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銘 魏婧宇 張晟）
契丹族是1000多年前生活在中國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公元10世紀至12世紀，契丹族建立遼國，透過草原絲綢之路與西亞、東歐地區頻繁進行經貿文化交流，契丹文化符號深刻烙印在絲綢之路上。
1125年之後，隨著遼國的滅亡，一部分契丹人遷徙到伊朗一帶，還有一部分契丹人逐漸和蒙古、女真、漢等民族融合。公元17世紀以後，歷史上再難尋覓契丹族的“蛛絲馬跡”。“神秘消失”的契丹族留給世界太多謎團，但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一把解密的鑰匙——壁畫。
絢麗多彩的遼代壁畫如同一卷卷錄影帶，向後人展現契丹人的軍國大事、日常生活、文化交流。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敖漢旗文物部門已發掘清理遼代壁畫80餘幅。走進遼代壁畫的世界，千年凝結成瞬間，描摹勾線中將參觀者帶回歷史的現場。
遼代生活的“百科全書”
一隻威風凜凜的紅色老虎前腿直立後腿邁開，尾巴向上翹起，頭微微歪向左側，雙目猙獰，警惕環顧四周。猛虎周圍有五名騎馬的獵手，馬蹄騰空向前疾馳，有的獵手揚鞭打馬，有的獵手彎弓搭箭瞄準猛虎，還有位獵手用嘴叼住帽子飄帶，以免影響射箭。
這樣緊張的獵虎場景，在熱愛狩獵的契丹人生活中並不罕見，透過敖漢旗七家1號墓穹隆頂處的獵虎圖，我們在千年後依然能感受到狩獵時的驚心動魄。
契丹人逐水草而居，喜愛狩獵，許多遼代壁畫描繪了備獵、行獵等場景。
契丹族有一系列以皇帝為中心、以狩獵活動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巡守制度和遊幸活動，包括春季獵天鵝、秋季獵虎、祭山祀祖、商討國事等內容，被稱為“四時捺缽”制度。“捺缽”是契丹語中“行帳、營盤”的意思。
遼代壁畫中常出現“春水秋山，冬夏捺缽”的場景，契丹人將遊牧民族隨水草畜牧的生活習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是契丹族政治體制的集中體現和狩獵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遼代社會歷史的縮影。
遼代壁畫濃縮了當時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有狩獵，還有宴飲、娛樂、出行等場景，彷彿遼代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向世界展示了獨一無二的中國文化。
契丹人有很豐富的娛樂活動，角抵、馬球是深受他們喜愛的體育活動。
角抵是一種類似相撲的角力活動，深受遊牧民族喜愛。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漢墓的壁畫中，就有表演角抵的場景。敖漢旗娘娘廟遼墓中也有一幅角抵圖壁畫，兩名契丹族青年男子相對而立，兩人五指張開、揮動雙臂，雙腿都微微彎曲呈跳動狀，似乎正在尋找對方的弱點，準備一擊制勝。
草原絲路的東端樞紐
“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統治疆域最大時東臨日本海，西到阿爾泰山，南達河北省白溝河，北抵克魯倫河和外興安嶺一線，幅員400多萬平方公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遼上京考古隊隊長董新林說，遼上京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東端樞紐，遼不僅和北宋、西夏進行頻繁的經貿、文化交流，也與絲綢之路上的各國建立了密切關係。
遼的物產源源不斷轉售於河西走廊的甘州、沙州等地以及中西亞地區，而西域的物產也被紛紛引入。11世紀喀喇汗王朝著名詩人優素甫·哈斯·哈吉甫在著作《福樂智慧》中提到“大地裹上了綠絨，契丹商人運來了中國商品”。契丹人成為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參與者，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積極貢獻。
契丹人在引進西域美食上的一大貢獻是引進了西瓜種植。《新五代史》中記載：五代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入契丹“始食西瓜”，“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
1995年，考古學者在敖漢旗羊山1號遼墓中發現了中國已知時代最早的“西瓜圖”。壁畫上，墓主人端坐在椅子上，幾名僕人圍在他四周，前方的桌子上放有西瓜、桃子、石榴等水果。考古工作者在遼上京皇城內的試掘中也曾發現過西瓜籽遺物，證實了文獻可信性。到了金代，南宋使者又將西瓜種帶到了南方。
穿越到千年前的遼上京，去市場上逛逛，不僅能看到中原地區的陶瓷、絲綢、茶葉，還有來自中亞、波斯地區的金銀器和五彩斑斕的玻璃器。吐爾基山遼墓、陳國公主墓等多個契丹貴族墓中都曾出土過玻璃器。根據化學分析結果，絕大部分都是鈉鈣玻璃，應是中亞地區的產品，與中國古代較為典型的鉛鋇玻璃截然不同。
契丹人將西域的瓜果蔬菜、玻璃器皿引進中國，也將中國的科學技術遠播亞歐地區。透過經貿往來，契丹人將中國傳統數學中的雙設法和盈不足術傳播到西亞地區。在阿拉伯國家，這兩種數學演算法被稱為“契丹演算法”。
火藥在13世紀從中國傳入中亞、西亞等地，此時距遼滅亡已過去一百多年，但是西亞人仍稱火藥為“契丹花”，把管狀火器稱為“契丹火槍”“契丹火箭”。可見契丹的印記曾牢牢烙印在絲綢之路上。
多元包容的社會風氣
包容開放的遼代社會，不僅和周邊地區開展密切的經貿交流，還進行著內涵豐富的文化交往。河北宣化遼墓頂部的壁畫中，繪製著中國傳統二十八星宿和古巴比倫的黃道十二宮，是中國至今發現的最早的一幅中西合璧天文圖。
敖漢旗羊山1號遼墓的鼓樂圖中，有一名擊杖鼓的樂手。內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田彥國說：“杖鼓起源於印度細腰鼓，公元4世紀時，透過草原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壁畫中的杖鼓與朝鮮的腰鼓極為類似，說明遼與朝鮮有密切的文化交流與互動。”
契丹族信奉薩滿教，隨著疆域的擴大，與周邊地區交流的頻繁。遼代皇帝又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確立了契丹社會薩滿教與儒、釋、道並行發展的局面，而在與西域諸國的密切交往中，伊斯蘭教、基督教也在契丹社會出現。遼代壁畫作為當時生活的“百科全書”，留下了多種宗教文化的痕跡，體現了當時多元包容的社會風氣。
敖漢旗羊山1號遼墓壁畫中的“西瓜圖”。（資料圖片）
來源：參考訊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