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閆佳佳 朱耘
ID：BMR2004
2021年11月18日，國家反壟斷局正式掛牌。值得注意的是，該局掛牌成立以來，共披露了46起行政處罰案件，其中涉及26家網際網路公司，佔總量的一半以上。平臺企業壟斷頻頻，引發廣泛熱議。
近年來，我國平臺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尤其是新冠疫情暴發後，平臺經濟取得了更加高速的增長，當封城和隔離成為最主要的控制疫情傳播的手段時，數字經濟的無接觸交易優勢凸顯，但是平臺之間的市場爭奪引發了眾多無序競爭。此外，平臺還出現了“大資料殺熟”“掐尖併購”、騎手被演算法控制等問題，侵犯了消費者和勞動者利益。
平臺經濟為中國經濟帶來了什麼樣的機會？作為消費者，平臺帶來了怎樣的便捷？又可能影響我們的什麼權益？平臺經濟又會面臨哪些挑戰？作為政府，該如何規範平臺的行為？該不該反壟斷？又究竟該如何創新監管以保障數字經濟的有序發展？
2021年11月1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北大國發院）智庫部門舉辦“承澤課堂·平臺經濟十二講”系列課程，分別從不同維度講解平臺經濟的機遇與挑戰。
如何定義壟斷？
2000年開始，網際網路逐步演變出平臺，平臺的發展已有20餘年。雖然平臺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為經濟以及社會帶來眾多利好，但網際網路平臺在發展中卻與其初心背道而馳。市場監管總局訊息披露，自2015年以來，網際網路平臺出現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對平臺內商家提出“二選一”要求、禁止平臺內商家在其他競爭性平臺開店或參加促銷活動的現象，並藉助市場力量、平臺規則和資料、演算法等技術手段，採取多種獎懲措施保障“二選一 ”要求執行，維持、增強自身市場力量，獲取不正當競爭優勢。2021年4月和10月，阿里巴巴和美團因“二選一”分別被市場監管總局罰款182.28億元、34.42億元。
無序競爭主要源於網際網路資本的無序擴張，因為網際網路企業是透過吸引使用者注意力獲得商業利益，透過提供免費服務獲取使用者注意力，然後將注意力銷售給廣告商實現盈利。
基於此，網際網路平臺“二選一”現象日益激烈，中國有關監管部門也不斷出臺一系列促進平臺經濟規範發展的政策措施，規制壟斷行為，2021年以來，《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禁止網路不正當競爭行為規定（徵求意見稿）》等法律法規陸續釋出；為更好規範市場競爭行為，2021年11月18日，國家反壟斷局正式掛牌。
但是，如何判斷或界定壟斷是當前面臨的難題。北大國發院金光金融學與經濟學講席教授、北大國發院副院長和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表示，傳統概念中，判斷是否壟斷，第一看市場份額；第二，不行就要分拆。但是這種判斷方法放在平臺經濟裡卻不適用，因為平臺經濟的基本特點是規模經濟、範圍經濟，以及一系列網路外部性等，意味著“大”是平臺經濟做得好的必然特徵。因此，市場份額是否是判斷數字平臺有沒有壟斷的合適指標還需要探討。
所以在平臺經濟中判斷是否壟斷，不能靜態地看市場份額，需要看進入的門檻、沉沒成本是否足夠低。足夠低，就具有可競爭性，即便一個平臺的市場份額很大，也很難完全壟斷某個行業。目前中國大部分平臺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不是很突出，規範政策的重點應放在減少反競爭行為、增強“可競爭性”，降低競爭者進入的沉沒成本。
如何互聯互通？
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汪浩表示，“二選一”現象使得在每個平臺上運營的商家數量減少，可以減少商家之間的競爭。如果消費者可以很方便地在不同平臺之間進行切換，或者商家數量眾多，那麼“二選一”不會顯著影響商家之間的競爭；反之則可能有反競爭效果。大範圍“二選一”具有排他性效果，不利於小平臺做大規模。
