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摯友範愛農的人生悲劇：人不僅要有一身傲骨，還得有一技之長

1926年8月底，魯迅來到廈門大學教書，過得很不如意，百無聊賴，便寫了很多回憶文章，取名《舊事重提》。11月18日，他用清冷沉鬱的筆調，回憶了和昔日老友範愛農的瑣事，以及範愛農悲慘的遭遇。全文語言樸素，感情真摯。

範愛農，名肇基，字斯年，號愛農。浙江紹興黃甫莊人，生於1883年，比魯迅小兩歲。父親是個“紹興師爺”，在他三歲時去世了。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寄居在叔叔家，經常被嬸嬸羞辱嘲罵，母親不堪其辱，在他五歲的除夕夜吞金自殺了。範愛農兄妹跟著祖母艱辛長大，1905年，徐錫麟和秋瑾在紹興開辦大通師範學堂，22歲的範愛農前去報考，並被錄取。範愛農勤奮學習，成績優良，深得徐錫麟青睞。同年年底，範愛農跟隨徐錫麟夫婦赴日留學。魯迅前去迎接，兩人就此相識。

1907年，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失敗被殺，範愛農作為同黨被清廷取消留學費用，無奈回國，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好躲在鄉下，教幾個小學生餬口，還曾被清廷派人抓捕，倖免。1909年，魯迅回國，在浙江杭州兩級師範學堂教書，第二年，在一次同鄉聚會上，他們再次相聚。兩個落魄的人同病相憐，惺惺相惜，範愛農經常來魯迅家裡喝酒談天，日子越過越緊張。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魯迅被任命為紹興師範學校校長，請範愛農為監學，範愛農“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據當時一位學生回憶，魯迅“溫良敦厚，給人一種敬而愛之的感覺”，範愛農“一年到頭穿著一身學生裝，一雙布底鞋，留著一個平頂頭，衣著非常單純，像一個窮學生，教書時態度嚴峻，對學生尤其嚴肅，總是成天閉著嘴，沒有一絲笑容。”

學校離魯迅家相距不到一里路，每天辦公完畢，範愛農便身著棉袍，頭戴農夫所用的卷邊氈帽，下雨時穿著釘鞋，拿了雨傘，來找魯迅談天。魯迅母親便替他們預備一點家鄉菜，拿出老酒來，聽主客高談，聽了有時不免獨自匿笑。這樣總要到十點鐘以後，範愛農才打了燈籠回學校去。

然而好景不長，也就幾個月時間，學校便由於經費緊張，人事複雜，辦不下去了，只好提前考試，提前放假。恰在此時，魯迅好友許壽裳向教育總長蔡元培推薦了魯迅，蔡元培說，我也早就聽說過豫才（魯迅本名）的大名，正要寫封聘任函，現在你就趕緊替我寫封信，讓他趕緊來。這封聘任函對於魯迅無異雪中送炭，魯迅把去教育部上班的決定告訴了範愛農。範愛農很贊成，但頗淒涼，說：“這裡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魯迅到了南京，範愛農隨即寫來一封信，講述自己在學校的艱難處境。其中有“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波逐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弟自知不善趨承，斷無謀生機會，光景絕望矣。”

魯迅很快到了北京，範愛農又寫來一封信，此時他已經被學生們驅逐出校了。過程大體如下。

一個星期日，兩個跟範愛農平時有意見的同事讓廚房給學生們開伙，按照校規，星期天補開伙食需要教務室和後勤室同意，所以廚師沒有聽這兩人的話，拒絕了。兩人懷恨在心，遂在第二天早飯上唆使學生們鬧事，聲稱飯裡吃出了蜈蚣。當時範愛農正好在場，他是監學，便命令廚師換掉重做，還訓斥了廚師幾句。不料午飯時，學生們又說飯裡有蜈蚣，當時範愛農不在場，校長在場，帶頭不吃。眾意洶洶，要求換掉廚師。校長便讓學生們徵詢範愛農的意見，範愛農說，讓廚師們重做就行，如果做得還不好，可以讓學生們自己帶飯吃。

結果晚飯做熟，教員們和學生們都不來吃。去請也不來，搖鈴也不來。範愛農說，此前說好的，嫌棄飯菜不可口可以自備，現在你們都沒有自備，就請無論如何吃一點，眾人還是不吃。範愛農怒了，說道，這是學校，不是飯館，你們不吃飯也不上課，如果想就此退學，那就趕緊回家，即使你們幾個退學了，學校照樣還開。學生們於是都去吃飯上課了。

