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夏商(含先周)時期文化上承新石器時代晚期，下啟周王朝的建立，是將中國西部的周文化推向中原的過渡階段。迄今，全省共發現遺存240餘處(其中初步判定的夏時期遺存有10餘處)，陝北、關中和陝南分別佔51％、41％和8％，遠少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和西周時期。其原因，可能與這一時期的文化面貌較為複雜，正式發掘的典型遺址相對較少，一部分遺存較難確認而混同與其前、後的時代有關。
陝西夏商時期遺存分佈較為廣泛，並顯示出較大的地域差別。從文化內涵看，主要有關中和商洛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商文化(二里岡和殷墟時期)、先周文化，以及陝北的狄人文化和陝南的氐族文化。
關中和商洛地區的夏時期遺存，主要分佈在與中原相鄰的關中東部和商洛地區北部。這一地區的華縣南沙、藍田懷珍坊、商州紫荊、東龍山及洛南焦村等遺址，都發現了典型的二里頭文化遺存，表明夏文化在鼎盛時期，已從豫西進入了陝西東部。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關中西部和涇河中游的某些龍山文化晚期遺存的時代，可能已進入了夏代紀年。如寶雞石嘴頭遺址的陶罐、鬲及某些紋飾如交叉刻劃紋，表現出與當地商時期文化的緊密聯絡。這種文化面貌的獨立性很強，應是其時的一種陝西地方文化。
進入商代，這種格局大致沿續了下來，但內涵發生了很大變化。分佈於關中東部的商文化(也稱商文化關中型別)，是二里岡階段豫西商文化向西擴充套件的產物。其鼎盛時期的西界比夏文化更為西進，達到了
水東岸，範圍擴大至關中平原的大部和商洛地區的一部分。典型遺址自東向西有華縣南沙、耀縣北村、西安老牛坡、扶風壹家堡等。老牛坡遺址面積廣大、內涵豐富而有特色，一些學者認為可能是文獻記載的崇國中心所在。依據考古資料，關中商文化大體可分為兩段六期。第一段即鼎盛期，大體相當於二里岡下、上層時期。銅器，特別是陶器面貌與二里岡所出基本相同，但器類多見花邊罐而少爵與觚，前者當是受涇河流域花邊器風格的影響。第二段大體相當於殷墟時期。這一階段尤其是殷墟二期以後，文化面貌的地方特徵加強，器物的陶質、陶色及風格都開始偏離殷墟的商文化。在周原一帶，新出現了聯襠鬲、折肩罐等器種，顯示出商文化的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崛起。殷商晚期，在先周文化和其它青銅文化的逼迫下，關中的商文化勢力逐漸衰弱，基本上退縮至西安以東至渭南一帶的狹窄地區。
作為西周文化的前身，先周文化的考古學系列、文化源流等方面，還有一些問題尚未解決或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大體上說，先周文化主要分佈於渭河及其支流
水、涇河、漆水、諱水流域，而以陝西的寶雞、咸陽地區和甘肅的平涼、慶陽地區最為密集。根據發掘資料，這一文化存在著互有差異、又密切相關的兩種文化型別。其一以姬家店、石嘴頭、晁峪、劉家、鬥雞臺遺址為代表，其二以鄭家坡、北呂遺址為代表，年代都相當於殷墟時期，可能分別代表文獻記載的姜羌和姬周部族(一種觀點認為，上述兩種文化型別應分屬於兩種不同的考古學文化，而後者才是西周文化的直接前身，即先周文化)。前一型別的主要陶器有高領袋足鬲、腹耳罐、雙耳罐、單耳罐和折肩罐，劉家墓地盛行偏洞室墓；—些學者認為，這一型別與辛店文化的山家頭型別和姬家川型別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後一型別的主要陶器有各式聯襠鬲、折肩罐、深腹盆、深腹簋、束腰甗等，各種拍印紋頗具特色；鄭家坡和北呂遺址都盛行豎穴土坑墓。考古資料顯示，在高度發展的商文化的影響下，先周文化的這兩種類
