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秋，紅四方面軍兩萬多人，吃盡千辛萬苦，終於在隴東會寧縣與一、二方面軍勝利會師了。但很快又轉頭向西，孤軍深入甘肅河西走廊地帶，在那裡受到了“五馬”馬家軍匪幫的幾次分割包圍。
雖然我們也打了一些勝仗，但終因長期征戰，人困馬乏，經過涼州(武威)、二十里鋪、山延安總部通訊連通訊丹、永昌、高臺戰鬥之後，主力被消耗殆盡。
十二月中旬，我們紅三十軍的後方機關和部分部隊，還有紅五軍，紅九軍的一部，其中多半是婦女和傷病員，又被敵人三面圍困於甘州南面喇嘛寺對面的雪山上，真正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
“難道真的革命‘到底’了嗎?”
當時我的心裡亂極了，不斷地回想起一兩年來經歷過的一切：一九三四年我還在家鄉陝西漢中的寧強隨著母親到處討飯，紅軍來四川時，我高高興興地跟著父親一起參加了紅軍，並當上了一名打旗兵。接著，父親在戰鬥中犧牲了，我也在山丹戰鬥中負了傷，直到現在傷口還未長好，難道這一萬多里路白跑了嗎?
雖然我當時還只有十七歲，但我已經明白，除了革命，我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就是拼，也要拼死幾個敵人。
這時，我多麼希望能有一個指揮員，來指揮我們戰鬥啊！
夜晚，月色慘淡，一陣陣北風吹到我們還穿著單衣的身上，從脖子裡一直冷到腳跟。雪地上出現三三兩兩的人影，緩緩地向前移動著，我不知道他們將要幹什麼，忙趕了上去，原來同志們一個個顯得很緊張，相互靠攏在一起，商議著怎樣應付眼前的情況。
“衝下去，寧死不當俘虜”的情緒，在衝擊著每一個紅色戰士的心，眼前，就靜待著指揮員的一句話了。
但誰是指揮員呢?半天不見動靜，停了一會兒，才看見黑暗裡閃出一個戴飛機帽的人，慢慢地走上一堆凸起的雪堆，像是要說什麼，但半天又沒出聲。
這時我只恨時間過得太慢，急得發了瘋似的看著他，想著：“快下命令吧，我們沒有一個孬種！”
“同志們，紅軍戰士們……”
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說得這樣沉重：“我同意你們的意見，寧死不屈……”
藉著從雲縫裡擠出來的半個月亮的光，我看見指揮員拿右手在臉上刷了一下，接著說，“但是，大家想想看，我們沒有子彈，援兵也接應不上，憑著你們負了傷的身體，去和敵人的騎兵拼命，行嗎?……”
一下把我們都問住了，這時，誰都沒有吱聲，繼續聽他說下去，“再說，我們還有大部隊在東方……”
東方?這句話大家都沒聽懂，打秋天以來，我們一直是往西走的，但是他仍重複地說著，“在東方，在陝北……”
“今天晚上，我帶你們鑽進深山，先擺掉敵人，然後為了減少目標，大家分散走，”
說到這裡，他突然把聲音提高了說，“要革命，就向東走!”