第二天早飯，校長等眾人坐好，忽然說，以後大家如果覺得飯菜不可口，應該在吃飯前就說，不能在吃飯時才說。就像昨天那麼搞，以後再犯，我絕不答應。學生們怒了，吃完飯一起找到校長，聲言要罷課，接著把矛頭對準範愛農，因為範愛農說過嫌飯菜不好可以回家的話，學生們聲稱，如果範愛農還在學校，他們就不上課。範愛農說，除非校長辭退我，否則我不走。校長於是開除了兩名學生。支援學生鬧事的兩個同事於是帶了幾個學生，把範愛農的行李搬出了門房，並把這件事登在報紙上，範愛農就此失業。

範愛農失業後，走投無路，又去曾經逼死過他母親的二叔家蹭飯，沒蹭幾天，就被二嬸趕了出來。此時他的身邊沒有一個老友，有的去了杭州，有的去了南京，有的去了北京，正在窮愁之際，一位報館的年輕朋友伸出援手，邀請他擔任社外編輯。範愛農把此事寫信告訴魯迅，魯迅高興地跟一起住在紹興會館的許壽裳說，範愛農進了報社，總算找到了一個吃飯的地方。沒想到僅僅過了一個月，範愛農和報館中的朋友一起乘船出去玩，半夜酒醉，失足落水而死。

對於範愛農是怎麼死的，魯迅在回憶文章中“疑心是自殺”，理由是範愛農會游泳，不容易淹死。這個推論得到了魯迅二弟周作人的附和。周作人說，範愛農“似乎很有厭世的傾向，這是在他被趕出師範以前所寫的信裡，也可以看出痕跡來。”這個痕跡，就是第一封信中寫的“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波逐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弟自知不善趨承，斷無謀生機會，光景絕望矣。”

我們覆盤範愛農短暫的一生（30歲），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便是“性格決定命運”。範愛農也知道自己的性格短板，便是“天生傲骨，不善趨承”，用現在的話說，便是情商低，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這導致他“斷無謀生機會”，最終釀成悲劇。

但是話又說回來，範愛農之所以混得這麼慘，還有一個原因，便是沒有“一技傍身”。我們以魯迅作為對比。魯迅也是被學校排擠出局，但他很快得到了教育部的新工作。教育總長蔡元培雖然也是紹興人，而且是光復會的會長，但他從來不因私情照顧熟人，許多人去找他都碰了釘子，為此不無怨言，有人找到同盟會的某大佬說情，該大佬無奈地說，進別的部還行，進教育部我也沒辦法。魯迅之所以能進教育部，絕非跟蔡元培有私交，事實上當時他根本不認識蔡元培。蔡元培之所以聘用他，皆因魯迅是有兩把刷子的。

魯迅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跟兄弟周作人一起搞文藝，翻譯了很多外國小說寄回國內發表，小有名氣。他還是章太炎的學生，舊學功底非常深。他們的好學甚至引起了日本媒體的注意，當時的日本媒體登載，清國留學生中有姓周的兄弟倆，學習異常刻苦，非常難得。所以魯迅的大名，蔡元培是聽說過的，魯迅的才能，蔡元培也是見識過的，因此許壽裳跟蔡元培一推薦魯迅，蔡元培馬上便答應了。後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校徽便是請魯迅設計的。

比起魯迅，其弟周作人就差點。魯迅去教育部上班，周作人一直在杭州教書，直到幾年後蔡元培當了北大校長，魯迅為了給周作人找工作，多次出入蔡元培府邸，自稱“晚生”。周作人到了北大，怕教不了書，每次白天把講稿寫好，晚上交給魯迅修改，第二天自己謄抄一遍，交給北大教務處審閱存檔印發。就這麼過了一年多，周作人才在北大站住了腳，逐步得到了同行認可。

魯迅剛到北京時，也曾試著給範愛農找個工作，可是一來人生地不熟，自己還沒有開啟局面，沒有人脈，二來範愛農沒有一技之長，想給他找個合適的工作也很難。畢竟自古以來“長安居，大不易”，帝都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幾乎在創作《範愛農》的同時，魯迅又寫了小說《孤獨者》。小說中的“我”和“魏連殳”就是現實中魯迅和範愛農的翻版，但是魯迅給了魏連殳一個悲壯的結局。現實中的範愛農窮困潦倒而死，小說中的魏連殳卻在被學校解僱後，為了活下去，當了一位師長的幕僚，過了幾天頹唐奢靡的生活。

《孤獨者》中的“我”與魏連殳同樣有著一身傲骨，但在處理現實問題上是有區別的。“我”對現實的打量和生存的策略，相對客觀、冷靜、務實而沉穩一些。“我”能將生活的壓力和精神的掙扎化為一種淡定的應對，換言之，能夠適應社會，但是魏連殳卻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