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也是如今黨和國家以及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夢想。中國不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而且是全世界唯一擁有上下五千年未曾斷絕的文化傳承的國家。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臘、古波斯儘管也曾在人類歷史上創造過輝煌的文明，可如今已沒人能說清現在的埃及人、希臘人究竟是不是當初建造金字塔和帕特農神廟的古埃及人、古希臘人的直系後裔了。
中國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曾在政治上形成過以自己為核心的宗藩朝貢圈，也曾在文化上形成過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漢字文化圈。唐宋時代中國的貨幣一度成為過東亞、東南亞乃至印度洋沿岸各國的通用貨幣。同樣中國古代的軍事力量也一度曾是傲視全球的。中國的《孫子兵法》是迄今為止全世界已發現的最早的軍事著作，從此中國就孕育了自身獨特的兵法文化。
中華民族的軍事力量在漫長的古代歲月中一直都足以傲視全球：從橫掃六國的大秦鐵騎、北逐匈奴的大漢羽林軍到從無敗績的岳家軍、戚家軍都是放在全球範圍內無可匹敵的精銳之師。中國人發明的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火藥改變整個世界的歷史程序。因此馬克思曾對中國的四大發明評價道：“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而印刷術成為了傳播科學知識的新手段”。
中國歷史上有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包容，有大秦鐵騎橫掃六合氣吞八荒的豪邁，有大唐盛世萬國來朝的雍容華貴，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壯決絕。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彰顯了中國人的開拓進取精神。中國人曾發出過“雖遠必誅”的時代強音。當然中國歷史上不只有萬國來朝的盛世華彩：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百年間是中國近代積貧積弱落後捱打的屈辱史。
在這百年間無數仁人志士曾嘗試過各種各樣的救國辦法：鴉片戰爭以林則徐、魏源等人為代表的一片主張經世致用的官員、學者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然而他們的吶喊在滿朝上下文恬武嬉的大背景下很快被湮沒。到了洋務運動期間清政府終於開始大力引進西方技術。可洋務運動只想著如何引進別人的堅船利炮，卻從未思索過別人為何船堅炮利。
清王朝引進了很多西方的工業產品，卻始終沒掌握自主標準化生產的核心技術。其實清政府引入西方技術並不是為了引領中國進入一個新時代，而是為了利用新技術重新使國家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事實證明這種不從制度上深究落後根源而只想著引進技術的方法不可能改變當時中國落後捱打的命運。最終甲午戰爭的失利徹底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
戊戌變法首次提出透過朝廷內部的改良實現國家政治制度的創新。可戊戌變法在保守派勢力的反撲僅僅持續百日作用即告夭折。就在清王朝即將滅亡時又試圖透過立憲來改變命運，可清政府在預備立憲的同時又始終攥著手中的權力不願鬆開。最終對清政府失望至極的人們起來推翻了這個腐朽的王朝，然而新生的民主共和國並沒使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擺脫出來。
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誕生著37年間中國所面臨的形勢是：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內有軍閥割據混戰。各地各省幾乎都出現過易主現象，很少有軍閥能夠始終佔據一地。這個地方今天可能是張大帥的地盤，可明天就變成了李大帥的地盤，等到了後天又不知道成為誰的地盤了。在不算國民政府中央軍的前提下民國時代的軍閥一共有16個大派系、40多個小派系、上百名大大小小的軍閥。
如此這般怎一個亂字了得？在混亂動盪的百年近代史中曾有無數中國人嘗試用科學救國、用實業救國、用改良救國、用革命救國、用教育救國......可直到1949年新中國誕生以前中國的近現代化始終沒能真正實現。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曾對我國當時的工業化程度有一個極為形象的說明：“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製造”。
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國剛成立時所接手的工業體系、科學技術、經濟基礎究竟是有多落後。這令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的近代化為何如此艱難呢？事實上已有很多人研究過這個問題並找出過很多原因。比如保守的統治階級推行閉關鎖國政策、長期的軍閥混戰打亂了國家的正常建設、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干預......這些原因歸納總結起來足以寫一本書，但我個人認為這些都還不是最本質的原因。