型逐漸融為一體，與史書記載的姬姜聯盟大體相合。殷墟二期以後，先周文化呈現出由西向東擴充套件的態勢，至西周初年，其遺存已擴大到關中盆地的大部分。
關於先周文化的淵源，一種觀點認為，客省莊文化是先周文化的源頭。另一種觀點認為，先周文化的形成是多種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過程；山西的光社文化可能是先周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而關中的商文化和甘肅的辛店文化、寺窪文化，也對先周文化的形成予以了重要影響。
另外，在關中西部(鳳縣)及北部的邊緣地帶，還發現少量含有寺窪文化因素的遺址。
陝北高原的狄人文化中，夏時期的遺址主要發現於安塞、延安、延川、靖邊、府谷等地。代表性陶器有花邊罐、鬲、三足甕等，紋飾多見蛇形附加堆紋，時代大約相當於朱開溝文化中期(二至四段)，屬於北方地區的一種青銅文化。
商時期的遺址主要分佈在黃河支流窟野河、無定河、清澗河、延河和洛河上游地區，關中盆地北緣的淳化一帶也有發現。這些遺存與鄂爾多斯草原和晉西北同類遺存的內涵基本一致，都屬於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有學者依據考古發掘地點，將其命名為北方地區青銅文化朱開溝﹒石樓﹒綏德型別。在其區域的陝北吳堡、綏德、清澗、子長、延長、延安、洛川、淳化和山西右玉、保德、石樓、忻縣、柳林、永和、吉縣等地，先後發現了40餘起多數出自於墓葬的青銅器。從時代看，這些青銅器大體分為四期，可與殷墟的四期相互對應。從器類、器形和紋飾風格看，它們又分為特徵迥異的兩類。一類以各種容器為代表，與殷墟商文化和關中商文化具有較多的共性。另一類為帶有管銎和各類獸首的青銅兵器和用具，其風格清新，呈現出濃郁的北方草原青銅器色彩，真正體現了這一文化的自身特色。這一文化區內的清澗李家崖商代晚期城址，是陝西目前發現的最早城址。經發掘的一批房址、窖穴和墓葬，都與中原商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與上述青銅器一樣，也是研究商周時期中原地區青銅文化與北方地區青銅文化交流、傳播、融合的重要資料。
在陝南漢中盆地的城固、洋縣一帶，分佈有非常豐富的商時期氐族文化遺存，僅漢江支流湑水兩岸的呂村、五郎廟、蓮花、蘇村、馬暢、謝村等地，歷年就出土青銅器約20餘起，數量達600餘件。這些銅器大多出自窖藏，可能與某種祭祀活動相關，其文化特徵又明顯地分為兩類。一類以各種禮器為代表，時代從二里岡上層時期延續至殷墟階段，與殷墟的同類器物幾乎完全相同。另一類以兵器、用具為代表，如雙龍紋戈、虎紋鉞、鐮形器，以及人面具、獸面具等，數量較多，器類龐雜，顯示出迥異於中原商文化的獨特風格。這些銅器和近年城固寶山商時期遺址出土的陶尖底罐、高柄豆等發掘資料顯示，這類遺存與早期巴蜀文化有著較明顯的傳承關係，其地域應屬早期巴蜀文化分佈的北緣。同時說明，漢水流域的早期巴蜀文化在二里岡階段就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響，而關中則是二者交流、傳播的中樞環節之一。
縱觀陝西夏商時期的文化及其演變，關中東部始終處於中原夏商文化的範圍之內，並貫穿了兩個王朝更替的全過程。而關中西部、陝北和陝南則一直保持著相對獨立的地方文化，最後，先周文化的崛起才使關中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文化區。在這一過程中，關中地區以其優厚的自然條件和與先進的夏商文化的密切聯絡，在文化上始終領先於陝北和陝南，並最終成為周王朝的立國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