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蔣介石恨得咬牙切齒的一個人

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這裡匯聚了來自原三民主義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以及其他黨派的愛國人士，宋慶齡擔任民革名譽主席，而李濟深擔任主席職務。這位曾經被蔣介石三次“永久開除黨籍”的民主愛國人士，此時在國民黨左派的聲望正是如日中天。

圖：李濟深紀念像

在民革成立當天，李濟深當即釋出成立宣言：“現今民革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國民黨內部實力派投身到革命陣營之中，配合人民解放軍打倒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能夠順利策反一些重要人物，李濟深先後派遣不少主力骨幹返回大陸，配合解放軍進行策反工作，他曾經給傅作義、閻錫山、李宗仁、程潛等人寫信，敦促他們早日認清形勢，早日通電起義反蔣。

當然，策反也是需要資金進行活動的，而當時李濟深在香港並沒有什麼可以依靠的生意或者產業，家庭環境十分拮据。在這種情況下，李濟深毅然決定將位於南京的老房子進行出租，這才籌集到20萬港幣用於策反活動經費。後來，毛主席等共產黨中央領導同志得知李濟深的困境之後，立刻派董必武前往香港，為其撥付700萬港元作為活動經費。

圖：民革領導人李濟深(前排左三)、何香凝(前排左四)等在香港合影

之後數年的時間之中，他利用自己的特殊關係，積極策動國民黨內部人員通電反蔣，並且取得了極其優異的戰果，最終北平、湖南、四川、雲南、新疆五地宣佈起義，一槍沒放就被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了；而另一方面，正因為李濟深對新中國的解放有著很大貢獻，蔣介石自然懷恨在心，從947年開始就派遣軍統特務數次組織人手企圖暗殺李濟深，甚至直到1952年，還有特務趁機準備使用汽油將李濟深位於南京的住宅付之一炬，可見蔣介石對李濟深恨得可謂是咬牙切齒。

為保護袁崇煥墓，李濟深多方奔走，毛主席：你的意見是對的

現今的北京東花市南里小區，看起來和其他小區一樣，喧譁熱鬧非常。但要是稍微向後面走去，有心的遊客們就會發現，這裡有一條通往袁崇煥祠堂和墓地的僻靜小路，兩側綠樹成蔭。不久之後，遊客們就會發現，隱藏在綠樹成蔭的建築是一座灰牆紅院的北京四合院建築，上面的門板上書寫著一行大字：“明代民族先烈袁崇煥墓。”

圖：袁崇煥祠堂

和其他民族英雄所不同的是，這裡的祠堂向來冷冷清清，數間簡陋的祠堂房間之中，正中央房內擺放著袁崇煥的畫像，而左右牆面上掛著康有為等人的石刻文字。從祠堂後面出來，便是所謂的“有明袁大將軍墓”，據說袁崇煥死後，有一位余姓義僕偷出了他的頭顱並且埋在這裡，餘氏後人也就在這裡為袁督師世世代代守墓三百餘年。

袁崇煥，是明代歷史上一位著名的抗擊後金（清）的著名民族英雄，是“關錦防線”著名的構築者和守衛者，但最終卻被崇禎皇帝冤殺，成為千古奇冤之一，後來，明朝滅亡清軍入關之後，南明小朝廷才為袁崇煥平反昭雪。清朝乾隆時期，袁崇煥被汙衊的情況才大白於天下，袁崇煥墓才重新得以修繕，而為其守墓的餘氏家族成員的義舉才受到了世人推崇。

為紀念這位民族英雄，後人先後為其修建了祠堂和廟宇，其墓前石碑“有明袁大將軍之墓”乃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巡撫吳榮光親筆題詞，墓地周圍種植四季常青的松柏作為陪襯，並且四周還有著磚砌花牆，這一墓地一直保持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然而很多人卻有所不知，為了保住這片方寸之間的小小祠堂，李濟深等黨外民主人士曾經聯名上書毛主席，在毛主席的親自批示之下，袁崇煥的墓地才沒有在浩浩蕩蕩的北京城建運動之中消亡。

圖：北伐時期的李濟深

原來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以李濟深為首的黨外民主人士都積極參與到了建設新中國的活動之中，並且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1952年春，北京市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規劃建設，準備將城內大量的舊墳進行拆遷，而位於北京市崇文區東花市的袁崇煥墓地也被列入了被遷移的範圍之內。

圖：袁崇煥墓碑

得知袁崇煥墓地要被遷移的訊息，李濟深心中十分焦急，急忙找來葉恭綽、柳亞子、章士釗等民主人士商議對策，最終決定在1952年5月14日四人聯名向毛主席寫了一封字數不到200字的親筆信：

圖：中央檔案館藏資料：李濟深等民主人士的聯名上書信

“主席賜鑑，茲有陳者北京市府因計劃關係將城內各義冢飭遷出城，其中廣東新舊兩義園有前明薊遼督師袁崇煥遺墓和祠宇，歷見載籍，數百年來祭掃不絕，明末滿洲久為邊患，能捍禦者以袁崇煥為最……茲當提倡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之際，擬乞飭所司於該兩處袁崇煥祠墓特予保全，並加崇飾，以資觀感，不勝企幸，謹致崇禮。”