在物理學上有一個能量守恆定律：能量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哲學上也有一個與之相類似的觀點叫做“物質不滅”。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物質存在具有的無限、永恆、絕對的性質。當然物質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於永續的運動變化狀態，但絕不會憑空消亡。事實上人類的歷史演進又何嘗不遵循這樣的規律呢？
歷史並不是一個個孤立事件的簡單組合，而是一條永續發展的長河。歷史上發生的任何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點一滴匯聚才創造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世界。在歷史的發展傳承過程中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事卻彼此互相影響著，從而造就了滾滾向前遞進的歷史程序。今天我們開啟燃氣灶生火做飯時不會想到世界上第一個發明生火做飯這種方式的人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了何等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卻是客觀真實存在的。
這些看似與我們今天的生活無關的點點滴滴細節實際上恰恰是匯聚塑造我們今天所身處這個世界的根源。歷史的永續運動是遵循一定邏輯的。中國古人一般將這種邏輯稱之為天命或天道，用現代唯物主義的觀念來說這是歷史發展所遵循的客觀規律。歷史正是遵循這樣的客觀規律不斷演進正如河流遵循著河道不斷往下流一樣：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都在不斷髮生著變化。
不過任何變化都是基於以往的歷史基礎之上的。事實上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各自演進歷程都是在充分吸納前代基礎之上的，並不存在所謂西方文明在近代出現了本質上的突破式發展的現象。當然也更不存在西方文明天生優越的所謂”西方中心論“。真正導致西方國家的國力在近代超越東方國家的核心原因與其說是各自文明體系發生了變化，不如說是時代發生了變化。
我們剛才提到一個詞”天道“，那麼何為天道呢？天之道補不足而損有餘——這點我們可以從自然界觀察得到：老鼠體型小，在食物鏈中處於下游，因此造物主就賦予它超強的繁殖力以彌補容易被捕食的缺陷；作為食草動物的羚羊則被賦予了奔跑速度和數量上的優勢。為什麼食肉動物的數量永遠少於食草動物就是這個道理，否則生態系統就無法維持。事實上人類社會其實也遵循一樣的法則。
並沒哪種文明體系是天生優越的，因為天道在賦予某種文明體系一定優勢的同時也會使其具備一定的固有缺陷，不可能令其完美無瑕的。文明體系本身並無優劣之分，這就正如我們個人的性格並沒優劣之分，只看誰更能適合他所在的環境圈子。對國家文明同樣如此：並不存在先天的優越性，只看誰更符合時代發展的需求。西方國家的國力在近代超越東方國家只能證明西方文明順應了特定的具體時代世界發展的趨勢。
這並不意味著西方文明具有先天的優越性，也不代表西方國家可以始終保持自己的優勢。表面上中國這個曾創造過輝煌燦爛文明的古國只是在19世紀鴉片戰爭以後才逐漸落後於人的，可事實上如果不是自身內部早就出了問題又怎麼可能在鴉片戰爭中敗於僅僅2萬多的英國遠征軍呢？那種認為中國僅僅只是在19世紀才落後於人的觀點是不足取的。事實上中國近代的落後捱打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中國人曾開創過比西方的大航海規模更為浩大的鄭和下西洋，然而當西方人掀起轟轟烈烈的大航海活動時中國人的身影卻逐漸從海上消失了。從15世紀文藝復興時代起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牛頓等人在西方世界展開了一場自然科學革命。從16世紀起荷蘭、英國、美國、法國相繼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工業革命從英國擴散到法國、美國乃至德意志、俄羅斯等地。
我們不妨想想那時的中國人在幹嘛呢？很顯然當西方世界發射這些變化時中國仍在原地踏步。事實上真實的情況可能比原地踏步更糟糕，因為中國在某些方面甚至還不如前代了。漢唐時期的史籍中就對天竺、波斯、羅馬等國有一定的記載，可等到鴉片戰爭時道光皇帝竟問出了“英國距離中國有多遠”這樣的問題。清朝統治者對外部世界的瞭解程度甚至不及漢朝、唐朝的統治者。
問題是這種落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上文中已提到任何文明都具備自己的優勢和劣勢。這是天道所賦予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每種文明體系在面臨時代轉折時就存在著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克服自身劣勢的問題。中國在人類從原始的狩獵採集向定居農耕時代過渡時無疑是極為成功的，所以才能發展出綿延上下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相比之下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其實是失落的文明。
