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軍第一輪大掃蕩結束後不久，宗澤就去世了。群龍無首之際，不少人希望宗澤的兒子宗穎站出來主持大局。
自宗澤卒，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
宗穎對此自然是意動的，但對於趙構而言，這可不是什麼好訊息。
宗澤活著的時候，就一直與南宋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現在好不容易盼來轉機，再弄個父死子繼的局面那還了得？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趙構很快頒佈了新的人事任命。讓杜充接替宗澤的位置，宗穎則擔任杜充的助手。
會充已除留守，詔以穎直秘閣，起復，充留守判官。
對此宗穎老大不樂意，但他既沒有宗澤的霸氣，也沒有宗澤的實力，自然無力反抗趙構，只能接受這個任命。
後來，宗穎一度與杜充分庭抗禮，但是總處於劣勢，最後只好回家給宗澤守孝去了。
起復留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
看到這段歷史時，我總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宗澤把北方的抗金力量整合得再充分一些，趙構還能空降一個人取代宗穎嗎？估計很難。
一切是顯然的，只要宗澤把北方抗金力量充分整合了，看到有人敢在汴梁城內坐在宗穎前面，就算宗穎沒意見，廣大的愛國軍民也不會接受啊。
此前不久，趙構曾空降一個官員到某地當老大，這個官員拿著趙構的委任狀卻無法赴任，因為當地老百姓都紛紛表示，他們還想讓從前的老大繼續管理這個地方。
面對此情此景，趙構當然是怒不可遏，於是就把那個從前的地頭蛇貶官三級，讓他繼續留任，又給那個空降的官員另尋了一個地方。
對此，高階文職官員就提出了意見：那個地頭蛇算怎麼回事？
如果他做得對，我們就應該大力表彰，因為一個地頭蛇離任時，被當地老百姓紛紛挽留，這證明他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官員啊。這樣的官員，我們為什麼要貶他三級呢？
如果說他做的不對，貶他三級就能了事？因為一個地頭蛇煽動老百姓鬧事，讓官員拿著中央政府委任狀都無法赴任，這該砍他的頭啊。
對此，趙構也只能顧左右而言它。
在那種兵荒馬亂的年代裡，哪有什麼道理可講呢？杜充能越過宗穎，是因為北方各勢力比較複雜，而且杜充也是牛氣沖天的人物，否則就算拿著趙構頒發的委任狀，杜充也無法取代宗穎的地位。
杜充風光無限時，可謂南宋軍界第一人，連岳飛都是他的下屬。
杜充南渡時，劉光世、韓世忠也明確劃歸到了杜充屬下。
張俊保持著獨立地位，那是因為張俊由趙構直接指揮，而張俊當時的軍界地位顯然比杜充低多了。
問題是，杜充後來越混越差勁，實在讓人難以想象當年的風光了。在金軍深入江南時，杜充突然對前途喪失希望，於是在關鍵時候投敵了。
而在勸降杜充的時候，完顏宗弼開出的條件是：“你可以當中原皇帝。”
可是在日後的競爭過程中，杜充沒能爭過劉豫、張孝純，所以越混越差，慢慢地被人所遺忘。
因為杜充蓋棺定論，是一個可恥的漢奸，而且還不是坐頭把交椅的大漢奸，所以歷史書常常把他寫得極為不堪。
可實際上，當時的杜充顯然是一個名望很高的人，否則他怎能接替宗澤的位置呢？又怎能在率軍南撤後，依然成為了劉光世、韓世忠等人的上司呢？
杜充接替了宗澤的位置之後，北方局勢越來越惡化。很多人總認為，這是杜充能力太差。實際上，北方局勢不斷惡化，幾乎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在宗澤坐鎮汴梁的一年時間裡，整個北方已讓金軍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徹底打穿了，宋國失守的重要城池，伸出兩把手也數不過來。
宗澤死後，這種趨勢自然還會繼續，只要金軍再發動一輪大掃蕩，整個北方地區還會有更多城池淪陷。
在這種背景下，就算宗澤活著，與杜充相比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罷了。
而且，對汴梁留守而言，當時還有一個危機。那就是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整合，北方的義軍、流寇變得越來越強大，所以開封留守的直屬軍隊想駕馭他們，自然是越來越困難了。
在這種背景下，以杜充為代表的政府軍與地方武裝的矛盾，自然是越來越難以調和。事實上，就算宗澤活著，這種矛盾也是難以避免的。
在接替宗澤後不久，杜充就與張用、王善等義軍首腦發生了大火併，結果就是張用、王善變成流寇了。
據說，張用、王善變成流寇，是因為杜充打擊他們愛國的熱情。實際上，這是因為他們勢力越來越大，所以不想受大宋政府的約束了。
在面對杜充時，張用、王善還算比較團結；可在與杜充翻臉之後，張用、王善之間也有產生了分歧。
張用認為，我們雖然脫離了東京留守的控制，但我們也是義軍啊。既然是義軍，我們就應該到宋奸控制的地區尋找落腳處，如果我們到宋軍控制的地方尋找落腳處，那我們就成流寇了。
王善認為，現在天下大亂，咱們倆合作好了，誰敢說，咱們一定不能稱王稱霸、成佛成祖呢？換而言之，這種兵荒馬亂的年代，咱們放手幹吧。
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為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
後來，張用被王善說服，雙方一起南下，準備在宋軍控制的地區分一杯羹。
