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不經濟”？唐太宗是“中材”？呂思勉如何評說古代帝王

讀呂思勉先生的《秦漢史》，有一段寫漢成帝喜歡趙飛燕姐妹的事，說成帝“欲立趙倢伃，大後嫌其所出微，難之。……立後所出卑微，自今日觀之，誠無甚關係。然在當時，固舉國以為不可，悍然違眾而行之，可謂與習俗大背。人之能不顧習俗者，非大知勇，則愚無知，或沉溺不能自振者耳，所謂材能不及中庸也。故知歷代帝王，多今所謂水平線以下之人矣。”成帝是紈絝天子，說他“材能不及中庸”，還是比較客氣的評語；又說“歷代帝王，多今所謂水平線以下之人”。這個“多”字，究竟包括了哪些古代的帝王？今天我們讚譽有加的秦皇漢武、唐太宗之流，是不是也處於“水平線以下”？我們不妨來看看呂先生對這幾位帝王是如何評論的。

呂思勉先生（1884—1957）

呂先生對秦始皇的評價，較之於其他的古代帝王應該不算太低。他說秦始皇的政治“實在是抱有一種偉大的理想”，但“政治是不能專憑理想，而要顧及實際的情形的，即不論實際的情形能行與否，亦還要顧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所行的措置：廢封建，置郡縣，統一度量衡等，原是時代的要求；收天下兵器鑄銅人，“後人都笑他的愚，然而這事也不過和現在‘禁止軍火入口’‘不準私藏軍械’一樣，無甚可笑”；惟“去諡法，不許‘子議父，臣議君’，才真是絕對的專制。焚書這件事，不但剝奪人家議論的權利，並且要剝奪人家議論的智識。秦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大概是‘變古’的，獨有這件事是‘復古’的。他們腦筋裡，還全是西周以前‘學術官守，合而為一’的舊思想，務求做到那‘政學一致’的地步。人人都要議論，而且都有學問去發議論，實在是看不慣的。坑儒的事情，雖然是方士引起來，然而他坐諸生的罪名，是‘惑亂黔首’，正和焚書是一樣的思想。這兩件事，都是‘無道’到極點的。”

秦的歷史太短（統一後僅十五年而亡）。如果秦的歷史還能延續，秦始皇的做法或也會有所變化。呂先生說：“秦始皇坑儒時，曾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之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見《史記·始皇本紀》）興太平，即指改正朔興起教化言，是始皇固嘗有意於此矣。特未及行耳。當時致力鎮壓諸侯之遺，北逐匈奴，築長城，南略定南越，置郡，迄無閒暇。苟天假以年，或有興太平之舉，亦未可知。”對於史籍上的這幾句記載，他還專門做過解讀。他說：“‘欲以興太平’一句，當奪‘文學’兩字。文學便是當時的儒家。可知始皇並非不用儒者，所以要用儒者，就是因為當時的天下非更化不可，要更化非改制度不可，而改制度之事，惟有儒家最為擅長。所以假使秦始皇享國長久，海內更無其他問題，他一定能有一番改革—建設—改革。秦皇、漢武正是一流人。”

《呂思勉國史通論》

至於秦的統一，呂先生說：統一自然是有利的事。此前的“分爭，固然不好，後來雖勉強統一，而其聯結的辦法，還不是最好的”。“政治上之統一，固屬有利，然各國內部，前此經濟上之規制，逐漸破壞，而無新規制以代之，遂成為無秩序無組織之局矣。”所以他說秦是“帝政成功，君政廢墜”。“從社會組織上看，則因前此良好的制度逐漸廢墜；人和人相互之間的善意逐漸消失；而至於釀成病態。”“帝政成功，君政廢墜”八個字，道出了秦史前後的大變化，這在秦史研究中，還未見有學者持這樣的評說。

呂先生對漢武帝的評價確實不高。他說：“漢武帝這個人……太‘不經濟’。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開漕渠’‘徙貧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應當花一個錢的事，他做起來總得花到十個八個。而且絕不考察事情的先後緩急，按照財政情形次第舉辦。無論什麼事情，總是想著就辦，到錢不夠了，卻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絀。至於‘封禪’‘巡守’‘營宮室’‘求神仙’，就本是昏憒的事情。……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積，到此就掃地以盡，而且把社會上的經濟，弄得擾亂異常。這都是漢武帝一個人的罪業。然而還有崇拜他的人。不過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說：國家的武功，是國力擴張自然的結果，並非一二人所能為。以武帝時候中國的國力，儻使真得一個英明的君主，還不知道擴充到什麼地步呢？‘漢武式’的用兵，是實在無足崇拜的。”

