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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是中國現代革命過程中出現的第一所新型的軍事政治學校。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借鑑蘇聯紅軍的建軍經驗，黃埔軍校創立了一整套新的教學制度、教學組織、教學方針和教學內容。
1、黃埔軍校的政治組織架構
黃埔軍校由校總理、校長和駐校黨代表組成校本部，為全校最高領導機構，直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校本部之下分設政治、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醫六部。建校初期，政治部主任為戴季陶，副主任張崧年(即張申府)；教練部主任李濟琛，副主任鄧演達；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副主任葉劍英；軍需部主任周駿彥，副主任俞飛鵬；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副主任陳適；軍醫部主任宋榮昌，副主任李其方。另設總教官一人及特別官佐若干人。
總教官由何應欽擔任，特別官佐有徐堅、季方、徐成章等10餘人。1924年11月，由於校長當時忙於部署軍事，不能以全力在軍校工作，於是增設教育長一職，以胡謙任之(繼任者有王柏齡、何應欽、鄧演達、方鼎英等人)，秉承校長之命處理校務。
12月又增設參謀處長一職，委錢大鈞任之，以贊襄軍務。1925年1月，復將教授、教練二部合併為教育部，與政治部並立，其他各部，均改為處。10月，又添設軍法處和軍械處。
黃埔軍校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實行軍事與政治並重的教育方針。
“對於學生除授以下級幹部必需的軍事學識之外，復授以政治教育，使明瞭社會經濟、政治、歷史及主義、黨綱、政策等。即不僅知道槍是怎樣放法，而且知道槍要向什麼人放。”
軍校學習蘇聯紅軍的經驗，設定黨代表和政治部。黨代表是國民黨派駐軍隊的代表，關於軍隊中的政治情形及行為，黨代表對黨負完全責任。
“黨代表為所屬軍隊之長官，其所發命令與指揮官同，所屬人員須一律執行之。”“黨代表與指揮官共同聽閱下級之報告呈文，並議決問題，與指揮官共同署名，一切命令及發出之公文，凡未經黨代表之共同署名者，概不發生效力。”
2、政治部主任的權力
政治部是校長、黨代表進行政治工作的佐理機關，掌理全校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軍校第一任黨代表廖仲愷在全校師生中享有很高威望。他是孫中山的忠實戰友和得力助手，當時身兼許多重要職務，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在擔任軍校代表後，仍然經常來軍校處理各種重大問題。他十分重視軍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多次向軍校師生講演，要求認真學習蘇聯紅軍的經驗。
他指出：
“俄國革命成功完全賴以主義為主幹的軍隊——紅軍。如俄國的軍官學校，軍事政治是並行的，而且是並重的。偏重軍事而輕於政治，是不可以的。偏重政治而輕於軍事，亦不可以的”。
“如果軍隊只知道打仗，不知道行主義，並不知道主義是什麼東西，這就叫做搗亂，不叫做革命。這樣搗亂的軍隊，一定要變成反革命的軍隊。”
他號召大家“要跟著本黨總理，一心準備革命”，“大家要曉得為什麼進這個學校，並不是為做官，為拿指揮刀才進這個學校。如果為國家出力，或者做官也是有的。不然，若專為做官而來當本校學生，便大違本校開設之旨了。”
他對學生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生活上、學業上都十分關心，經常到學生宿舍問寒問暖幫助解決各種困難，因而被學生們親切地稱之為“黃埔的慈母”。
政治部在黨代表指導下工作。軍校開辦時，汪精衛、胡漢民、邵元衝等兼任政治教官。“最初政治部組織極簡單，除了主任及臨時教官僅能到校授課之外，幾乎再沒有什麼人"。
不久，戴、張二人相繼離職，邵元衝繼任政治部主任。“邵元衝是一個封建思想很濃厚的官僚，他把政治部當作一個官來做，既不接近學生，也不接近幹部，同黨代表廖仲愷也很少打交道，同蘇聯顧問也不來往。他這樣搞了一兩個月，就把政治部變成了一個死氣沉沉，毫無作用的官僚機構”。因此，學校員生對他很不滿意。
3、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前後
1924年11月，邵元衝隨孫中山北上，便由周恩來繼任政治部主任。
據張申府回憶，還在軍校籌備期間，廖仲愷、戴季陶“希望我能夠推薦一些在國外學習的優秀學生到黃埔軍校來。於是我開了一個十五人的名單給廖仲愷，名單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來”。8月初，周恩來自法國返回，到達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不久應廖仲愷的邀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11月，被任命為政治部主任，同時仍兼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和軍委書記。這時的周恩來年僅26歲，精力充沛，學識淵博，態度和藹熱情，工作細緻周詳，很快贏得了全校師生的尊敬和愛戴。