他講得那麼肯定，那麼充滿自信，他的話已在紅軍戰士中間，發生了作用，我心裡在重複著“要革命，向東走”的話，想著想著，恍然明白：我們在西邊，也實在走夠了，不是被包圍，就是被打散，對，應該相信他。
但這個指揮員是誰呢?東方，陝北，又都在哪裡呢?什麼時候才能走到呢?……
所有這些問題，我都沒有來得及問明，就跟著部隊往深山野林中衝去了。
馬匪幫搜山以後，見我們已經神鬼不知地出了包圍圈，並且化整為零地往東走了，就派騎兵追趕過來，漫山遍野地搜尋、追蹤，並在山谷、要隘，到處紮下關卡，前堵後擊，不知多少同志在途中遭到了屠殺，但活著的，仍然想盡一切辦法避開敵人，繼續向東走。
出了包圍圈以後，我和三個戰友在一起，摸索著前進。
陝北在哪裡?誰也不知道，但覺得朝著出太陽的方向走就沒錯。
為了避開敵人，我們把白天與黑夜顛倒過來，白天認好了方向就睡覺，晚上走路。
路上，我們往往會摸到已犧牲的戰友的屍體，有一次，就是由於他們的屍體掩護了我們，才沒有被敵人發覺。
因此，我們就是在黑夜，也一點兒不敢粗心大意，走幾步，就把耳朵貼在地上聽一聽，然後再走，偶然眼前有黑影一閃，就趕快趴下，動也不敢動，往往會被一棵搖晃著的小樹嚇出一身冷汗，但從沒有一個人灰心喪氣。
走著走著，我們又和別的同志三三兩兩地碰到一起，走了三四天，又是一支三十二個人的小隊伍了，只是缺少武器彈藥。人多目標雖大，但膽子卻壯得多了，要是碰到少數敵人，還真可以幹一下哩。
經過了不知多少彎彎曲曲的道路，繞過了無數道封鎖線和關卡，這一天，我們來到了青甘公路邊，白天，先隱蔽在路西邊的山腰上，準備晚上繞過去。
這天夜裡，天氣倒很幫忙，黑雲像一塊氈子一樣不時地遮擋著昏暗的月亮。
我們一直等到半夜，聽聽山下確實沒有一點兒動靜了，就一個個躡手躡腳彎腰弓背地往公路上摸去，我因傷口沒好，身體虛弱，摸在最後邊，一會兒，隊伍就把我落下了。
我心裡一急想直起腰追上去，但又怕暴露目標，連累大家，只好耐著性子往前趕。
突然一陣馬蹄聲，從左右兩邊包圍過來，一片粗野的喊叫聲響起來：“站住，不準動！”
緊接著就是一陣扭打聲和同志們的呻吟聲，這像一盆盆冷水潑在我身上，我趕忙轉身往後跑，躲到一堆碎石子後面。隨著敵人的搜尋，我心裡撲通撲通地跳著，但敵人終於沒有發現我。
聽著敵人馬蹄聲走遠的時候，我才安靜下來。但這時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深深感到孤獨無助，回想著每一個同志的面容，傷心的眼淚禁不住流下來。
哭了一會兒，看天已快亮了，想著光哭有什麼用呢?還不如趁著天黑爬過公路去。我擦乾眼淚，快速爬過了公路。
我一個人孤單單地走，走到哪一天呢?走的路對不對呢?心裡一點數也沒有，但停又不敢停，問又不敢問，反正是向東就行。肚子餓狠了，只有在天黑以後，摸到兩三戶人家的小村莊上討點吃的。
這樣走了十幾天，有一天，還剛黎明的時候，我遇到一個比我年紀還小的小鬼，他一見我，就流露出一種奇怪的眼光，我也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一樣，向他看了幾眼，後來終於想起來了，原來他是新劇團的小演員。
這個原來愛唱愛跳的小鬼，現在卻瘦得只剩皮包著骨頭了，兩眼凹得多深，幾寸長的頭髮蓬鬆著，拄了根小棍呆站在那裡，望著望著，我的眼淚又撲簌撲簌地掉下來了。
是我先開口說：“小兄弟，你上哪兒去?”他一聽我的四川話，就猛地一頭栽到我懷裡大哭起來……
好一陣，他才止住了哭聲，仰著臉，問我：“向東走，真能找到大部隊嗎?”我心裡正在難受，能不能找到大部隊，我也沒有數，但我到底要比他大，我決心帶他一起走，我說：“小兄弟，跟我一起走吧，上級不會騙咱的！”
兩人蹣蹣跚跚地朝著出太陽的方向走去。
但我們一口的四川話給我們添了不少麻煩，一張口，人家就知道我們不是“討飯的”，大村莊，大門樓子我們連邊也不敢沾，可是窮人家自己都沒吃的，哪有剩飯給我們呢?能要到一些米糠，和些涼水往肚子裡倒，就算不錯了。
一天，我們來到了一片大沙堆上，這兒有許多帳篷，周圍山坡上放著成群的牛羊，我們可高興了，想著這些放牛羊的還不都是窮人，該不會有財主吧！就大著膽子走進去。
剛往一個帳篷邊上一站，裡面就出來了一個凶神惡煞似的老財，打量我們一陣，奸笑了一聲說：“你們來啦！”
我一聽話音不對，勉強答了一句：“我們是逃荒的，行行好給點吃的吧！”
哪知這老財一聽我的四川口音，臉色變得更難看了，滿臉的橫肉都顫抖起來說：“好哇，我等你們好久了，你們害得我還不夠哇，牛羊都被你們衝散了……現在送上門來啦!……”
我見勢不好，趕快拉了一下小演員的衣襟，拔腿想跑，這老財大喊一聲：“來人！”
立刻從兩邊帳篷裡又鑽出來兩三個彪形大漢，把我倆用草繩捆了起來。
老財走進帳篷，拿出了兩把殺羊的尖刀，在石頭上“刺啦刺啦”地磨起來，一邊磨一邊說：“宰了你這兩個紅軍羔子！”
這可把我們嚇壞了，“小演員”嚇得緊緊地靠著我哆嗦著，我們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老財將磨好的刀遞給三個大漢說：“去！”自己卻返身進去了。
我想：“這回算完了，天底下怎麼到處有財主，什麼時候才能把老財都殺盡呢?”