問題是，宋軍控制的地區也不容易奪取啊。所以，張用、王善在攻打淮寧時，被杜充派軍趕跑了。在這種背景下，張用、王善只能繼續向南轉進。
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
許多人總喜歡說，南下的人很多，所以證明這些人都心向大宋。可事實上，眾多南下的人懷著怎樣的想法，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所以，李成、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等人南下後，那是大有席捲江南的架式。
事實上，北方的許多義軍、流寇，都是想著成佛成祖、稱王稱霸，或是曲線上位。
先趁亂拉起一支隊伍，能變大變強自然最好，退一步，被誰招安也得給他一個大官當啊。再退一步，就算死了也是風風光光地活過一場呀。
在我看來，張用等人一個勁兒地向南轉進，絕不是因為他們深愛大宋，而是因為北面的金國太強大，想在金國的空隙中變大變強太難。南面的大宋相對較弱，在大宋的空隙中尋找變大變強的機會，應該比較容易。
這些軍隊為什麼要脫離杜充呢？因為杜充最後投降金國，所以通常的說法自然是杜充太壞，所以大家都不跟他混了。總而言之，如果宗澤活著，大家肯定不會這樣做的。
其實，主要是因為在金軍的掃蕩下，大家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後勤的問題如何解決？
最簡單而言，大家一說北方抗金形勢大好，有一百多萬義軍。問題是，這一百萬義軍吃的喝的都從哪裡來呢？
在金軍接連大掃蕩前，北方地區的官府、老百姓面對這些手持槍桿子的大爺，自然都得供他們吃，供他們喝。
問題是，隨著宋奸越來越多，他們再想吃喝，地方就越來越窄了。
一切是顯然的，宋奸越來越多，而且又有金國保護，義軍想到他們的地盤上混吃混喝，難度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所以，從表面上看，汴梁附近的軍隊越來越多，這是一件好事。問題是，他顯然也是一個麻煩事，那就是這樣多的義軍，聚集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吃什麼、喝什麼？
我前面分析過，宋軍的後勤是透過文官系統籌集的，義軍的後勤則是透過自己籌集的。
開始，金國對北方的控制力很弱，義軍找那些與金軍關係曖昧，甚至是掛起金軍大旗的地方籌糧很容易。在這種背景下，他們雖然是自行籌糧，也可以說自己是義軍。
問題是，隨著宋奸越來越多，抱團的規模也越來越大，義軍自然不敢隨便搶他們的糧了。
在這種背景下，大宋政府的文官系統在自己的控制範圍內籌集到了糧草，應該先保證誰的需要呢？自然是先保證宋軍啊。
對於大宋政府這種做法，其實是無可厚非的。可這樣一來，義軍自然要生氣了。因為，大家都是抗金的隊伍，憑什麼政府軍就吃得好、穿得好、裝備好，我們卻連基本的後勤補給也無法保障？
在生存壓力下，這些義軍難免會想把手伸進大宋政府控制的地區。問題是，這種事不僅是杜充不允許，就是宗澤活著也不可能允許啊。
許多地方，到底是國統區還是敵戰區，實在難以說清楚。因為北方廣闊的地區，常常就是宋軍、金軍、偽軍、義軍、流寇你來我往的地區，這些地區到底算誰的？本身就難以說清楚。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南宋政府看來，許多地方就是國軍控制的地區，所謂的義軍敢到這種地方自行籌糧，本身就是如同造反。
問題是，眾多義軍首腦都領著幾萬小弟在道上混，總得管他們吃飯吧？
更難處理的問題是，到金國保護地區籌糧，常常會受到報復，到南宋保護地區籌糧就等於造反，你叫他們怎麼辦？
張用、王善叛亂的結果，就是他們以後可以肆無忌憚地到南宋保護地區搶糧了。眾多義軍與杜充的矛盾，以及脫離杜充的主要原因，其實就在這裡。
因為，繼續跟著杜充混，籌集後勤就受到了約束。在這種背景下，用各種高大上的理由與杜充脫離關係，再做一些無法無天的事，相對就容易許多。
只要和杜充脫離了關係，以後想到哪裡籌糧，就可以到哪裡籌糧。
在這種背景下，各種軍隊所過之處如同蝗蟲過境，就算他們不放縱軍隊搶劫，所過之處管他們吃飯，也是一種驚人的負擔。
於是用駐於確山，連亙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號“張莽蕩”，鈔掠糧食，所至一空。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軍屯確山，麥且盡，眾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
杜充壓制打擊義軍的行為，顯然是得到了南宋中央政府授意與認同，否則杜充南渡後，就不會受到南宋中央政府的空前重用。
要知道，杜充南渡後，既是地位最高的軍事統帥，又是南宋執政官。在南宋初年，這種地位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
只是杜充後來投降了金國，所以這種問題的是是非非，自然都歸到了他的頭上。
其實呢，在當時的大背景下，無論誰坐鎮汴梁，也會無法阻止非政府武裝越來越大，也無法阻止非政府武裝蠢蠢欲動地向南轉進。
面對北方金國的壓力，眾多非政府武裝就是一個勁兒地想向南轉進並轉變為流寇，原因非常簡單。
首先，南方的經濟相對完好；其次，就如韓世忠圍剿苗劉兵變時所說，面對金軍我不敢誇海口，但是打個宋軍，我還是非常有自信的。
勝非退，見光世已下於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
都把南宋當軟柿子捏，南下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