周恩來就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後，參照蘇聯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充實了政治部機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
他從第一期畢業生中選調楊其綱、王逸常、洪劍雄等共產黨員，分別負責宣傳、組織和編輯等工作。
4、周恩來的政治部主任有多受歡迎？
他還領導政治部重訂政治教育計劃，加強政治課的教學，豐富政治教育內容。除講授三民主義外，還開設“國民革命概論”、“帝國主義”、“社會進化史”、“各國革命史”、“蘇聯研究”等課程。除教授各門政治課程以外軍校還經常邀請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及各界知名人物來校講演講解有關革命的各種問題。
孫中山、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國民黨領導人和彭湃、鄧中夏、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劉少奇等共產黨領導人都曾應邀來校講演。
周恩來也經常給學生上大課，他“幾乎每次都是講《國內外革命形勢的分析》這樣的題目，這是一個百聽不厭的大課，學生們人人愛聽，難得的是每次都有新的內容，他對國內外的形勢瞭如指掌，陣線分明，他的講演博而能約，條理清楚，易於筆記，也易於背誦。
他登臺講演時，帶隊的官長們，肅立在一旁靜聽，一聽到底，並不來去地走動。連孫文主義學會中的骨幹分子李安定、蔡勁軍之類的狂徒，對他也是折服的。”“說來也很奇怪，學生們對周恩來同志的敬愛，是打破了左右派的界限的。”
政治部宣傳科編印出版《士兵之友》、《壁報》《黃埔日刊》等刊物，介紹《嚮導》、《新青年》等報刊。
“軍校訓令中還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書籍，本校學生均可閱讀”。
宣傳科還成立了“俱樂部”，“血花劇社”等團體，編寫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文藝節目，用大家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生動活潑的政治宣傳，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周恩來的主持下，政治部真正成為軍校中“負擔政治教育及在校學生與人民群眾中發展國民革命意識之唯一機關”。
它透過生動活潑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向師生們灌輸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和馬列主義，宣傳革命軍隊的性質、使命和紀律，使之成為了解革命的理論與政策，願意為工農服務，為民族解放獻身的革命軍隊骨幹。
5、政治部的其他任務
軍校師生還經常在政治部組織下參加人民群眾的革命政治活動。他們堅決貫徹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支援工農運動。商團叛亂時，廣州工團軍和農民自衛軍來黃埔駐紮。軍校師生召開全校大會熱烈歡迎和慰問，並派出李之龍等10餘名學生幫助他們訓練。
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期學員畢業後，也來到黃埔軍校，接受三週的軍事教育，軍校師生給予大力協助。廣寧縣農民被民團地主圍困慘殺，政治部派出12名學生，各給駁殼槍一支，星夜馳往救援。兩次東征期間，學生軍所到之處，積極幫助農民恢復和建立農會，組織和訓練農民自衛軍。
如1925年3月，政治部接連派吳振民、宛旦平、盧德民、陳烈等去海豐縣協助農會，訓練農民自衛軍。5月，順德縣農民協會建立農民自衛軍幹部學校，軍校學生佔寶華被任命為校長。““五卅”後，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罷工糾察隊，由軍校政治部派去15名畢業生擔任糾察隊教練或支隊長，負訓練指揮之責。
在歷次革命戰爭和群眾運動中，軍校政治部經常派出大批學生組織宣傳隊，向民眾進行政治宣傳。
第五期開設的政治科學生入校以後，更正式規定每週一次到鄉間實習，讓學生與群眾直接接觸，以鍛鍊他們的群眾工作能力。
北伐開始前，軍校政治部還派遣一批學生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河南等省，組織和發動工農群眾，準備協助北伐軍作戰。
軍校師生參加和支援群眾的革命活動，促進了群眾運動的蓬勃發展，受到廣大群眾的讚揚和擁護。群眾給軍校師生送錦旗，贈匾額，稱他們是“東方紅軍”、“革命前驅”。軍校師生透過這些活動，提高了革命的意識，學會了做群眾政治工作的本領，實現了孫中山提出的“武力和民眾相結合”的方針。
6、周恩來以後的政治部主任
黃埔軍校創立後，湘軍、滇軍等各軍也都建立了軍官學校或講武堂，“參照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已有的成績來整飭自己的軍隊”。