李濟深等四人寫給毛主席的信，雖然全文不到兩百多字，卻言簡意賅地將不能遷移袁崇煥墓地的理由寫得清清楚楚，並且還有機結合了當時的時局背景：“茲當提倡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之際”。當時，抗美援朝戰爭尚未徹底結束，李濟深等人所寫的這封信突出了保留袁崇煥墓地所代表的政治意義。

圖：彭真同毛主席正在散步

毛主席在收到這封信之後，立刻指示北京市市長彭真徹查此事，並進行妥善處置。5月16日，毛主席在此信的左上角批示：“請彭真同志查明處理。我的意見是並無大礙，袁崇煥墓地應該予以保留。”

5月25日，毛主席專門寫信回覆道：

“……近日又接到先生等四人來信，說明末愛國領袖人物袁崇煥祠廟事，已告彭真市長，如無大礙，應予儲存。此事嗣後請與彭市長接洽為荷。”

圖：袁崇煥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關懷之下，袁崇煥墓地很快就得以修復了，每逢清明時節，很多知名人士都前往這裡進行祭掃，就連周總理也親自前往弔唁，改革開放之後，北京市政協更是提出了《關於修復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煥祠墓》的提案。1991年第十一屆亞運會召開之前，北京市政府專門撥款40萬元再次修繕袁崇煥墓地，次年北京政協組織了各界知名人士再次來到袁崇煥的墓地面前進行憑弔。現今，袁崇煥祠墓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成為了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之一。

拿著比毛主席還高的工資，家教卻極其嚴格

李濟深不僅關心國家大事，在日常生活之中也保持著良好的家風，尤其對下一代教育很嚴。而在李濟深所有的子女之中，女兒李筱桐是他最為寵愛的，也是受他影響最深的。1942年，李筱桐出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狼煙之中，此時李濟深正忙著抗日大計，所以家裡的經濟十分困難，導致李筱桐天生營養不足。到了1944年桂林失陷之後，李濟深堅持帶著部隊到十萬大山之中抵抗日寇，跟隨部隊的李筱桐可謂生活十分艱苦，每天只能吃發黴的米和白薯秧，因此從感情上來說，李濟深感覺對她是有著很大虧欠的。

圖：1948年6月，李濟深在香港的家中

等到新中國成立前後，李濟深帶著一大家子人來到了北京，住在了位於北京西總部衚衕5號的“李公館”之中，這裡原本是一處北京四合院的三套平房，有著大小房間20餘間，但用來安排李濟深一家人依然有些吃力。在當時，跟隨李濟深一起來到北京的一共有23人，包括李濟深的原配夫人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蓮，還有20多個兒子、女兒以及孫輩成員。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考慮到李濟深要養活這麼一大家子人，因此李濟深的工資是全國最高水平——每個月500元，比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工作都高，並且毛主席還特批讓李濟深拿雙倍工資，也就是每個月1000元。但即使如此，李濟深的家庭情況也不容樂觀，因為李濟深的關係廣泛，解放之後一些原先國民黨的軍官生活經濟比較困難，經常找他求助，李濟深往往一給就是二百元，因此每個月1000元的工作依然顯得有些捉襟見肘。

儘管如此，李濟深依然對女兒李筱桐嚴格要求，還沒有入學的時候，她的零花錢每個中午只有2毛錢，而按照當時的物價情況來說，一毛錢才能夠買上一碗餛飩，5分錢才能買一個燒餅。等李筱桐上學之後，李濟深依然嚴格控制女兒的零花錢，避免她養成亂花錢的習慣，直到上大學的時候，李筱桐每個月的零花錢才超過了10塊錢。

圖：1948年，李濟深的全家福

李濟深還囑咐學校裡的老師，不要因為自己的女兒的身份問題，就不敢嚴格管教，因此從小女兒李筱桐就受到了嚴格的教育。小時候的李筱桐十分貪玩，有的時候弄得雙手很髒，也不注意洗手，於是班主任就經常揪著她的小黑手向全班展示說：“瞧瞧，這就是咱們國家副主席千金的雙手。”

除此之外，李濟深從來不用公車接送李筱桐上下學，都是讓女兒騎車或者步行前去，但只有一次例外。在當時，為了給父親購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連環畫，女兒李筱桐煞費苦心，有一次因為找書上課就快要遲到了，李濟深得知之後就派車送女兒上學，這也是李筱桐印象之中父親唯一破例的一次用公車送自己上學。

李濟深遭遇困境，毛主席一句話解圍：民革我就認識李濟深

1956年，為了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工作，做好民革參政議政的本職工作，李濟深建立了《團結報》作為宣傳陣地。但此時，李濟深的年歲已高，工作負擔又很重，身體情況開始每況愈下，雖然每天看起來還是精神煥發紅光滿面的樣子，但他的身體已經經常出現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經常出現頭暈不適的症狀。儘管如此，他還是依然堅持在統戰工作上繼續工作，貢獻出屬於自己的一份力量。

