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在民國初年的一次演講中認為漢字是表形和表意的文字，而表音文字才是更高階段的文字。因此，中國若想發展，必須廢除漢字，而以所謂的“世界語”取而代之。此主張一提出，即遭到臺下聽眾的反對。雖然這只是電視劇中的一段情節，卻反映出當年與廢除漢字這一主張有關的一段公案。
錢玄同
廢除漢字主張的歷史背景
無論在當年還是今日，廢除漢字這一主張都顯得頗為大膽。而它並非憑空產生，而是有著一定的歷史背景。鴉片戰爭後，許多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並向中國民眾宣講《聖經》。可當時的普通民眾基本不識字，看不懂《聖經》。於是，有些傳教士就在廈門、汕頭一帶推廣一種可以拼讀當地方言的文字，名為“Romonized Chinese”。這種文字簡單易學，而且可以很輕鬆地拼讀出許多比較生僻的方言讀音。
傳教士們這麼做只是為了傳播教義，但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因此被啟發。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的內憂外患日益深重。許多仁人志士都覺得中國受傳統文化的束縛太深，必須要衝破這種束縛。其中，漢字難寫難認，被認為阻礙了知識的普及，進而也阻礙了國家和民族的富強，因此便成了被改革的物件。一些人開始仿照傳教士的做法，對漢字進行改革。1892年，福建人盧贛章出版了一本叫《一目瞭然初階》的書，介紹他根據拉丁字母創制的一種叫“中國切音新字”的字母。1894年，那位同樣在《覺醒年代》中出現過的吳稚暉正在蘇州當家庭教師。因為每天的伙食裡都有豆芽，看得久了，他便覺得豆芽長得很像字典上的注音符號。於是，他就自創了一套拼音字母，稱為“豆芽字”。吳稚暉把“豆芽字”傳授給不認字的人，這些人便能用家鄉話互通音訊。吳稚暉的老婆也用“豆芽字”給他寫信，能寫到上萬字。
到了甲午戰爭之後，民族危機更加深重，人們對於漢字改革的勁頭就更足了。一些語言改良者紛紛公佈他們的成果。僅在1896年，就有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力捷三的《閩腔快字》等問世。戊戌變法失敗後，許多維新派人士把熱情投入到文字改革上。同時，因為梁啟超、陳獨秀等人這時又開始提倡白話文，把它作為“教育民眾的利器”。於是，漢字改革開始和白話文結合起來。比如，維新派人士王照就創制了“官話字母”，專門用來拼寫白話。此後，勞乃宣又沿用了這套“官話字母”，並添制了“江寧（南京）音譜”“蘇州音譜”“閩廣音譜”，彙集成《簡字全譜》。
王照的“官話字母”中對聲調的設計
上述這些行為，動搖了漢字的基礎，有人開始覺得從老祖宗那來傳下來的文字並不是神聖不可動搖的。於是，徹底廢除漢字的主張就出現了。1908年，吳稚暉在《新世紀》雜誌上撰文鼓吹廢除漢字，改用簡單易學的“萬國新語”，也就是錢玄同所說的“世界語”。
《覺醒年代》中錢玄同鼓吹廢除漢字的一幕
錢玄同的廢除漢字主張
正是在上述歷史背景的影響下，錢玄同產生了廢除漢字的主張。不過，他一開始也沒有這麼激進。錢玄同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在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方面有很深造詣。在吳稚暉發表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後，章太炎便予以反駁，認為文字是社會生活的產物，不同的文字反映了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的各自特點。因此，不能強行用一種文字取代另一種文字。而錢玄同也持類似觀點，認為中外文字的難易程度差不多，用“萬國新語”取代漢字是非常可笑的事。
吳稚暉
但是，受到袁世凱復闢帝制的刺激，錢玄同開始認為漢字太過複雜，導致文化難以在民眾中普及。民眾因此愚昧，從而為帝制復辟提供了土壤。因此，他也逐漸傾向於廢除漢字。1916年，他在日記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經典著作之所以經典，和用什麼文字沒關係。這說明他已經有了廢除漢字的想法。不過他這時還沒那麼極端，覺得廢除漢字的時機還不成熟，不可以貿然行事。
誰知，到了1917年，又發生了張勳復辟的事件。錢玄同受到了更大刺激，主張也變得激烈。1918年，他在日記裡認為漢字是腐朽的舊思想的載體，無法傳播新文明，必須徹底廢除。此後，他更是把廢除漢字上升到“革命”的高度，覺得漢字如果不廢掉，那教育就不能普及、國家的語言文字就不能統一、文學事業也不能發展、新知識更不能得到傳播。
