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造成人口銳減，同時也引發了人們精神上的突破，歐洲的百姓，主要是上層統治者，開始突破宗教、神性的束縛，發現人性，解放人性，開始了文藝復興，也逐漸結束了黑暗的中世紀。

相似的，中國漢末三國之間，災害頻繁，爆發了時間持續長，影響範圍大的幾場瘟疫，現實的災難也刺激了人文創作，激發了人文精神的興起。

漢末瘟疫產生的背景

《續漢書·五行志》記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後漢書·桓帝紀》記載，“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曰：‘……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續漢書·五行志》有，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有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正月，大疫。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桓靈之際”的黑暗，絕不僅是因為親小人，遠賢臣而已。在天威之前，人力是如此渺小。自公元二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原一帶瘟疫頻繁，此後天災人禍頻發，人民除了顛沛鋒鏑之間，流離海內之外，還要遭受疫病的侵襲，以至“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更令人絕望的是，建安時期，瘟疫的爆發更加猛烈。據學者統計，從靈帝時期至曹魏初期，瘟疫的發生頻度從近三年一次上升到近一年一次。而瘟疫之後，人口也隨之銳減，中原戶口，十不存一。當然，不能排除動盪之際隱瞞戶口，或者良轉為賤的現象，但瘟疫絕對是人口銳減的一大原因。

瘟疫的產生，首先是天災。據竺可楨先生研究，東漢到三國時期，是中國氣候逐漸轉寒冷的階段，氣候寒冷，則“比歲不登”，極端天氣多發，森林、河流（黃河）等生態環境惡化，人民因而飢寒交迫，社會矛盾激化，此為內憂，引起北方少數民族的內遷、寇邊，此為外患。

極端天氣的出現、持續的寒冷，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瘟疫的傳播，如造成自然災害，而“大災之後有大疫”。

據學者統計，從東漢安帝永初元年至獻帝建安末年，共發生水災34次，旱災35次，蝗災19次。而那恰恰是瘟疫的溫床。

其次是戰爭等人禍。軍營生活條件艱苦，人多聚集而衛生條件堪憂，這有利於瘟疫的傳播；戰爭使人口大量死亡，死人不能及時處理或處理方式不當，更使瘟疫橫行；戰爭又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流動，於是一旦防護不當，瘟疫即擴散開來。“自頃已來，軍數徵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這樣的慘狀，卻隱藏著瘟疫擴散的極大隱患。

另外，還要考慮到戰爭破壞了原有的社會救濟。東漢國家強盛時期，如有瘟疫，尚且可以中央排程賑濟地方，地方豪富或邀名或謀利，也總要擔負起救濟百姓的隱形義務。但中央失權，百姓流離之下，想要聚集足夠的力量維持以往的秩序，代價就太大了。

最後，也要歸咎於當時醫學水平的限制。張仲景正因為看到家族因疫病而凋敝，才沉寂作《傷寒雜病論》，成為一代醫聖。醫學水平的限制使瘟疫瀰漫卻不可遏制，只能等它“盛極而衰”。

瘟疫造成的影響

如題中所說，漢末大疫影響了建安時期人文精神的興起，因此這一節只論瘟疫造成的除精神文化以外的直接影響。

1、瘟疫使當時中原人口銳減。

疫病使人口銳減的現象，屢屢見於當時的文學創作和文字記載中。張仲景提到，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時居其七。王璨嘆息“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而他本人也稍後因此而死，是文學史上的一大損失。《後漢書》則稱，桓帝時期“比歲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困，司隸、豫死者什四五”。

若將這些泛泛的感嘆化為具體的數字，則更是觸目驚心。《晉書》記載桓帝永壽三年的全國戶口為一千餘萬戶，五千六百餘萬口。三國時期數字較為散亂，計算複雜，暫且不論，但到西晉統一初期，這個數字變為“晉戶有二百七十七萬。”

從漢季到西晉，三國之間疫病瀰漫，戰爭頻繁，人口勢必不會有太多恢復的機會，但這種落差仍然是驚人的，其中固然有戰爭的原因，但瘟疫不可或缺。

2、瘟疫影響到當時戰爭的發展。

以著名的赤壁之戰為例，曹操之所以在赤壁之戰中失敗，原因很多。其一是北人不習水戰，其二是千里來戰，士兵疲敝，其三是曹兵中有新附之人，未能歸心，其四就是瘟疫。《三國志》記載，“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士卒飢疫，死者大半”。裴注因而嘆惋，“天實為之，豈人事哉？”

因瘟疫影響到戰爭程序，遠不止六朝之間。秦皇興兵南越，士卒多有水土不服，瘴氣橫行軍中，使秦兵蒙受莫大損失，甚至間接加速了秦軍的滅亡。另外，如前所說，戰爭使人們大量死亡，一旦不能及時處理死屍，加重疫情不過在旦夕之間。