1898年，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公司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裡透過吞併控制90%的石油運輸，美國透過《反壟斷法》將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公司拆分為34家彼此競爭的石油公司。中國網際網路巨頭會被拆分嗎？汪浩表示，“拆分”不是平臺反壟斷的上策，互聯互通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平臺壟斷問題。透過互聯互通規制可以更充分發揮網路效應、防止“贏家通吃”、鼓勵良性競爭，互聯互通是傳統電信行業健康發展的基石。
互聯互通特別適用於基礎服務比較同質、而網路效應比較顯著的領域。那麼又該如何推動平臺互聯互通？在汪浩看來，互聯互通不僅包括平臺之間相互開放外鏈直接開啟，更重要的是同類型平臺之間相互開放使用者直接訪問數字平臺，這可能存在一定技術困難，也對資料安全和隱私保護提出更高要求，但並非無法克服。互聯互通的最大障礙是利益重新分配，規模較大的平臺缺乏興趣，所以應該進行適當的利益補償機制，實行“軟著陸”。
中國數字平臺領域總體上競爭比較充分，僅在個別領域有市場過度集中的問題。對此，汪浩提出了幾條政策建議，一是研究主要面向大型平臺的稅收調節體系；二是降低數字平臺市場的准入門檻；三是平臺反壟斷應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四是探索在相互競爭的平臺之間實現互聯互通。
勞動者權益如何保護
平臺經濟提供了很多新的就業機會，在平臺上開店、送外賣、物流配送等。阿里巴巴主營平臺帶動了5373萬人就業，滴滴平臺帶動了1360萬人就業，美團騎手達295.2萬人。黃益平表示，勞動者工作時間比較靈活，入行門檻也相對較低，平臺為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全新的補充。但是，一些為線上業務服務的人員，特別是騎手、外賣員等的收入、福利以及勞動條件值得關注。
我國“勞動二分法”將勞動分為“從屬性勞動”和“獨立性勞動”。從屬性勞動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屬於勞動關係，需要簽署勞動合同，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獨立性勞動下，勞動者與接受服務方屬於民事關係，簽訂勞務合同，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兩種勞動下，勞動者權益保障責任劃分不同。從屬性勞動強制公司為勞動者繳納“五險一金”等保險保障；獨立性勞動下，勞動者需自行、自願購買各種保障。
北大國發院教授李力行表示，在平臺出現前，傳統的勞動者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屬於勞動關係，個體戶勞動者與消費者簽訂勞務合同屬於民事關係。但是平臺出現後連線了平臺經濟下的零工，那麼這些零工與平臺是勞動關係還是民事關係還沒有界定。以外賣騎手為例，當騎手在送餐中發生交通事故，那麼責任由誰承擔成為問題。
受制於演算法等手段，騎手送外賣的時間日漸縮短，騎手被迫越跑越快，於是超速翻車、逆行撞人、闖紅燈被撞等交通事故頻發，“被困在系統裡的騎手”成為熱議話題。
在李力行看來，平臺經濟下零工權益保障體系未成形，勞動者處於相對弱勢，導致騎手被“困在演算法裡”。解決上述問題需要進行多元治理，發揮行業協會以及零工工會作用，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此外，還要提升演算法透明度和包容性、實施演算法治理。
全球範圍內結構性變革下面臨短期陣痛，平臺經濟很大程度上是高效率對低效率的替代，新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也帶來了創造性破壞。李力行認為，解決勞動者失業問題還需順應經濟規律，鼓勵新技術，並透過社會保障體系和轉移支付體系支援受衝擊的群體維持生活水平並實現工作轉型，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平臺是經濟發展新動能
據工信部官方公眾號“工信微報”資料顯示，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較2019年的35.8萬億元增長了約9.5%。
利用大資料分析等數字技術，網際網路大廠成立的數字平臺突破了傳統平臺時間、地點、行業的限制，成為規模巨大的服務平臺。因此，數字平臺在資訊的傳送、分析、收集和使用等方面有巨大的優勢。
