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善辯的智囊
1.子貢的能言善辯，建立在正確地分析當時諸國形勢的基礎上。他能夠洞悉各國諸侯與大將們的性格特點和內部矛盾，以及他們實行某些策略的目的。充分利用各方的矛盾為自己利用，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而這一切，建立在對資訊的收集，對人、對事、對事態發展的調查研究與周密分析的基礎之上。
可見，能言善辯必須有深厚的社會知識的積累以及獨到的真知灼見，而僅有空洞的說教、油滑的腔調是不行的。在現實中還要增加知識的積累和對事情，對現象的分析，用時才能遊刃有餘。
2.魯仲連是平原君的食客，就是後來官僚的門生，以幫人排除困難為己任。在此次論辯中他大量引用歷史事實，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證，以事實為依據、按照正常的推理，預測將來的後果，加上清晰的邏輯，說的人心服口服。 俗語說“事實勝於雄辯”，在辯論中適當引用事實，會起到空洞的理論所無法達到的效果。
3.虞卿採用歸謬法來批駁趙郝的割地奉秦的詭辯，用亡國的後果說服了趙王。 在趙王徵詢意見時則使用了類比論證法：他為留後路引用公甫文伯母親的故事，說明由於身份不便發表意見。樓緩向趙王表明自己是冒著罪名說真話，便增加了自己意見的可信性。
虞卿正確分析了各國間的關係，建議用土地結交齊國來迫使秦送禮求和。從中可以看出他既有口才，又諳熟外交策略。他能精闢地分析形勢，知道如何利用各國間的微妙關係，採取正確的外交策略為趙國取得外交勝利。
4.抓住問題的突破口，就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蘇代妙語取高都，就是因為他善於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思考問題，以高都本身為突破口，指出如果韓國讓出高都，周國一定會歸順韓國。秦國聽說後，必然大怒，他們會焚燒周國的符節，不與周國通使往來。這樣，韓國就以一個貧弱的高都，換來了一個完整的周國。這樣直陳利弊，緊緊抓住了的對方的心理，令對方不知不覺地走進了自己的“圈套”。 同樣，在說服魏王的故事中，同樣也是採用了直陳利弊，突破問題的論辯技巧。
5.“君為臣綱”，這是封建社會政治的一個重要主題，這也是封建社會政治的理想模式。然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由於君主一般都對臣有戒備之心，缺乏信任，往往就干擾了這一理想模式的實現，因此，陳軫雖然以自己的雄辯口才、充分的論據暫時消除了秦惠王的疑慮，但是最終還是沒有受到秦惠王的重用。 “忠且見棄”，這是戰國時的策士陳軫在這裡所闡述的中心思想。的確，陳軫善於用淺顯生動的寓言故事，來表達其抽象深奧的道理，使他人很容易的瞭解和接受他的思想方法。在這段話裡，陳軫採用了以退為進的言辯謀略，表面上看來，陳軫處於守勢，言辭卑微，承認了張儀和秦惠王對他的猜疑和推理；實際上，他是在用“楚人有兩妻者”的寓言故事，來說明“不忠將被拋棄”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道理，便有力地駁斥了張儀對他的誣陷，進而，暫且得到了秦惠王的諒解，接下來對其百般厚愛和信任。
6.《鬼谷子》一書曾講“釣語”，“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常持其網驅之，其不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
釣語是言談開始時的導引性、啟發性言語，以便引出對方的話頭以及對方不願外露的思想情感。清人俞樾釋曰：“釣語謂人所隱藏不出之言，以術釣而出之。”就象釣魚投餌一般，用簡單而富有引誘力的話語引導、開啟對方，使得對方非得開口說話不可。
7.庸芮簡單的幾句話，救了魏醜夫一條小命。庸芮先問太后一個“人死後有無知覺”的問題，等太后回答“有知覺”後，他假設太后的回答正確，然後按照你回答的觀點引出一個荒唐的結論，讓你還無法反駁。
有人說，倘若太后回答“人死後沒有知覺”呢，這也不要緊。如果太后承認人死後沒有知覺，庸芮又可以說，既然沒有知覺，太后你把先前所愛的人，活活地弄到墳墓裡同死人埋葬在一起，又有什麼道理呢？總之，無論太后如何回答，庸芮都是有說詞的。
在遊說活動中，有時被遊說物件，或由於情感的糾纏，或由於思想的混亂，或由於思維方法的錯誤，自覺不自覺的心存謬誤。在此種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借矛陷盾，先假定他的觀點成立，以此推論，引出荒謬的結論，將其引入他自己設下的“死衚衕”，然後加以剖析、糾正，使其醒悟，從而放棄他原來的錯誤觀點，這就是歸謬正誤的方法。
