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順利召開，也正是在這一時刻，黨中央確定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便是後來我們熟知的改革開放。
而如今的中國，距離改革開放已經過去了整整四十二個年頭，在這近半個世紀裡面，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為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多項科技更是在世界處於領先位置，尤其經濟發展迅速，已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是我們如果重新回顧那段偉大的改革歷程，其實也不難發現，改革並非一帆風順，尤其在改革之初，很多人對於改革並不是很贊同，改革能不能行，姓“資還是姓社”等各種問題，可謂是層出不窮。
雖然改革面臨諸多挑戰，反對的人也不在少數，可是這些問題，最終都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下，成功克服，這才有了偉大的改革開放，才有了今日強大的中國。
當然在文章的開始我們就有說道，改革開放包含兩種含義，這便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而對內改革，這主要體現在生產方式，以及所有制形式上，這些事情筆者不用多說，相信大家多數人都曾作為見證者，自然不會對其陌生。
但是對外開放，或許很多人有點不解，其實這也很好理解，說的簡單點，也就是讓外國人瞭解中國，讓他們願意到中國搞投資，讓中國成為能留住人的地方。
當然在改革開放之初，對外開放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這便是外國對於中國缺乏瞭解，所以改善外國人以往對中國的誤解，這才是能否做到對外開放的根本。
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實際上和對內改革一樣，所以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還熱情邀請一些外國記者來華，希望他們能瞭解中國，向世界上其他國家書寫中國。
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內民眾對於新中國的變化也是感同身受，尤其身邊新事物的出現，極大充實了國人的生活，讓大多數感受也感受到了改革開放的好處。
但隨之而來的，也有一些問題，這種問題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上面，例如改革開放之前，毛主席的畫像在北京隨處可見，可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很多毛主席畫像都被收藏了起來，因此有人便發出了猜疑，是不是天安門上的毛主席畫像也會被取下。
其實在那個年代，不光中國人有這種疑問，就連很多外國記者對此也極為好奇，不過這個問題，最終得到了答案，而給出這個答案的人，則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
要講清楚這件事情，就得從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同志和一位外國著名記者的單獨會面說起，那是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為了向世界更好的宣傳中國，在人民大會堂118號廳接見了義大利記者法拉奇。
這次中國領導人同外國記者會面，可以說是非常特殊，因為在會面現場除了法拉奇之外，再沒有任何一名記者，甚至連中國記者都沒有，而鄧小平同志之所以如此重視這次採訪，給予外國記者特權，其出發點，也是為了讓西方國家能更好的瞭解中國，可謂是用心良苦。
據參加過這場會面，充當翻譯的施燕華同志回憶，當時這場會面只有五人在場，除了鄧小平和義大利記者法拉奇之外，便只有她和一名記錄員，以及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錢其琛。
而後來施燕華同志在自己所寫的《我的外交翻譯生涯》一書中，深刻又詳細的回憶了此次會面，她清楚的記得，經驗豐富的法拉奇面對鄧小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很刁鑽，她說道：
“幾年前我到北京來，到處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從飯店到這裡，只看到一幅，掛在紫禁城入口處，以後你們還會保留毛主席像嗎？”
面對法拉奇這般詢問，鄧小平同志表現的非常淡定，當然他也看出了這位義大利女記者的意圖，無非是想把改革開放和毛主席對立起來，於是鄧小平不慌不忙慢慢的說道：
“永遠要保留下去，毛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聽到鄧小平同志這樣說，法拉奇點點頭，其後鄧小平又對法拉奇表示道，中國雖然在過去很多地方都掛毛主席像，但他認為這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中國人對毛主席的尊重。
很快，這件事情透過法拉奇的報道，也向世界傳遞了出去，全世界其他國家，也都知道了鄧小平同志對毛主席的態度，當然鄧小平的這番回答可謂是精彩，既表明了中國人對毛主席的態度，又讓西方人打的算盤落了空。
其實鄧小平同志一生，對於毛主席非常尊敬，而毛主席去世後，鄧小平曾經多次提起毛主席，他認為沒有毛主席，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他甚至嚴肅的說道，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而是客觀事實。
當然毛主席的貢獻不用多說，每個中國人對他都是發自內心的敬仰，但回到鄧小平同志身上，他對於毛主席的感情，肯定是有別於我們普通人的，他既和毛主席是革命戰友，他又認為自己是毛主席的學生。
在這種情況下，其實鄧小平對於毛主席有著更為深刻的瞭解，當然這種瞭解，沒有幾十年的親身經歷，絕非是我們一般人所能體會的。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33年，也就是距離這場採訪近半個世紀前，鄧小平就因為堅決維護毛主席的主張，而被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批評過。
當時正值反圍剿戰役的關鍵時刻，但是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的臨時中央一味執行共產國際命令，尤其是負總責的博古，對於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李德深信不疑，這給紅軍帶來了巨大災難。
但毛主席因為主張游擊戰，不贊成他們這樣過於冒險的做法，而受到了嚴重批評，並且被取消軍事指揮權，派往了大後方，可毛主席雖然被博古等人孤立了起來，但在江西蘇區，卻依然有不少人支援他正確的主張。
而這些人的代表，便是後來被博古等人所批評的“鄧毛謝古”四人，也就是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當時他們四個人從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對毛主席的主張給予了堅決支援，並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
也因為如此，博古便對鄧小平等四人進行了批評，甚至將他們劃成所謂的“毛派”，當然對於這些莫須有的帽子，鄧小平同志絲毫不在意，因為他意識到現階段紅軍，就應該遵循毛主席的主張，不能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發展，一定要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
可當時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領導層佔據上風，因而毛主席的正確主張，並沒有得到實施，這也成為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最終進行長征的根本原因。
從這件事情我們不難看出，其實在黨中央領導革命的最初階段，毛主席的領導地位還沒有確定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就早已經認識到了毛主席的正確性，並且成為了毛主席的追隨者，甚至不惜忍受委屈，也堅定站在了毛主席這一邊。
而毛主席對於鄧小平，更是極為欣賞，不但曾多次在重要場合誇讚過鄧小平，還對其屢次委以重任，包括有些時候鄧小平同志總以自己“不夠格”而進行謙讓，但毛主席卻給他打氣，讓他放開手去做。
例如解放戰爭時期的淮海戰役，鄧小平雖然只是中原野戰軍的政委，但在淮海戰役發起後，毛主席卻親自提議組建淮海戰役總前委，並由鄧小平擔任總前委書記，而當時陳老總粟裕等人，都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之下，這些事情也都體現了毛主席對於鄧小平才能的肯定，以及對他的放心。
書歸正傳，回到這次採訪，其實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問題，這便是在改革開放之初，西方人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改變毛主席，實際上這是大錯特錯。
而鄧小平在同法拉奇的會面中直截了當的闡明瞭自己的態度，換句話來說，也就是間接的表明了中國人的態度，這便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一定是堅持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同西方國家是有根本上的區別的。
今日我們重新看待這段歷史，難免不被鄧小平同志的智慧所折服，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眼光是超遠的，他的偉大毋容置疑，身為後人的我們，務必要堅決維護這得之不易的偉大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