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1823—1882），廣東省豐順縣湯坑鄉人，字雨生，號持靜，歷任江西萬安、廬陵縣令，蘇松太道（即上海道）道員，兩淮鹽運使，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撫，總督銜會辦海防、節制沿海水師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丁日昌既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走改革自強道路的最早倡導者之一，也是歷來飽受爭議、讓人褒貶不一甚至愛恨交織的一個人。
《能靜居日記》中的丁日昌
先後做過江蘇布政使和巡撫的丁日昌，最初以被革知縣的身份，在曾國藩手下徵收厘金，低聲下氣，地位很低，到上海後，極受李鴻章賞識和重用，數年之間飛黃騰達，官至巡撫。但丁日昌在江蘇的名聲很壞，趙烈文是本地人，又長期在曾國藩幕府工作，所以對他的所作所為非常瞭解，不僅多次在曾國藩面前反映他的問題，認為整頓江南吏治，非拿丁日昌開刀不可，而且在日記中記錄了不少對丁日昌頗為負面的評價。同治六年（1867）九月十七日他與曾國藩的聊天內容，就集中體現了這一點。
這天是曾國藩主動提到丁日昌：“丁日昌在江蘇，官場上的人沒有不怨恨他的，恐怕難以做下去了。”
趙烈文說：“想要整頓官場作風，為官者首先必須以身作則，丁日昌爬到今天這個位置，不是憑實力業績，而是靠關係門路。一旦攫取權位，就會馬上標榜風節，做出一些違反常情以求美譽的事情來，而以往的所作所為，早已被人看得一清二楚，怎麼能夠欺騙所有人？”
《能靜居日記》
曾國藩說：“是這樣。他還需要磨練二十年，或許可以成為清流派人物。”
趙烈文說：“看丁日昌今天的表現，老師真以為他會真正潔身自好嗎？烈文看來，他是想得到江蘇巡撫一職（當年十二月，丁日昌果然被提升為江蘇巡撫），才故意樹立自己的聲望。如果真以為他會改變自己的操行，那就正好中了他的奸計。況且整頓吏治，必須剛正無私，不怕得罪有權勢的人。領導認為某個人賢能，就把他當賢能之士信任和重用，而不顧百姓一直唾罵他，如此用人不出問題，烈文孤陋寡聞，以前實在沒有聽說過啊。老師一直強調吏治清明，如果讓丁日昌這種人佔據高位，吏治不江河日下才怪呢！”
曾國藩極為感嘆說：“足下也知道我的苦心嗎？丁日昌這種人都是李鴻章最好的朋友，我與鴻章如同一家，他又在前線風餐露宿，身負國家重任，丁日昌雖然是個小人，但為鴻章的部隊籌措錢糧無不迅速精當，我怎麼能和他過不去呢？又怎麼忍心不寬慰李鴻章呢？”
趙烈文說：“是的。老師的一片苦心，不僅我早知道，有識之士也都清清楚楚。並不是要老師罷免丁日昌，而是希望老師對他小人得志的嘴臉和急功近利的行為，時時予以敲打，讓他明白究竟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這就可以了。”
曾國藩說：“我也是這麼想的。”
曾國藩之所以希望趙烈文知道自己的一片“苦心”，主要原因有兩條：一是丁日昌是李鴻章最好的朋友；二是丁日昌為李鴻章的部隊籌措錢糧無不迅速精當，而在百廢待舉、百業待興之際，手下又不能沒有幾個能夠幹事的人。可見即使是用人明顯偏重德的曾國藩，對於具有出眾才幹和能力、可以稱之為得力幫手的人，在亟需用人之際，德行即使差些，也是不能不用的。這當然會搞壞一個地方的風氣。
《見聞瑣錄》中的丁日昌
丁日昌名聲不好，不僅在江蘇官場如此，而且由來已久，一些士大夫早就在社會上散佈對他不利的流言，有的甚至極盡醜化之能事。晚清歐陽昱的《見聞瑣錄》、劉體仁的《異辭錄》等野史筆記，都記載了這方面的故事。在這些書裡，丁日昌簡直就是投機逢迎、貪汙受賄、巧取豪奪、十惡不赦的小人。
如《見聞瑣錄》記載說：
潮州人丁日昌做廬陵知縣時，太平軍來進攻，城破後，逃至省城南昌。在一家舊貨鋪中，有無名氏兵法一本，丁日昌用四十枚錢買下來，然後顛倒其辭，竊為己著。當時李鴻章在南昌，丁日昌就把這本書當作見面禮送給他，李鴻章閱後，視丁日昌為異才。丁日昌後來回到廣東，認識一位叫陳國雄的鐵匠，有巧思，會製造開花炮，丁日昌就把他帶到江蘇，推薦給李鴻章，並獻上自制的火炮。李鴻章也極力向朝廷推薦丁日昌，說他的才能勝過自己十倍，不幾年丁日昌就成為封疆大吏。丁日昌當上江蘇巡撫後，裁盡官場陋規，以博時譽，紳民都稱頌他。其實他是表面上廉正，暗地裡貪婪，有了官位空缺，不拿錢購買，下屬別想得到提升。他又怕醜聞暴露，所以行賄者必須當面親手交錢，銀票也必由上海、揚州、浙江等地匯來，外面稍有傳聞，他就拒收賄賂，立即彈劾行賄者。剛開始時，人們見丁日昌道貌岸然，聲色俱厲，以為真是個剛正廉潔官員，等到有了肥美官位空出，丁日昌釋出選賢任能告示後，幾個月卻不見動靜，這才有一班陰險小人窺破此意，當面向他行賄，或借送筆為名，將銀票夾在筆管內；或借送書為名，將銀票夾在書頁間；或借送花為名，將金葉埋在花盆裡；或借送藥為名，將金葉包在藥物中，動輒數萬、數千、數百兩。丁日昌收到賄賂後，即按賄金多少安排行賄者職務。因為丁日昌任免官員都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大家都覺得他用人高深莫測。比如上海道道員職位空缺後，按資格勳階，某候補道應得到這一職位，面談時，丁日昌索要端硯二方，此人卻不懂“硯”為銀，“方”為萬，就送了兩方硯臺來，結果大拂其意，另一候補道杜某窺破其中秘密後，馬上從廣東匯銀二萬兩過來，杜某因此當上了上海道代理道員。上海道職位最肥，一年可入銀三十萬兩，杜某從此成了富翁。