三個大漢把我們押到離帳篷有兩里路的大沙堆旁，湊在一起嘀咕了幾句，就拿著刀過來了，我這時只嚇得把眼一閉，什麼也顧不得了，模模糊糊只覺得脖子裡一塊涼水似的東西來回地鋸了幾下，接著背後猛地被踢了一腳：“去你的吧！”
我就昏昏地倒下了。
過了一會兒，想：“我真的死了嗎?人死了怎麼還能有知覺呢?”
就試著搖搖頭，頭還好好地長在脖子上，連疼也不疼，我還不能相信真的活著，偷偷地睜開眼來，卻看見“小演員”也在搖頭。又看看三個大漢已不在了，我才敢低聲地問他：“你還活著?”
“活著，你也沒死呀?”
我倆又向四周看了看，確實沒人了，才趕快往一塊滾了滾，我先把他的草繩咬斷，他又給我鬆了綁，各人摸摸脖子，一點傷也沒有。
我倆就胡亂地猜想起來：老財這樣恨紅軍，可見紅軍經過這裡不久；那三個大漢定是窮人，要不，他們為什麼不殺死我們呢?想著想著，反倒高興起來，向東走，我們定能找到紅軍了。
等到天黑，我們懷著新的信心，繼續向東走。向東走，走著，不幸我和“小演員”在甘泉子附近，又被關卡上的敵人盤問住了。
匪兵一聽我們的四川口音，不容分說就把我們綁了起來，並解到涼州關進了監獄。從那時起，我跟“小演員”又分開了。
監獄裡關著一千多個難友，絕大部分是紅軍戰士，我們幾十個、幾百個被關在一個陰暗的房間裡，每天只能吃到兩小桶麥麩稀飯，還當面摻上兩擔涼水。
晚上，穿著單衣躺在潮溼的地下，又沒有被子，我們只好互相擠在一起取暖。每天有不少同志被敵人拖出去審訊拷打，又不知有多少個被他們拖出去殺害。
一個多月後，我們被押出去修路，我因年紀小，編在小鬼班裡。修路時，我們周圍都是匪軍監視，一不順眼，就要捱打，我就因為抬不動大石頭，常常被打得渾身一道道的血痕，我們的同志又有好多就這樣被國民黨殘忍的折磨死了。
有一天，聽說逃跑了幾個人，是真的嗎?要能逃出去該多好啊！但怎樣逃呢?我真想和誰商量商量，但試了幾次都沒敢張嘴，要是“小演員”跟我在一起該多好啊！至少就可以和他商量。
轉眼到了九月，國民黨突然發下軍衣來，每人又發了兩塊錢，想引誘我們給他們當兵。還說：“現在為了抗戰，共產黨已經投降了國民黨，紅軍也改編為八路軍了。”
當時我們聽了，還不敢相信，但有一點，使我們知道了共產黨還在，紅軍也沒有被消滅，因此，想逃跑的人就更多了。
有一次，我抬不動沙石，被監工拿洋鎬把子揍了一頓，身上、腿上、手上全是血。虧著一個三十多歲的難友，把我扶進帳篷裡去，這時我又疼又傷心就抽噎噎地哭起來，哭著哭著，那個難友突然說：“你想跑嗎?”
我一下怔住了，看著他半天沒敢說話，他又說：“你要想跑，明天，我們帶你出去。”
聽著他說的聲音那樣的親切，我一把抓住他說：“願意，往哪兒跑啊!”