那麼，廢了漢字之後用什麼來代替呢？就用上面提到的世界語。世界語是由一個叫柴門霍夫的波蘭醫生在1887年創制的。為了消除各國之間的交流障礙，他想創造一門通用的國際語言。在印歐語系的基礎上，他造出了28個字母，再用拉丁文的書寫習慣拼成文字。為了讓人容易掌握，他又規定每個字母只發一個音，而且音值不變。每個詞的重音都固定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這麼一來，只要掌握了字母及其讀音，就可以順利地拼出單詞。因為是在印歐語系的基礎上創制的，所以世界語很快在歐洲國家傳播開來。20世紀初，又由外國商人和歸國留學生帶到中國。發明世界語的目的是追求人類大同、天下一家親，這和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很接近。所以，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對它青睞有加。吳稚暉也是其中之一。這樣就有了他在《新世紀》雜誌上的文章。不過，吳稚暉那時把它稱作“萬國新語”。這是“世界語”的原詞“Esperanto”的最初譯名，也音譯為“愛斯不難讀”。到了錢玄同鼓吹廢除漢字的時候，已經根據日本的譯法而稱為“世界語”。在錢玄同看來，“世界語”文法簡單、發音平正，是屬於全人類而非部分國家或民族的普世性語言，可以用它來取代漢字。
”世界語“的28個字母
爭論與反思
錢玄同的觀點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贊成者和反對者各有之，並因此而展開了爭論。在錢玄同的帶動下，《新青年》雜誌專門組織了對“世界語”的討論。在這次討論中，《新世紀》雜誌上提倡“世界語”的文章被屢屢提及和引用。吳稚暉本人也參加了討論，並提出應將“世界語”納入學校課程。後來當過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也認為漢字的起源野蠻、形狀奇異、學習起來也困難，“真是又粗，又笨，牛鬼蛇神的文字”。當然，質疑的聲音也不在少數。而且，這種聲音有的就來自當時錢玄同所屬的新文化陣營。如胡適就認為文字改革應該循序漸進。簡單地要求廢除漢字，用“世界語”取而代之，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抄近路”的做法，還會引起許多無謂的紛爭。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也不完全贊同錢玄同的主張，認為“廢國語之說，則益為眾人所疑”，而且錢玄同這種類似於“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新青年》雜誌的同人“多半是不大讚成的”。還有人覺得語言都是靠長期的自然演變形成的，而不是由個別人自己定幾條規則就可以立刻生造出來的。從這個角度說，“世界語”根本就不能算一門語言。所以，想用世界語取代漢字，完全做不到。
或許也是因為意識到推廣“世界語”的難度，錢玄同開始調整自己的主張，不再提倡徹底廢除漢字。1920年，他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試圖以採用古字、俗字、假借字和新造減筆字等方式來彌補漢字難寫、難認、難識的不足。3年後，他正式向政府提出類似建議。
廢除漢字的主張體現出一種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思想。但無疑太過浪漫，完全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青年學子為了捍衛國家主權起而抗爭。這使錢玄同一類的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國家和民族的界限不可能迅速消亡。而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漢字也不可能被廢除。1927年，錢玄同曾在一封信中說“回想數年前所發謬論，十之八九都成懺悔之資料”。這也可視為他對於自己當年廢除漢字主張的一種反思。此後，漢字不但沒有消亡，反而由於中國的發展而走向世界。但錢玄同希望透過廢除漢字而改造舊文化，並使國家獲得新生，也體現出了強烈的文化使命感與擔當精神。（顧亞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