北大國發院助理教授、北大數字金融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胡佳胤表示，搜尋成本高、迭代速度快、不確定性高的行業尤其需要平臺。在需求端有廣大個人使用者，在供給端有眾多中小企業、商家和個體經營者，這些相對分散的供給和需求，如果用傳統的方式來做需要相當大的成本，平臺則可以更好對接高頻但多元化的需求以及不穩定、靈活性較大的供給。
目前，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位元組跳動等網際網路大廠在眾多業務領域都有佈局，比如阿里巴巴和騰訊在搜尋引擎、電商購物、線上影片、快遞外賣、酒旅/地圖、教育、遊戲/直播、社交/音樂等全方位佈局，佔據一個領域的流量優勢，然後將業務拓展到全行業領域已經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胡佳胤指出，大科技平臺公司觸角廣泛，在各自領域優勢地位基礎上展開跨界競爭，跨界競爭不僅透過自有業務兼併擴張，也會有股權戰略投資。跨界競爭增加了市場的可競爭性，可競爭性是壟斷的對立面。越增加潛在的競爭對手，平臺就越難保持壟斷優勢，對消費者和平臺上的商家而言則是利好訊息。
黃益平表示，一個平臺建立起來之後，又有能力去做不同的業務，這樣的現象在國內經常見到，例如一個平臺既做電商又做支付等很多業務，原因就在於平臺建立之後有了範圍經濟。範圍經濟是平臺經濟的基本特徵之一，指的是企業同時生產多種產品的總成本低於分別生產各個產品的成本之和，特定範圍的多產品企業比單一產品企業效率更高。規模經濟是平臺經濟的基本特徵之一，平臺建立起來以後，再增加新的服務規模，不會大幅度增加其邊際成本，較高的產量對應較低的平均成本。因此，大企業的生產效率較高，競爭力較強。
未來如何發展？
2003年，我國第一個電商平臺“淘寶”上線，2008年~2015年，平臺經濟經歷了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為主的爆發式增長階段；2015年~2019年，平臺經濟開始加速競爭，同時也在積累風險；2020年以來，平臺經濟進入全面整頓治理階段，遇到金融風險、壟斷以及資料安全等問題。
北大國發院的研究分析了數字經濟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的貢獻和對生產率增長的推動作用。2012年~2018年期間，ICT製造及ICT密集使用部門共同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已經達到74.4%。據工信部官方公眾號“工信微報”，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5.8萬億元，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67.7%，較2015年提升36個百分點。
中國一些電商、支付、社交、短影片等平臺的活躍使用者都是數以億計，這在傳統經濟當中很難想象。傳統服務很難對超大規模的客戶，尤其是普通百姓提供服務，現在平臺經濟使得長尾服務成為可能。在金融領域也使普惠金融成為可能，得益於數字技術、數字平臺的支撐，地區間的普惠金融差距明顯縮小。
雖然，平臺經濟有利於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地區間的普惠金融差距明顯縮小，全國地區市場的融合程度大幅度提升。但是，平臺經濟也面臨著“二選一”、收入分配、資料演算法等諸多挑戰，需要在發展中不斷克服。
未來，平臺經濟應該怎麼發展？黃益平表示，現在一系列政策都在談平臺經濟如何“治理”，而不是“整肅”或“打擊”，完善對平臺經濟治理的關鍵是規範與發展並重，增強創新活力、維護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利益、鼓勵平臺紅利共享，走向共同富裕。此外，數字平臺應該加強自律，做負責任的大企業，兼顧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
汪浩認為，數字平臺企業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 並不完全是因為企業家的智慧、能力和勤奮，一個重要原因是基於網路外部性的先發優勢，有一定“運氣”成分。網路平臺企業的成功具有排他性，對後發企業有一定的不公平性，因此在獲取超額利潤的同時，理應承擔較多的社會責任。
隨著5G帶動高通量、低延時的萬物互聯落地，也許會有更多以產業網際網路、物聯網，或以供應鏈為基礎的新型平臺湧現出來。
（本文來自《商學院》雜誌2021年1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