漢武帝畫像

關於漢通西域，呂先生認為長遠地看還是有意義的。他說：“西域之地，設或為遊牧民族所據，亦將成為中國之患，漢通西域之後，對於天山南北路，就有相當的防備，後來匈奴敗亡後，未能侵入，這也未始非中國之福。所以漢通西域，不是沒有益處的。但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遷，並非當時所能豫燭。”論事之起因，則武帝“知西域的廣大，以為招致了他們來朝貢，實為自古所未有，於是動於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國。”此也可見呂先生評史的原則：既不因武帝之“侈心”而抹殺史事自然推遷的結果，也不因史事推遷的結果而連帶著去為武帝之“侈心”辯護。動機與後果，實在是歷史評論中不易把握好的一對關係。

在呂先生的眼裡，唐太宗也只算是個“中材”。他說：“漢、唐並稱中國盛世。貞觀、永徽之治，論者以比漢之文、景，武功尤遠過之；然非其時之君臣，實有過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過中材。”其“定四夷，多不甚煩兵力，惟於高麗，則仍蹈隋煬帝之覆轍。可見時勢所限，雖英傑無如之何。然亦可見太宗之武功多徼天幸，非其材武之過人也。”至於“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較漢朝為尤大。……若論軍事上的實力，則唐朝何能和漢朝比？漢朝對外的征討，十之八九是發本國兵出去打的，唐朝則多是以夷制夷。”“唐代武功，為今人所豔稱，然昔人多惜其黷武而自敝。”其“事外之勞費無謂，蓋莫西域若，而自太宗已來，皆明知其然而不能自克。”“高宗、武后之世，國威之陵替，實緣其兵力之式微，觀魏元忠、陳子昂之論可知。……唐本無迫切之外患，而開邊不已，高宗已後，國力日衰，而終不肯有所棄。”

唐太宗畫像

史書中寫貞觀之治，多引《舊唐書·本紀》《新唐書·食貨志》及《魏徵傳》中的記載，有所謂“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鬥三錢。東薄海，南逾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的記載。但是《舊唐書·戴胄傳》載貞觀五年戴氏諫營洛陽宮說：“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九成宮）作役，餘丁向盡。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同樣是記貞觀初年的情形，兩者所載“相去何其遠也？”可見貞觀時朝廷刻剝百姓而為史書所不載、不詳者甚多，則史書所載之貞觀之治，實在頗有言過其實。

在古代的帝王中，呂先生評價較高的，一是後梁的朱溫，一是南陳的陳霸先。

陳霸先畫像

梁太祖朱溫，呂先生認為前人對他的批評，太偏於他的私德。他說：“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點的，所以從前的史家，對他的批評，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會的情形複雜了，論人的標準，自亦隨之而複雜，政治和道德、倫理，豈能併為一談？就篡弒，也是歷代英雄的公罪，豈能偏責一人？老實說：當大局阽危之際，只要能保護國家、抗禦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當一個政治家要盡他為國為民的責任，而前代的皇室成為其障礙物時，豈能守小信而忘大義？在唐、五代之際，梁太祖確是能定亂和恤民的。”俗話說“大節不虧，小節可恕”，帝王的“大節”是什麼？就梁太祖的時代而言，那就是在時局“阽危之際”，“能夠保護國家、抗禦外族、拯救人民”，所以呂先生要肯定他是“有功的政治家”。

《梁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陳霸先所建的南朝，國祚短促（僅維持了三十三年），地域狹小；陳之稱帝，也僅三年而已。如此一個毫無存在感的皇帝，呂先生何以稱他是古代帝王中的第一等人物呢？這裡的理由，實與上文評梁太祖的標準是一致的。陳氏稱帝，面臨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百廢待興的局面。他起自偏隅，兵力亦很有限，但能外抵入侵（北齊），內息紛爭。他的事業“從表面上看來，所成就的，還不如宋武帝之大，然此乃時勢為之；論其人格及能力，實在遠出宋武帝之上。若非此人，漢族的全為異族所壓服，真不待胡元之世了。”他之所以“能建立不世之勳”全在於其“待人的豁達大度。”俘獲的降將杜僧明、周文育，不但不加迫害，而且都引用他們。“他的事業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眼光遠大、豁達大度上了。……他所以能成此大功，與其說是他戰略、戰術的卓絕，還不如說是由於他有過人的度量。因此之故，在他手下，就決無所謂派系。只有本來和他敵對，而後來歸附他的人，決沒有本合他在一起，而分裂出去的人。”陳雖偏安一方，在“當時並無外援可得，南方較之北方，在種種方面，都居於劣勢的地位，而能靠自力站定，也是不容易的。”這與陳武帝的“度量”大有關係。呂先生把“度量”當做評論歷代帝王的試金石。他說：“舊時的英雄，大抵未嘗學問，個人權勢意氣之爭，重於為國為民之念，以致同時並起，資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相容，而要互相翦滅，這實在使人才受到一個很大的損失。”

