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能臣袁世凱是一介武夫，卻善書法，但他的手書傳世不多。在四川資中縣文物保護中心，筆者卻看到了一封袁世凱寫給端方的手箚。這封信，對研究袁世凱和辛亥革命都很有價值。
袁世凱辛亥年五月初十寫給端方的這一封密信，只有232個字，內容卻很豐富:
陶公四弟大人左右：昨京舍寄託到惠賜食物、花綢等件，闔家分領，歡感同深。路政想已籌商就緒，月內當可起節為盼。何令炎有函至仲勤，謂一時未能脫身。昨來鄴後，面詢情形，實有為難之苦衷。原附函呈清鑑，此令辦事雖甚結實，而才華稍欠開展，諒已早在洞鑑。現若須（應為“需”）人驅策，有湖北候補道周學輝者，是鬱老愛子，上年隨鬱老來鄴，數與晤談，才識甚優，極有條理，與緝之相似，其性情亦與路礦各業相近，湖北情形亦不隔膜，似可留意羅致。不妨詢高之，祈卓裁。近湘人頗有風潮，大節似宜先駐漢陽，分投委員勘查，步步經營。想高明已籌之熟矣，肅此，祗請雙安！ 愚小兄凱叩上 五月初十日
這封信的寫作背景是：宣統三年四月十一（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郵傳大臣盛宣懷的策動下，宣佈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激起了湘、鄂、川、粵人民的反對。
四月二十（5月18日），面對勢如破竹的革命形勢，經盛宣懷的舉薦，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啟用因慈禧“奉安大典”派人照像撞了鸞駕，被隆裕太后“革職，永不敘用”的端方，任命他為粵漢、川漢鐵路大臣。
端方在赴任前，專程去河南彰德洹上村拜訪了一次袁世凱。以前許多資料說，端方是在從京城南下赴任途中，經河南彰德下火車去的袁世凱處，這其實是誤傳。信中說：“路政想已籌商就緒，月內當可起節為盼。”翻譯成現在的白話就是“粵漢、川漢鐵路的事想來你已籌劃商議好了對策，建議在月內可以動身起程了。”這說明袁世凱寫信時，端方還在家做赴任前的準備。根據《端方年譜》記載,“1911年6月29日，端方離京南下”“1911年7月4日，端方到達漢口”,而袁世凱的這封信寫於“五月初十日”，即1911年6月6日，這日子也是在端方赴任之前。
端方這次臨危受命，他知道凶多吉少。所以赴任前，他擺出一副恭恭敬敬“請教”的姿態，專程去了趟彰德洹上村，向已經在家賦閒了三年的袁世凱“問計”。
端方的造訪，受到袁世凱的高度重視。他們倆早在新政與立憲時期便是堅定的盟友。袁世凱也是被攝政王載灃罷斥了三年的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此時, 他表面上是在彰德府“養痾垂釣”當“隱士”，但隨著朝野上下希望他復出的呼聲越來越高，他早就在暗中卻四處活動，亟欲重返政治舞臺。
這次會晤，賓主雙方除了談論時局和對策外，還訂了這兩門“政治姻親”：一是端方將獨生女兒陶雍嫁給袁世凱五子袁克權；二是袁世凱把次女袁仲禎許給端方之侄。
端方走後，袁世凱仔細思考了“鐵路風潮”“盛宣懷推薦”“端方復出”這些事，便想到與自己同為晚清風雲人物的盛宣懷。盛宣懷手中掌握有巨大財富和中國大部分數的上號的近代企業，由於利益的相悖，或者說是利益的相爭，他們的關係已經破裂。袁世凱想利用端方的復出，達成袁、盛兩大勢力集團的和解，挪開橫亙在自己面前的最後一塊絆腳石。於是，他給端方寫了這封信。
從袁世凱的這封書信中，可以讀出他的老謀深算，智計之深，讓人防不勝防。
信中“月內當可起節為盼”，就是催端方儘快去赴任，以便幫助他早日修復與盛宣懷的關係。袁世凱是清末一個手腕極高的政壇操盤高手，他一生沉浮於險惡的仕宦深海，折衝於冷峻的政壇高峰，在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每每有驚無險，出手必有斬獲。這除了他眼光獨到，具有政治動物異乎尋常的敏感外，還在於他特別善於借外力。
信中，袁世凱不忘竭力安插自己的親信。首先，他對端方打算重用的幕僚何令棪大潑冷水。他在信中寫道：“何令棪有函致仲勤，謂一時未能脫身，昨來鄴後，面詢情形，實有為難之苦衷，願函面呈清鑑。此令辦事雖甚結實，而才華稍欠開展，諒已早在洞鑑。”說何令棪來彰德，我當面瞭解他的情況。這人辦事雖然是踏實，但缺乏才華，沒有進取心，思想保守，不堪大用，料想你早已明察。
然後，他又極力向端方推薦周學輝。信中寫道：“現若須（應為“需”）人驅策，有湖北候補道周學輝者是鬱老愛子，上年隨鬱老來鄴，數與晤談，才識甚優，極有條理，與緝之相似，其性情亦與路礦各業相近，湖北情形亦不隔膜，似可留意羅致，不妨詢商緝之，祈卓裁。”他說，我多次與周學輝晤談，這人很有才識，思維有條理，與他四兄周學熙很相似，其性格也適合從事路礦各業，對湖北情況也熟悉，你可以留意把這樣的人蒐羅、招致到身邊。
周學輝是安徽至德（今安徽東至）人，是曾任兩廣、兩江總督周馥的幼子。袁世凱與他的四哥周學熙關係十分密切。周學熙就是信中兩次提到的“緝之”，他 1900年入袁世凱幕下主持北洋實業，是袁世凱推行新政的得力人物。因此，袁世凱千方百計要把這一親信安插在端方身邊。
這封信也透露出袁世凱對時局的關心和敏感，並給端方提出應對的策略。他在信中指點端方：“大節似宜先駐漢陽”建議他要以漢陽為大本營。這是因為武漢是粵漢、川漢鐵路的起點，九省通衢，湖廣總督駐節之地，且京漢鐵路已通，在漢陽建立了鐵路督辦行轅，當然是最佳之地。袁世凱給端方出謀劃策，建議他在漢陽安營紮寨後，再“分投委員勘查，步步經營。”按照袁世凱的這一想法，只要端方在漢陽把屁股坐穩了，再分別委派出能幹的屬員去四川、廣東勘查清楚情況。弄清一點情況，就往前走一步，沒有摸清情況的地方，絕不要輕易去涉足，就這樣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庶幾無慮矣。袁世凱的這一條主意極為重要，充分顯示了他高人一著的政治頭腦。
如果端方真的按袁世凱指點的去做，未來的局勢演進，必然會完全不同。然而端方終究沒有聽取袁世凱的意見，成都督撫門前的一聲槍響，端方就貿然離開漢陽，踏上入川的亡命之旅。
端方在資州（今資中縣）被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誅殺後，他隨身帶入四川的許多文物也就散失於資中城鄉，這封袁世凱的手箚就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