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都大偉
近讀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頗有感慨。這位傑出的歷史學家余英時於今年8月1日在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年91歲。
余英時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儘管他本人曾撰文否認這一點。他用一生的時間闡釋頗具當時時代特色的新儒家思想，對華語世界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以余英時個人為起點，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新儒家的三代薪火相傳，也讓傳統文化的火種在海內外保留下來。
20世紀上半葉新儒家的興起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西方文明的引入衝擊了中國傳統的儒學意識形態，這樣就使得個人無法透過原有的意識形態對自身人生困惑的解釋中獲得心靈的慰藉和安定，從而出現了一種“意義危機”。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時人做了不同的努力，其中一部分知識分子從海外尋求救國良方，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選擇復興儒家傳統，從民族自身文化中重新尋找和汲取養分，再加上人們在文化轉型時代所產生的對“文化認同”的渴望，新儒家這一學派最終得以形成。可以說，新儒家基本是透過在中國近代以來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脈絡中思考本國的民族和文化的出路中產生的。
雖然說新儒家實際上經歷了幾代的傳承，各方面總的思想內涵十分豐富，不能一概而論，但每一代所倡導的學術路向是有一定共性的——從以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到以徐復觀、唐君毅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再到杜維明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實際上都把文化上的啟蒙反思和現代批判作為自身的主要任務，即都將儒學主要定位為一種“內聖之學”或心性儒學，而非“外王之學”或入世於家國天下的儒學。
但是，三代新儒家學人的思想中其實有許多“外王”的成分，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張君勱、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代表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分別代表港臺和大陸的第二代新儒家——他們都極其強調文化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重要性，這被稱之為“文化民族主義”或“文化的國家主義”。
實際上，文化民族主義長期伴隨著新儒家產生與發展的歷程，其最早的出現背景則是西方文明衝擊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這兩股潮流所帶來的民族傳統文化危機。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提到，“中國人對於西方化的輸入，態度逐漸變遷，東方化對於西方化步步退讓，西方化對於東方化節節嶄伐，到了最後的問題是己將枝葉去掉，要向咽喉處著刀，而將中國化根本打倒。”也就是說，新儒家是在民族文化遭受可能被西方文化吞噬的風險下產生的，其主要目的就是破除精神危機、復興民族文化。新儒學第一代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張君勱，則大力強調科學並不能完完全全地解決人生觀的問題，藉此間接批判了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主義。
而在傳統文化中，新儒家又將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儒家思想放在首位，這必然促使新儒家堅守“仁”的理想。這種“仁”的理想本身就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促使新儒家超越國家去展望“天下一家”的普遍性遠景——實際上就是把家國天下作為一個連續的共同體，在這個連續體中，國是相對的，由於其在不同時間段的形態都有所不同，因此其性質比較模糊，導致古代中國人無法想象有“國”這樣一個除了天下和王朝以外的抽象的共同體，也就是梁漱溟所說的“中國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則身家，遠則天下，此外便多半輕忽了”。
三代新儒家的“家國天下”觀念確實也是基於這種理念逐漸形成。這種“天下”的基本框架就是由倫理性的禮儀制度所構成，深深刻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從而讓承繼了這種“天下”觀的新儒家人物也保留了牟宗三所說的“道德的理想主義”，即使到了近代，家國天下連續體出現斷裂，國家成為使得家國天下斷裂的中心一環，脫離了家國天下連續體而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新儒家也始終堅持透過文化來建構國家，將民族的文化和歷史視為民族的生命。
當然，新儒家並非是完全固守傳統不變，而是吸收西方先進的文明成果，對傳統文化加以改造，但透過文化的路徑來拯救民族於危機之中的本質是不變的。文脈傳承，漫天飛雪，接續揚揚，這大抵便是余英時先生和新儒家的三代學人不變的學術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