《陳書》（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至此，我們可以體會到呂先生評論古代帝王所持的一把標尺，那就是帝王所做的功業，是不是真的是為國為民。他的史論，全是站在民眾、國家的立場，以民眾的利益為出發來評說歷史上的帝王將相。漢武帝、唐太宗正處於歷史上最好的年代，他們的功業不可謂不大，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普通百姓所享受到的盛世“恩澤”還是太少太少。讀呂先生的著述，常能看到他為歷史上老百姓的生活艱難而呼籲吶喊——為老百姓說話，替老百姓訴苦。比如，他說漢時的輕徭薄賦，但漢世錢貴，賦稅雖輕，而百姓的負擔仍重；說宋時稅額雖輕，但稅目和徵收的方法都不佳，國家收入雖少，人民的負擔卻不見輕。又說“吾國農民操業至勤，而獲報至觳，有史迄今，如出一轍。”這就是古人所說的“為生民立言”。換言之，只要老百姓的生活還是艱難，帝王的功業做得再大，也不能獲得呂先生的好評。

呂思勉先生手跡：《禁止遏糴以杼農困議》—— 吾國農民操業至勤，而獲報至觳，有史迄今，如出一轍。

因說“度量”，想到呂先生有一段關於劉備之所以不能成大事與他“心計過工”有關的評論。他說:“關羽這個人，是有些本領的，我們不能因他失敗而看輕他。……這件事情（失荊州），如其就事論事，關羽的剛愎而貪功，似應負其全責。如其通觀前後，則劉備的急於併吞劉璋，實在是失敗的遠因。倘使劉備老實一些，竟替劉璋出一把力，北攻張魯，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張魯既下，而馬超、韓遂等還未全敗，彼此聯合，以擾關中，曹操倒難於對付了。劉備心計太工，不肯北攻張魯，而要反噬劉璋，以至替曹操騰出了平定關中和涼州的時間，而且仍給以削平張魯的機會。後來雖因曹操方面實力亦不充足，仍能進取漢中，然本可聯合涼州諸將共擾關中的，卻變做獨當大敵。於是不得不令關羽出兵以為牽制，而荊州喪失的禍根，就潛伏於此了。”“所以心計過工，有時也會成為失敗的原因的，真個閱歷多的人，倒覺得凡事還是少用機謀，依著正義而行的好了。”無奈，心胸狹小、心計過工，實也是古代帝王的通病。

然而，最要緊的是，貴為一國首腦而其智力、能力何以多是在“水平線下”？對此，呂先生在論漢成帝的“愚無知”時，曾做過分析，他說：“人之昏明，視其所習，所習由其所處。歷代帝王，多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民之情偽，一物不知，焉得智？”他還有一頁讀書筆記，專論“政治家之無能”，也是強調“以其不知實際情形也”。他說“凡事當與有關之人共議之，不當與藉以謀食之人議之”。按此行事，自能明白社會的實際情形，雖不必能成“大知勇”，至少不至於“愚無知”。然帝王們往往是“凡事不與有關之人共議之，而與藉以謀食之人議之”，天天被一群“謀食之人”所包圍，不知“民之情偽”而處於水平線下，那也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了。

呂思勉先生手跡：政治家之無能——以其不知實際情形也。凡事當與有關之人共議之，不當與藉以謀食之人議之。

呂先生有關歷代帝王的評論，都散見於他的通史、斷代史以及各種史學著述之中。許多精彩的史論，常因夾雜在平實的敘事之中而被人忽視。我曾系統地把呂先生著述中的一些精彩的史論摘錄下來，現都編入了《呂思勉國史通論》和《呂思勉說中國史》，這二本書都是由中華書局刊印出版。上述引用的段落，都可以在這二本書裡找到它的原文和原始出處。呂先生的史論“意境孤峭，筆鋒犀利”（金松岑先生語），有時還帶有一種呂先生特有的幽默感（如上文所引的關於漢成帝的那段評述）。我尤其欣賞一些如同格言、警句、座右銘之類的警拔獨到的文字。如“為政之道不能廢督責。”“國民而全不知法家之學，各事皆可談，請勿談政治。全不知道家之學，各事皆可談，請勿談外交。”“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等等。這些精彩的字句，讀來毫不吸睛，卻值得我們反覆吟頌、深長思之。

《呂思勉國史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