1925年底，隨著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與鞏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為基礎，成立一個統一的軍事學校。
“政府為打破地方主義，為集中人材起見，不能不統一軍事學校。因此當時本校的名稱擬叫做統一軍事政治學校。後來因為國民黨向來用中央二字的名義，才改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軍官學校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後，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政治部的作用更加重要了。
1925年2月，周恩來隨軍東征後，軍校政治部先後由包惠僧、邵力子、魯易等負責。1926年1月6日，共產黨員熊雄被任命為政治部主任。當時任教育長的方鼎英，曾稱讚熊雄說：
“他忠於革命，始終如一。他認為國民革命是共產主義革命必經之路，必須貫徹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執行孫中山先生的遺囑。由爾及遠，登高自卑，是他言行的一貫信條。他態度誠懇，感人最深，誠我黃埔全校師生的良師益友。……其有功於國民革命的蓬勃發展，有勞於黃埔軍校的穩步前進，事實如此，有口皆碑。”
在熊雄領導下，政治部規模日益擴大。
“本校改組後，本部組織亦隨本校改組，略有變更。主任副主任及秘書之下分設總務、宣傳、黨務三科。全部職員按編制已達七十餘人，聘定專任政治教官十餘人，臨時政治教官亦有十餘人。”
政治教官幾乎都是著名的共產黨員。
聶榮臻從1925年9月即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秘書，協助主任熊雄直接領導政治部的宣傳工作和黨務工作。惲代英1926年5月到軍校擔任政治主任教官，並講授“政治學概論”等課程。“惲代英同志在黃埔學生中的威信，與周恩來同志可以媲美，大家都親熱地稱他惲老師。學生中絕大多數人都讀到過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誘，有慈母一般的心腸，嚴師一般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永遠都存在磁石吸鐵的力量。”
此外，在軍校擔任政治教官的還有蕭楚女、高語罕、於樹德、韓麟符、李求實、張秋人等共產黨員，他們也都受到學生的歡迎和敬重。蕭楚女上課時，聽講者“幾二三千，大禮堂亦不能容，則在操場中授課”。
7、革命志士的搖籃——政治科
由於革命形勢的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下，黃埔軍校改組後，增設了政治科。
第四期學生升學時，選拔了460名政治水平較高的優秀分子升任政治科，編為一個大隊，其中有99名是共產黨員。大隊長由共產黨人胡公冕擔任，陳奇涵、劉先臨、詹覺民等分別擔任各隊隊長。
政治部在軍校蘇聯顧問和中共兩廣區委的幫助下，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綱》，規定政治教育包括以下一些課程：
中國國民黨史、三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國近代史、帝國主義、社會進化史、社會科學概論、社會問題、社會主義、政治學、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各國憲法比較、軍隊政治工作、黨的組織問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政治經濟地理等。任課教官都自己編寫講義。重要的講義以及著各政治家在黃埔軍校的講演記錄稿，都由政治部整理出版。
政治部還負責編輯出版《革命軍》、《黃埔潮》、《黃埔叢刊》和《軍事政治月刊》等刊物。這些書刊在校內外發生了廣泛的影響。
軍校改組後，規模有了很大發展。在校學生除第四期兩千多人外，1926年7月前，陸續招收第五期人伍生兩團，約3300人。7月以後又招收第六期入伍生二團一營，約4400人。報考者中程度較欠者，另編學生軍一總隊，又成立軍士教導隊，計2800人。
此外另設一高階班，教授比較高深的軍事及其他專門學科。
綜計本校直屬之官生士兵約有二萬餘人。”北伐軍佔領兩湖後，“又為擴充本校範圍，加強革命力量起見，在武昌設立分校。除將本校內炮、工、政治三科移設武昌外，並另招政治科男生一千人，女生一百人。此外，潮州、南寧、長沙，均有分校。前後畢業及人學者，亦不下萬人。"
軍校學生中，還有一部分外國籍學生，如第四期即有朝鮮籍學生24名，其他各期還有10名左右。越南籍學生前後也有13名。並有少數新加坡等國的學生。
8、我黨的領導的第一支革命隊伍——鐵甲車隊
與軍校教導團成立差不多同時，以黃埔軍校學生為主要骨幹，還建立了另一支革命武裝——鐵甲車隊。
這支革命武裝是中共兩廣區委向孫中山建議並取得他的同意後，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建立起來的。它的番號全稱是“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周恩來從黃埔軍校第一期師生中選調徐成章、趙自選、周士第三人，另從外面調了廖乾五、曹汝謙二人具體負責籌建工作。