《水窗春囈》中的丁日昌
如果單看這些記載，讀者對丁日昌肯定沒有好印象。其實丁日昌非常複雜，也不像以上說的那樣壞。且不說丁日昌為人精明、能力很強且很懂洋務，就是為人處事方面，也有不少可圈可點的地方。歐陽兆熊《水窗春囈》寫到的一件事，就很能說明問題。
丁日昌
歐陽兆熊說：丁日昌巡撫這個人，不僅“吏治精敏，綜核名實，為近日督撫之冠”，而且“虛懷納諫，能受盡言，尤不可及”。他舉了一個事例說：丁日昌擔任兩淮鹽運使時，我受命辦理湖南、湖北招商公事，與他交涉甚多，發現只要與我約定時限必須辦完的事情，沒有一件拖延過，所以他那裡從來沒有公文積壓不能處理的現象。丁日昌手下的官員，對他也非常敬畏，辦事無不爭先恐後。後來丁日昌奉命回廣東辦理洋務（同治五年正月，英國公使又要求清政府履行條約，讓英領使進入潮州城。為徹底解決此問題，總署奏請飭派既是潮州人又熟悉洋人性情的丁日昌赴廣東協助辦理此事。二月接到諭旨後，丁日昌即於三月提出處理意見，由李鴻章代為轉奏。圓滿完成任務後，丁日昌於當年六月返回揚州兩淮鹽運使任所。——筆者注），來向我告別。我送他出門，正要登轎，他卻突然回過頭握住我的手說：“先生會客之所，窗間有所見否？”我愕然看過去，才發現窗紙上有“丁成亡八蛋”五個字。丁成是我的看門家丁，顯然是某個僕人寫來開他玩笑的，丁日昌卻誤以為是罵自己，所以才有這一突然詰問。我不得已，只好把窗紙撕下來，附上一封信，一併寄給他看並說明原因。我在信中說：“家人小子之言，何必認真計較呢。況且閣下不久就要當上督撫大臣，肩負重大責任，處理天下之事，而大凡任事者難免被人埋怨和誹謗，古代賢臣如子產為政，也有人說誰要殺死子產，我將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我擔心從此以後，天下人以‘亡八蛋’三字加到你頭上的，恐怕不在少數啊，你又何足介意呢？”丁日昌回信說：“得到你的來信，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我已完全釋然了。你信中提到的難免被人埋怨和誹謗一語，可謂千古至論，敬當牢記在心並嚴格約束自己。”歐陽兆熊於是發出感嘆說：“中丞（巡撫的尊稱）非僅以才勝，其器量亦非時流所及也。”
歐陽兆熊筆下的丁日昌，與曾、趙口中尤其是歐陽昱等人筆下的丁日昌，顯然大不一樣。可見深具知人之明的曾國藩，不僅看人有走眼的時候，而且對丁日昌的看法明顯帶有偏激情緒。
《清史稿》中的丁日昌
《清史稿·曾國藩傳》寫到的一件事，則可發現丁日昌不僅有著不一般的見識，而且是一個敢於擔當、對國家和百姓抱有責任心的人。
同治九年（1870）五月發生的天津教案，造成法國領事豐大業等數十人傷亡，焚燬教堂和仁慈堂等多處，事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極力主張嚴懲天津地方官員和鬧事者，以討好外國人。曾國藩奉命赴天津辦理此案後，天津市民以為他能伸張正義，替本國人民說話，後來卻跟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一個鼻孔出氣，用委曲求全的方式處理此案，結果受到清議派人士猛烈攻擊，一時間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
就在曾國藩受到舉國聲討之際，江蘇巡撫丁日昌奉命趕赴天津協辦此案，他馬上呈上一折，不僅從道義上給予曾國藩巨大聲援和支援，而且對只知沽名釣譽唱高調、無視國力強弱和百姓死活的清議派人士予以痛斥，其中很有分量的幾句話是這麼說的：“自古局外議論，不諒局中艱苦，一唱百和，亦足以熒上聽，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臣實痛之！”
不難想象，處在極端困境中的曾國藩看到丁日昌的奏摺後，心中的溫暖該有多大，對丁日昌的感激該有多深。
《清史稿》中的丁日昌
可能正因如此，所以筆者閱讀《曾國藩全集》中的日記和書信時，才會特別感覺到，在曾國藩生命的最後兩年裡，他對丁日昌的看法有了徹底改變，不僅常說丁的好話，而且在同治九年（1870）寒冬，丁日昌乘船護送母親的靈柩回廣東老家，曾國藩冒著風霜雨雪，於農歷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二十三日上午和晚上、二十四日早上，連續四次到金陵下關江面弔唁並與丁日昌話別。兩人握手言談之際，悲不能已，最後在漫天風雪中依依惜別。此次分別之後，他倆再也沒有見過面。
曾國藩已是風燭殘年，且身患重病，雙眼視力更是幾近為零，對丁日昌如果不是有著特別不一般的感情，顯然不會也不需要這麼做的。
丁日昌真是讓人褒貶不一甚至愛恨交織的一個人。
來源：各界雜誌2021年第10期
作者：眭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