望，而是我們必須去達成的目標。
不僅僅是因為咱們的體制，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中國大多數行業都已經走過了野蠻生長期、逐漸成熟，後來者的機遇已經很少。我們又不可能學美國去搞霸權擴張，如果不進行財富的再次分配，社會將會變成一潭死水。
在野蠻生長的年代，其實是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造富神話”的，一方面，馬雲們在瘋狂圈錢的同時，也把蛋糕做得越來越大，很多普通人其實也得到了好處；
另一方面，這個時期發行的海量貨幣需要更多蓄水池來儲存，富豪本身就是天然的資金蓄水池——就算手握幾千億，人家一年的消費也很有限，大多數資產只是數字而已，如果這些錢分散在普通人手裡流通起來，那通貨膨脹不知要嚴重到什麼程度。
但是野蠻生長總有盡頭，比如這兩年房地產和網際網路這兩大造富行業都見頂了，一旦行業不再增長、蛋糕固定下來，還像以前那樣去造富，後果就有點嚴重。
比如，過去二十年房地產對城市化貢獻巨大，因為開發商在蓋房子的同時也蓋了很多學校、醫院、商場、公園，這叫把蛋糕做大，開發商雖然腰纏萬貫，但是普通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但是這兩年城市化明顯到頂了，農村能進城的基本都已經進城，六個錢包也被掏得見了底，這時候再去吹地產泡沫，就叫與民爭利，會讓富的更富窮的更窮，會讓年輕人不敢結婚拒絕生娃。
再比如，在網購經濟見頂後，薇婭一個人一年掙好幾十億，就意味著好幾萬個店鋪利潤慘淡，這背後可能會影響到幾十萬個家庭的消費水平。
改革開放後我們提倡先富帶後富，但是如果先富的那波人不知天高地厚、利用時代紅利撈完了就想砸場子走人，完全忘了自己還有“帶後富”的義務，那麼這些棋子的好運也就到頭了。
特別是，這些年由於很多行業發展見頂，我們十分震驚地發現，一些大佬的財富擴張竟然是透過對老百姓收入的洗劫來實現的，這種人早晚要倒大黴。
當越來越多的“先富”無法把蛋糕做大，只知道瘋狂內卷壓榨員工、講故事圈錢危害社會，也就意味著“先富”已經失去價值了，屬於他們的歷史階段已經過去。
那麼接下來，“實現共同富裕”的百年大計，自然就要提上日程。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影響共同富裕的兩大攔路虎——“懶”與“散”，現在是否有了完美的解決方案了呢？
先說說“懶”。
懶，是人性，基本是無解的。
如果沒有老闆的“壓榨”、沒有客戶的“催命”，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能在工作崗位上保持強大戰鬥力？
在上世紀的蘇聯，斯大林曾嘗試透過榮譽感、使命感來替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壓榨剝削”，從而提升勞動效率，但是這種方法往往只對一兩代人有效。
因為經過革命洗禮的年輕一代，依然會恢復到“偷懶更舒服”的出廠設定。六十年代之後，蘇聯人也只是看在高福利的份上才願意賣命幹活。
好在這個問題在當下的中國並不存在，倒不是因為我們天生勤勞，而是數億中青年群體普遍背上了鉅額房貸，肩挑父母養老壓力、頭頂孩子教育負擔，就算沒人壓榨，我們也實在懶不起來。
再說說“散”。
從薇婭被罰後一千多名網紅主播排隊補稅這件事上來看，只要監管到位、獎懲公平，這一代人基本還是能履行自己的基本義務，不至於影響團結。
畢竟我們已經有了網際網路和大資料，對於那些自私自利、只進不出的少數人，用再嚴厲的手段去治理我們都熱烈歡迎。
百年大計容不得鑽半點空子，大環境公平了，“共同富裕”自然也就不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