他說：“明天晚上等人睡定了，你就悄悄地到西邊……”
說著他輕輕地把帳篷揭開一道小縫，看著離山不遠的一個帳篷說：“那邊看得鬆些，先跑出去，再折向東……”
“向東……”我猛地重複了一句，他很嚴肅地對我說：“你要是不願意，可千萬別告發我，懂嗎?”
我點了點頭，還想再問些什麼，但他說：“時候不早了。”就上工去了。
他出去以後，我一直在想著他那絡腮鬍子，河南口音，細高個兒，他大概是個老同志吧！一定要跟他跑出去，當國民黨的兵多可恥！
想著想著就好像我真的出去了一樣，身上疼也不覺得了，第二天干活好像也有了力氣。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大家都睡定了，我才按指定的地方找到了他，我們一共聚集了六個人，向西逃去，果然匪兵沒有發覺。
跑了幾里，又向南走了一陣，才折向東走，為了避免目標過大，我們又不得不分散走路，分手前他又問我：“兩塊錢還在嗎?”
“在。”
“好好留著，路上有用。”
又說：“一個人也不用害怕，一直走，一定會找到主力。”說完我們就分散了。
以後，我再也沒見到他。
又走了五六天，我來到了蘭州城外，望見了滾滾的黃河，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但黃河鐵橋被白匪卡死了，沒有證件，根本別想過去，我只得在河西邊的一座破廟裡住下來，白天餓了就到廟附近的一個小飯店裡，買兩碗稀飯吃，不能過橋，也不能遠走。
這時正是九月底，蘭州郊區的工人、農民、學生到處在宣傳抗日，但我卻一點兒主意也沒有。飯店老闆是個很善良的小老頭子，他看我下身穿個單軍褲，天天上他家吃稀飯，就懷疑起來。
有一天，他故意跟我說：“現在的年輕人，都在要求上前線打日本鬼子，你怎麼還在這兒逛?”
我一聽也不好說什麼，隨便回了一句：“抗日行啊，可我到哪兒去抗日呢?”
“現在到處都是國軍，我把你送到國軍那裡去吧?”
我搖了搖頭說：“我不當兵。”
“為什麼呢?”這時我覺得他的眼睛注視著我，好像要看穿我的心思似的，自然，我不能告訴他我是紅軍，就胡編著說：“我要回家看看，又過不去橋，父母親都老了……”
他看我不吐實話，就把我拉到一邊說：“你要不願意當國軍，我有一個朋友，他可以把你帶到抗日的地方去，行嗎?”
這句話問得我莫名其妙，就說：“到哪兒去?”
他笑笑說：“到哪兒你就知道了。”
我更是奇怪，但又想著“不管怎樣，只要能過去鐵橋”，當時就答應了他。
第二天果然來了個像工作人員一樣的人，把我帶過鐵橋，又一直把我帶到蘭州東門汽車站，給我找了個地方住下，說是等車去西安，並說到那兒才能找到工作，說完給我留了些錢就走了。
但蘭州東來西往的汽車多得很，他又不來給我買票，可把我弄糊塗了，要等什麼車呢?他是什麼人呢?
越想越糊塗，但看到蘭州只有一條大路是向東去的，心想西安一定在東面，心裡又好像安靜了些，又不敢亂問人，只好將信將疑地等了四五天。
第五天，忽然來了一部大卡車，這時，他不知從什麼地方又出來了，對我說：“這趟車是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坐上吧!”
“八路軍?”我一聽，馬上就想起了監獄中白匪的話來，想著八路軍不就是紅軍嗎?一下高興起來，正想問他，他卻又找不見了。
這時車上已有好幾個人，我也不敢問誰，一路上還想著他和那個小老頭子，他們都是什麼人呢?