8.古人大臣判斷一件事物的性質，決釋君主的疑惑，這當然是他們的重要職責之一，但是由於它關係到社會的撥亂反正，帝業的成敗得失，因此，臣子為了君主下決斷是十分困難的事情。《鬼谷子·訣篇》說：“為人決疑，若有利於善者，隱託於惡，則不受矣，致疏遠。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決疑之所以難，關鍵在於：所依據的客觀資料撲朔迷離，而主觀判斷又往往受到人的愛憎以及對這些資料的取捨與否等。
人們行事在合理，既要合乎物理，又要合乎情理。行事遠失於理，是謂錯誤。既然理有兩種，因此就有兩種不同的錯誤。失於物理者，由於知識不足者居多，或者是因為粗心大意引起的，在所難免，情有可原。失於情理者，問題便嚴重的多，容易引起紛爭。人世間所有爭端，往往推廣而為慘劇戰禍，不在前一錯而在後一錯誤，二者固然不可的等量齊觀。因此，大臣在進諫過程中常常會遇到理智判斷與情感判斷的問題。作為一個成功的進諫對君主濃郁的感情，而他的感情應包含著深邃的思想，他的決疑才能既合情又合理，情理交融，才會有震撼君主心靈的感召力和說服力。
9.人們大約都會有這個體會：遊說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人們大都是很自信的，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就是這個意思。
平原君“為人剛正而有口”，幸而呂太后的闢陽侯竟不恥卑下地結交他。可是，這個傲慢的平原君，給他面子他竟不要面子，堅決不肯見面，給對方吃了一頓閉門羹，亦是奇也。“素善建”的陸賈深知此二人和秉，因此當處於窘況的時候，便來勸審食其抓住這一天賜良機，“奉百金說”以聯絡感情，他那句賀平原母死的開首語，不僅闢陽侯感到奇怪，其它君主也感到奇怪。待到山迥路轉闢陽侯方才見到“無限風光在險峰”，此時的審食其，全都籠罩在這一片溫情脈之中。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這是平原君這類高潔名士的風範之一。
10.小兵不動一刀一槍，就順利地迎回了趙王，是因為他敢於動腦筋，大膽自薦，巧妙論辯，抓住問題的癥結，直陳利弊，令燕將認識到殺害趙王將會得到更大的災難，等於是咎由自取，引火自焚。如果能夠仔細度量利弊得失，就應該釋放趙王，讓他回國，換取燕國的和平與發展。在這裡，勤雜兵短短的幾句話，抓住了燕將的恐懼心理，令他不趕輕易出兵殺害趙王，只好乖乖地放走了趙王。
由此可見，語言的力量是無窮的，論辯的魅力是永恆的，思維的火花需要我們點燃，智慧的潛能需要我們激發。
11.楊善出使瓦刺部，先試探對方的意圖，然後堅持真誠，以和為貴的原則處事。在處理事情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問題，設身處地地為對方著想。
和，是相對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種相互不同、相互對立的因素透過相互調節而達到的一種統一態和平衡態。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簡單地排列組合，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積極方面結成和諧統一的新整體。它保留了各個因素的特點，又不讓它們彼此抵消，因而是一個具有內在活力、生命力和再生力的整體。
和的觀念被付諸實踐，就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行為方式。國家興盛的理想狀態是和諧；文學藝術的最高境界是和諧；人們處理人際關係也崇尚和諧，堅持“以和為貴”，用自我剋制來消除矛盾和分歧，用相互切磋來揚長避短，透過尋找利益的一致性，把各方的不同之處加以協調。另外，“和”的最終目的，是人的心靈和諧。
12.外交談判是一種施展口才的語言藝術，歷史上那些優秀的外交家常常能夠透過辭令來解決軍事上難於處理的問題。宋使富弼面對著貪得無厭、不斷勒索的契丹王，一方面把歷史和現實進行對比，有意誇大北宋的兵力，進而從心理上打擊契丹主那不可一世的銳氣；另一方面，為其分析假設用兵後契丹主和群臣各自的利害得失，不動聲色地離間契丹內部的君臣關係。
人所共知，外交談判常常帶有鮮明的功利色彩，如果直露無遺地向對方表明己方的立場，態度強硬，往往會受到對方的逆反心理的影響，談判難以成功；而有意搞點迂迴戰術，似乎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為對方著想，有意引起其趨利弊害的動機，相反有助於達到自己的目的。