中國共產黨從各地調來一批工人、農民、青年充當隊員，也有一部分隊員來自大元帥府的衛士隊。鐵甲車隊成立於1924年11月，全隊人數150人左右。隊長徐成章原任黃埔軍校第一期特別官佐，副隊長周士第、軍事教官趙自選，均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
黨代表為廖乾五，政治教官為曹汝謙。以上五人均為中共黨員，他們組成一個黨小組，直屬中共兩廣區委領導。
鐵甲車隊十分重視政治軍事訓練，生活上實行官兵平等，隊長、黨代表同隊員的伙食標準完全一樣。這支軍隊堅定地執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線，堅決維護工農群眾的利益。他們曾經大力支援廣寧、深圳等地農民運動，並參加了東征和討伐楊劉等戰鬥。省港大罷工爆發後，鐵甲車隊奉命開到香港、九龍交界之南頭、深圳、沙頭角一帶，協同罷工工人糾察隊，進行了封鎖香港的鬥爭。這時，徐成章被調去擔任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委員會委員長兼總教練，周士第繼任鐵甲車隊隊長。鐵甲車隊實際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
9、我黨的領導的第二支革命隊伍——葉挺獨立團
第二次東征勝利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鐵甲車隊全部和從黃埔軍校抽調的一部分人為骨幹，組建了又一支革命軍隊—―葉挺獨立團。
這支軍隊的正式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獨立團的連以上幹部大都是共產黨員。隨後在士兵中也發展了不少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全團設立黨支部，由中共兩廣區委直接領導，團長葉挺曾任孫中山衛隊團營長。1924年初，孫中山派他到蘇聯學習了一年多，在那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回國後不久，即被任命為獨立團團長。周士第、曹淵、許繼慎、楊寧(又名畢士梯)等黃埔軍校畢業生先後擔任各營營長。莫奇標、吳兆生(又名吳道南)、高超、盧德銘、練國樑、袁炎烈、李海燾、胡煥文等分任各連連長。士兵是從廣東、廣西、湖南等省招募的，多半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全團約2000人。
獨立團於1925年11月在廣東肇慶正式組成。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指示，葉挺獨立團組成後，訂出了新兵訓練和幹部訓練的計劃，加緊軍事政治訓練，特別注意對黨團員和幹部教育，要求他們以身作則，發揚民主。“獨立團建立共產黨支部，團部直屬隊和各營建立黨小組”，“每週開一次黨小組會，每次會上除了討論工作以外，都要有互相批評的內容。"
連隊官兵吃一樣的伙食，嚴禁打人罵人，嚴禁貪汙。幹部除給士兵上課、出操外，還進行各種生動的政治思想工作，如組織俱樂部，閱讀進步書報、教唱革命歌曲等。全團官兵都過著緊張的生活，軍事政治訓練都取得很好的成績。
四軍副軍長陳可鈺聽到獨立團練兵成績很大，曾親自到肇慶視察。經過實地瞭解，他熱情地稱讚獨立團說：
“你們真是革命軍，你們好像是一個軍事學校……”
獨立團堅決貫徹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支援工農群眾的革命鬥爭，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西江一帶很多地方的地主土豪，在帝國主義支援下，利用民團，收養土匪，破壞農會，殺害農會幹部和農民群眾。獨立團曾先後開往嶺村、高要等地，幫助農會鎮壓反動地主，消滅土匪武裝，並把繳獲的許多武器交給農會，幫助建立和訓練農民自衛軍，對西江農民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經過緊張的軍事政治訓練和實際鬥爭的鍛鍊，葉挺獨立團迅速培養成一支有高度政治覺悟，有堅強戰鬥力的革命軍隊。不久之後，即成為馳名中外的北伐先鋒。
黃埔軍校創辦以來，在國共兩黨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輝煌成績。
從1924年5月至1927年7月，黃埔軍校共招了七期學生，由第一期500學生擴大到數萬人；由步兵一科擴大到步、馬、炮、工、經理、政治以及無線電，航空等高階和專門各科。七期共培養了1.5萬多名軍官，前四期近5000名是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前畢業的。
這些學生經過嚴格的軍事政治訓練和實際的戰鬥洗禮，大都成為國民革命軍的骨幹，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
如蔣先雲、宣俠父、許繼慎、陳賡、徐向前、周士第、左權、周逸群、劉志丹、王爾琢、盧德銘、段德昌、王一飛、曾中生、吳光浩、黃公略、陶鑄、何長工等都曾是黃埔軍校的學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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