圖：毛澤東同前來迎接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西苑機場合影。前排右起：毛澤東、郭沫若、李濟深、沈鈞儒

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了座談會，李濟深也欣然參加。在這次座談會之中，毛主席希望各民主黨派人士能夠對現在黨內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真誠的看法，最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濟深也參加了這次的座談會，並且能夠從毛主席的講話之中感受到這份真摯與決心。

雖然此時李濟深年事已高，但為了響應毛主席的這次號召，李濟深仍然盡心盡力，除了在民革內部積極發動這一運動之外，還多次與民革資深人士進行談話，讓他們打消顧慮、暢所欲言，實事求是地對黨內一些問題進行批評指正，李濟深曾經這樣說道：“只有我們肯講真話，才算是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真正朋友。”

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 大典上的毛澤東與李濟深

5月中旬，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之中，民革等民主黨派人士發表了大量的批評指正意見，但其中有些意見有失偏頗，顯得有些尖銳，這就導致事情出現了令人始料未及的變化，一些心懷叵測的人便趁機攻擊李濟深，稱其缺乏鬥爭觀念，思想落後等等，對此李濟深在6月18日民革的一次座談會之中強調：“我們民革同志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提出了很多意見，但有些同志卻提出了一些錯誤的意見，這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和人民的，我們必須予以反駁。”

儘管如此，李濟深依然面臨著強大的精神壓力，他對一些情況的發生感到有些不能理解。要知道，自從李濟深擔任民革重要職務以來，他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十分尊重毛主席和周總理，並且強烈贊成走社會主義道路，可如今卻遭到了一些非難。在這些日子之中，李濟深呆在家裡是茶飯不思，整日沉浸在苦悶之中，但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一沉重的思想包裹最終還是讓毛主席親自為他解開了。

圖：毛主席與李濟深

一天深夜，李濟深忽然接到一個電話，電話稱中央的一位領導同志找他有事，請他馬上去中南海一趟。李濟深立刻欣然前往。過了大約一個小時之後，李濟深從中南海回到家中，他這時的表情已經笑逐顏開，與之前判若兩人，他帶著自信的微笑對家裡人說，是毛主席找他去談話的，但出於保密，他不能透露談話內容。到了第二天，李濟深又帶著家人前往街上，購買了一些北京烤鴨和美味的菜餚回家進行慶祝。

後來，家人們才從周月卿的口中得知，這次毛主席找李濟深談話，正是因為有人為難他的這件事情，毛主席因為此事對有關人員發了脾氣，毛主席曾經這樣說道：“民革之中我就認識李濟深，你們誰也不能動他。”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預和保護之下，李濟深終於在這次轟轟烈烈的運動之中得以順利過關。

圖： 前排左起：譚平山、章伯鈞、朱德、毛澤東、沈鈞儒、李濟深、陳嘉庚、沈雁冰

不過，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之後，李濟深的身體更是宛如風中殘燭，難以支撐下去了。1959年4月，李濟深曾經悄悄地對身邊的朱學範說：“老朱，我的身體不行了，撐不住了。儘管周總理囑咐我應該把自己的故事記錄訊息傳給後代，但怎奈我實在是力不從心啊。”5月中旬，李濟深已經重病在身，但他依然不忘囑咐前來看望的民革人士說：

“我還有兩件事情放心不下：其一、之前我在香港的時候，曾經同臺灣的某某談妥，等蔣介石徐州戰敗之後就起義斷絕他的後路。但後來我們北上，就失去了聯絡，以後你們千萬記得要接上這層關係；其二，聽聞黃紹說，德公（李宗仁）有回國的意願。這兩件事情我恐怕沒辦法親自辦理，所以轉告你們，並且務必保密。”

由此可見，在臨終前的一段時光之中，李濟深還依然念念不忘兩岸的統一問題。

1959年9月，李濟深忽感身體不適，不得不住院治療，但在9月15日，李濟深還是抱著病弱之軀參加了毛主席邀請各民主黨派的座談會。會議結束之後，毛主席快步走到李濟深身邊，輕輕握住李濟深的手詢問著他的病情情況，並且囑咐他要安心休養，配合醫生治療，並且還幽默地對李濟深說：“我們是在廣州飲茶相認識的，屈指算來已經有三十有五年的時間了，我還打算繼續和任潮（李濟深的字）先生一起共謀天下大事呢！”李濟深深以為然地點點頭。

圖：李濟深遺容

10月初，李濟深的病情忽然惡化，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之下，醫院竭盡全力進行搶救，但終因李濟深年老體衰，回天乏術，10月9日，李濟深不幸與世長辭。10月11日晚，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宋慶齡等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同志先後來到中山公園紀念堂，沉痛弔唁李濟深副委員長，在毛主席的一生之中，親自參加其他人弔唁活動的機會並不多，可見毛主席對李濟深的重視程度。後來，毛主席曾經對朱蘊山這樣說道：“要是任潮先生能多活幾年，那該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