13.有些奇珍異寶，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會顯示出自己與凡物的區別。人也如此，有些人大智若愚，表面上看來，連普通人也不如，實際上則身懷絕技，所謂“人不可貌相”。同樣，人們做什麼事情都要適度，按規矩辦事，不要鋒芒畢露，否則容易過早地暴露自己的缺點，引起別人的嫉妒，激發不必要的爭端和矛盾。
14.張嘉言成功地平息了這場邊海兵變，有許多可以稱讚的地方：首先，兵變計程車卒相信他能秉公處置，而張公事先也曾調查瞭解了此事；其次，總兵管所轄計程車卒這次兵變，實為一次無理取鬧，因此張公神態剛強，理直氣壯，簡單扼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便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具有以正壓邪、力挽狂瀾的積極作用；最後，則是“擒賊先擒王”。此次鬧事，既屬無理，當好自為之，因此張公責其不得再譁，如譁，上司都可以將其斬首示眾。這樣，從此之後，世族竟沒有再敢嘩的人。
以上例子告訴我們：剛言能扶正祛邪，那些私心過重的人，看上去氣勢洶洶，不可一世，實際上是色厲內茬，內心空虛。如果對他們好言相勸，過分地容忍、退讓、遷就，反而會助長其囂張的氣勢，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使其得寸進尺，如果你敢於碰硬，口氣硬梆梆，那些人自會退避三舍。
15.“盡信書不如無書”。對書本上的東西要認真思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後結合具體實踐，進行消化和吸收；而不是要拋開書本，放棄讀書。“書是智慧的源泉”，我們只有靠自己的大腦去挖掘，才能“喝”到最適合自己的“泉水”。
孔子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生只有把讀書和思考結合起來，才是求學的正確態度。否則，只讀書不思考，就會使得自己困惑迷惘而無所得，人就會陷入精神疲憊、猶疑不安的困境。書是學習的工具，是用來完善自己思想的工具，如果像堂·吉柯德一樣一味地把書中的內容尊奉為聖旨，這不是我們人這高等動物應該做的事。當然有些書中的知識能被我們靈活運用到生活、學習中去，我們完全可以記住一些，如果一味地“吃”別人嚼過的饃饃，讓他人思想成為自己的思想，那人就失去了個性。
大家都把教師比作蠟燭，總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充滿著無私奉獻精神。其實教師更像是船長，他應擔當起對整艘船上乘客和水手的責任，教師是肩負著一種神聖使命感的職業，即使你將自己燃燒殆盡，或許還是未能讓人理解光明為何物，更無法萌生珍惜之情。“奉獻”是崇高的，然而單純的“奉獻”是否意味著無謂的“犧牲”？教師應該脫去“蠟燭”的光環，做一個引路人，引領學生自己去辨別真偽，並靠自身的努力找到幸福的彼岸。
16.從邏輯學一般規則來說，論據真實是證據有說服力的重要條件，因此，論點要靠論據來證明，如果論據不真實，那就不能產生證明論點的作用。但在實際對話過程中，有的論題本身就是荒謬的，如果應答者還恪守原則，那麼，就有可能被誘上歧途而以失敗而告終。只有採取牽強附會、亂拉郎配的應變戰術，才能打亂提問者的方陣，攻破提問者的別有用心而穩操勝卷。
在這場唇槍舌戰中，蜀國學士秦宓對答如流，始終佔據上風，顯示出廣博的學問、非凡的外交才能和雄辯的口才，為蜀國人爭了光，這是值得後人所敬佩和學習的。不過，秦宓用來證明“天有頭、有耳、有腳、有姓”等結論的論據都是虛假的，不可反駁，儘管他批上了權威引用《詩經》中的名句作為證據的外衣，似乎理直氣壯，不可反駁。然而，決定這場舌戰的勝負，顯示出哪一方口才高下的因素，不在於是否遵循了論據事實的邏輯規則，因為張溫本來就是故意提這些毫無意義的荒謬問題來刁難秦宓的，如果秦宓拒不回答，或者是用科學的道理去講清天為什麼有頭、有耳、有腳、有姓等問題，那反倒被吳人張溫所恥笑，傳到吳國去，勢必影響蜀國人的形象。況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問題也並沒有得到科學的解釋，即便是已經搞清楚了，但在那種咄咄逼人的氣氛中，也不允許秦宓用長篇大論來詳細地解釋這些問題。
17.做事情的過程中，當事人應該按章辦事，按令行事，但不可盲目聽從命令，屈從命令。相反，面對諸多問題，孰輕孰重，孰大孰小，要做到心中有數，顧大局，識大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施仁望奉命趕到救火現場，沒有草率行事，而是刀下留人。當向皇帝交差的時候，施仁望拒理力爭，諫烈祖看在周業之父守邊的功勞上，不可輕易斬殺周業。結果，烈祖大悟，認為這樣做沒有耽誤“大事”。施仁望因此大受獎勵，得到重用，周業也被寬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