建安時期的人文精神

1、建安時期的文藝創作

漢末到建安時期，瘟疫橫行，戰亂頻繁，人們無論貧富貴賤，不分男女老幼，都時刻面臨著生死的威脅。這反映到文藝創作上，就是兩種傾向。一種是人生無常，長吁短嘆，一種是及時行樂，奢靡無度。前者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後者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後來到東晉，王羲之在他著名的《蘭亭集序》中感慨“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東晉之有一死生、齊彭殤之人，蓋人世無常，離亂如故，與建安時期相似罷了。

當然，在如此悲觀的氛圍中，仍不乏奮發之人。既然悲慘世界中有人忙於悲泣、有人用虛度光陰、嗑藥行樂麻痺自己，那麼自然也有人知人生之短暫而要及時建功立業，以求不朽。然則他們並不耽於詩詞歌賦之間，留下的作品相對少。

然而，無論是哀嘆還是樂觀，文藝創作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時期人文精神的興起。即，這一時期的人們自我意識開始覺醒，人的價值被發現、被重視，作品中更多了對“人”的關懷和對人生的思考。不能說這全賴瘟疫，但瘟疫、戰亂等造成的整體氛圍確實是促使人們反觀自身，進而個性覺醒的一大原因。

2、建安時期的社會宗教

考慮到此時恰逢三教並立時期，而戰亂之際儒家衰落，佛道獲得大發展，建安時期的社會宗教，這裡只論佛道。

佛教在西漢就已經傳到了中國，但到漢末魏晉之間才逐步融入中國社會，獲得更好發展。佛教主張萬物皆空、形滅而神不滅，認為現實的折磨與苦難，既是自己前生所作罪孽的懲罰，同時也是來生平安富貴的保障，因此，它要求教徒用贖罪的態度去認可和承受現實的種種折磨與苦難。

這恰好迎合了建安時期的世情心態。但也要注意到，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在初期，還沒有很好的本土化，因此在建安時期，相比道教，佛教並沒有廣泛地參與到救治人民的瘟疫疾病之中去，還在“端坐釣魚臺”，是在兩晉以後。

面對長期的動盪，佛教徒才吸取教訓，學習道教逐漸發展起來，因此，建安時期受到瘟疫影響進而發展壯大的宗教，幾乎可以特指道教。

如果說文藝創作反映了建安的世情和文人的苦悶，那麼宗教就迎合了更多百姓的需要，為達官貴人和平民百姓都提供了心靈慰藉和社會關懷。而道教廣泛參與瘟疫救治，回應瘟疫下的人民社會心理需求，正是一種人文關懷、人文精神的體現。

這一時期道教的發展集中表現為道教科儀、理論的發展完善和宗教活動的活躍。由於人口大量因瘟疫死亡，喪葬活動頻繁。此時道教發展出解註文和買地券。巢元方《注病諸候》提到，注者,住也,言其病連滯停住死又注易旁人也。

解註文是當時鎮墓的文字，所謂解注，參考引文，也就是擺脫疫病之“住”，使死人身上的疫病不要禍害活人。買地券也是向地下世界通知人的死訊，使死者的魂魄不要流連人世。除此之外，道教還因此發展了許多驅除疫鬼的儀式，這些儀式不免有原始的巫術色彩，但這是早期道教發展並在民間普及的關鍵。

如果說瘟疫使道教思想有所發展充實，就是終末論的提出。在當時，道教的許多流派都提出了終末論。簡單來說，黃巾起義的口號“蒼天己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終末論的一種闡發。後世白蓮教起義，稱彌勒佛是未來佛，要改天換地云云，也與此相似，當然，其中是否有佛對道的剽竊內化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已經提及當時的農民起義，必須說，具有煽動性的宗教一旦染上反抗色彩，則十分容易挑動民變。要闡述建安時期道教的蓬勃發展，則黃巾起義和天師教（五斗米教）、太平教的發展是繞不開的。

《後漢書》記載，鉅鹿張角……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之。黃巾起義之前，張角正是透過道教儀式，治病救人來發展教眾，才最終發展到“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醞釀成黃巾起義。

3、建安時期的醫學發展

前文提到，建安時期瘟疫橫行的一個原因是醫學水平不發達，對瘟疫的防治、控制無能為力，這樣，現實的需要就越發促使醫學接受挑戰，儘快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

雜病的含義一望可知，傷寒的意思，據南北朝人解釋是，“雲傷寒是雅士之稱,雲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時代較近，當為可信。

《傷寒雜病論》的出現，有利於傷寒之學的形成和獨立，對東漢以來的醫學理論和臨床治療方法也有所創新，它系統地分析了傷寒之症，提出了對傷寒病的“六經分類”的辨證施治原則，為瘟疫的救治提供了理論支援，也能獲得大量的實踐機會，從而進一步完善。

生命健康是最基本的人權，瘟疫橫行之下，醫學的進步也就是最突出的人文精神的體現。

小結

由於各種天災人禍，公元二世紀以來中原大地瘟疫橫行，對人們的生命健康造成極大威脅，對社會變革、政治經濟發展造成極大影響。在極度的黑暗絕望之中，瘟疫的壓迫也刺激了建安時期人文精神的興起，主要表現為文學的自由、思想的發展、宗教的普遍、醫學的進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