汽車一直載著我們，這天來到西安，車開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門口，剛下車，就過來一個穿著軍衣戴著國民黨帽徽的人接我們。
我吃了一驚，難道真如白匪說的那樣，紅軍投降國民黨了嗎?我被騙了嗎?跑吧！又怕跑不掉，只好硬著頭皮跟進去。
他把我帶到一間小房子裡住下，和氣地招呼我說：“可別出門亂跑，免得惹事。”
接著，他出去給我拿了一床新棉被和一套灰色的新棉軍衣來。“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仔細地想著，覺得他這些舉動，都不是國民黨當官的樣子，心裡才比較安定了些，但仍然不相信這就是紅軍的地方，他給我的帽子，我也不敢戴它。
五天過去了，一個幹部來找我談話，他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樣，一開口就說：“八路軍就是過去的紅軍，為了團結抗日才改編的，這還是共產黨的隊伍，總部在陝北延安……”
“陝北！我聽說過……”
沒等他說完我就一下跳起來了，並把自己的遭遇，全都跟他說了，幾天來的悶葫蘆打開了，心裡亮堂了，連房子也像一下亮了許多。
他也替我高興，並告訴我說：“過幾天有汽車去延安，可以把你帶去。”
又說：“你到了這裡，就算到了家了。”
是啊，這時，我真感覺自己像到了家一樣，興奮得不知怎麼才好。
到了延安以後，我被編在總部通訊連當通訊兵。
有一天，我到北門外的一個窯洞裡去送信，遇到了一個瘦瘦的首長，他聽我是四川口音，又看我個子不大，就問我過去是哪個部隊的?
我說是西路軍回來的，他一聽我是西路軍突圍回來的，真親熱極了，忙搬了凳子讓我坐下，又倒了杯茶遞給我。
我看這個首長，和我穿的一樣的衣服，一點兒架子都沒有，也就毫無拘束地坐下來。接著，他笑著說：“真巧，我也是西路軍回來的。”
更像是見了老朋友一樣，一路上的千辛萬苦，一下都在腦子裡集攏起來，恨不得一下子都講給他聽，但又不知從哪兒說起。
經他一問，我就談起來，越談越有勁兒，把所有想說的話，全都說了出來，連時間也忘記了。
他聽著不住地點頭，等我說完的時候，他問我：“你可知道西路軍的總指揮是誰?”
“徐向前。”我毫不遲疑地回答了。
“你認識他嗎?”
“見過面，記不清了。”這時，他像逗孩子似的笑了笑說：“你看我像不像?”
“啊?”我猛地站了起來，一下就看清了，真是他。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我也是討著飯回來的。”
誰能想到呢?在我面前的就是過去的總指揮，而且也是討著飯回來的，我真後悔不該把自己的苦談得那麼多，站在那裡不知該怎樣才好。
這時徐向前同志也站起來，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小鬼，這條路算你走對了！”
直到回到連裡，我還一直在回想著與總指揮見面的情形，但我又後悔起來，我為什麼沒問他一聲：“你是不是那個在月亮底下叫我們向東走的指揮員呢?如果不是他，那又是誰呢?我還能不能再見到他呢?”
譚清林同志（1918年2月——2003年11月），陝西寧強人，1955年被授予少校軍銜。1935年在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六九十師二六八團二營五連當打旗兵。西路軍失敗後，經過半年多時間艱難曲折的歷程，終於找到了第十八集團軍駐蘭州辦事處，1936年的10月被組織安排轉送到延安。譚清林到延安後，被安排到軍委總政治部通訊連當通訊員，1937年6月至1940年7月調警衛排當警衛員，先後在軍委總政治部、北路軍西安辦事處、八路軍總隊辦事處、新四軍後方留守處、新四軍李先念支隊司令部和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等單位從軍，在軍委總政治部當警衛時曾給毛主席、劉少奇、李先念等中央領導當警衛員。由於長時間脫離黨組織，經組織審查，譚清林於1940年2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8月選送到新四軍江北幹校學習了半年，結業後調新四軍一縱三旅八團三營八連任排長，一年後升任副連長，1946年10月升任連長， 1947年2月在華東軍大學習結業後，先後任副營長、營長等職。在解放戰爭中，他先後參加過江南摩山戰役、山東南麻戰役和魯南戰役，他總是拼殺在前，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屢立戰功。解放後，調任安徽省霍邱縣人武部部長、兵役局局長。1964年離職休養。2003年11月譚清林同志在安徽合肥因病逝世，享年86歲。
譚清林從16歲參加紅軍，在如火如荼的戰爭年代和水深火熱的生活考驗中，他對黨忠誠，革命意志堅強，戰場上衝鋒陷陣、英勇頑強，為革命立下赫赫戰功，1957年授予“解放勳章”、“三級八一勳章”和“三級獨立自由勳章”。1988年按正師級對待，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