然而當人類社會從定居農耕形態向工業化大生產形態過渡時中國為什麼沒能在第一時間適應這種變化呢？物理學上的慣性定律認為：若無外力作用物體將始終維持既定的運動狀態，而物體質量越大則慣性大。事實上在人類歷史的演變程序乃至整個生物進化史也遵循這一規律：在上一輪進化或變革過程中的勝出者由於過於適應於成功經驗而往往成為下一輪進化或變革過程中最先淘汰出局者。
當某一文明透過變革領先於其他文明時人們就會對自身文明形成強烈的認同感。那麼在下一波變革來臨時就會出於對未知的不確定狀態的先天抗拒心理而難以適應。這種純理論的解釋可能過於抽象，所以我為大家舉一個曾真實發生在我們很多人身邊的例子：在我國的國企改制過程中過去的鐵飯碗制度被打破了，在這一過程中原來的國企職工們面臨兩種選擇——要麼自謀出路，要麼就等著下崗分流。
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等著廠子破產以後下崗分流而不願提前自謀出路。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對未來的不確定狀態的先天抗拒心理。哪怕明知自己的鐵飯碗已捧不了幾天了，可也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因為自謀出路的結果是無法預知的。事實上大到一個國家同樣也會存在對未來不確定狀態的抗拒心理。在世界進入近代歷史之前中國早已形成相當成熟的大一統帝國形態。
這種制度早已被證明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在沒遭到西方文明打擊之前就要求中國的統治者意識到時代已然變化了，自己必須對既往的典章制度進行全方位改革無異於強人所難。相比之下西方國家普遍國土狹窄、歷史也不長、在進入近代之前經濟上也不富裕。這一切決定了西方國家在人類近代歷史的轉折關頭所面臨的改革阻力其實要比中國小得多，因為本就一無所有還能有什麼可失去的呢？
這就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光腳的西方人本身沒什麼可失去的，那麼當然就有敢闖敢變的衝勁；有鞋穿的中國人就會覺得自己的小日子還過得去，萬一折騰到最後弄得自己沒鞋穿可就麻煩了，所以中國人在當時有著強烈的保持既定狀態的慣性思維。如果說這種慣性思維使中國在近代歷史的轉折關頭被西方超越，那麼中國為什麼沒能透過學習西方文明使自己迎頭趕上呢？
事實上中國不是沒想過透過對西方文明的學習實現民族復興。中國的近代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不斷在盲目媚外和盲目排外之間不斷來回搖擺的歷史。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並沒喚醒沉浸在天朝上國迷夢之中的統治者，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京師淪陷才使身居紫禁城中的最高統治層意識到了問題的嚴峻性，於是一場旨在學習歐洲國家先進技術的洋務運動隨即展開。
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這種單純停留在技術層面而不觸及國家制度的改良無法挽救中國的命運。中國人又開始學習日本的經驗試圖進行維新變革，然而事實證明在悠久的專制統治基礎的中國變法維新並不是一條合適的出路。維新變法的嘗試失敗後美國的共和模式吸引了中國人的注目，於是辛亥革命後中國也仿照這一模式建立了一個共和國，然而這套制度再次被證明因為與中國國情的不適應而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
在推翻皇帝后換來的卻是軍閥割據混戰。曾有那麼一個時期西方的各種思想如潮水一般湧入中國：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共和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幾乎當時世界上所存在的思潮都或多或少對那個年代的中國人產生了一定影響，甚至有人公開主張全盤西化。即使當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後仍有那麼一段時期曾出現過不顧中國國情而盲目照搬蘇俄經驗的情況。
整個近代歷史上中國曾先後嘗試過走歐洲道路、日本道路、美國道路、蘇俄道路，然而歷史最終證明中國人還是隻能走中國自己的道路，因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脫離本國的實際情況。當然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不代表我們需要排斥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體系。當今世界文明的演進歷程已證明：在未來不同文明之間完全可以本著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進行充分的交流互動從而最終實現古人所謂的天下大同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