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寄語：今天這篇文章可能閱讀的人不多，因為對於巴蜀笑星，能知道的人非常侷限，如果你是外地讀者，就當成一篇知識普及的文章來看，來了解一下巴蜀喜劇文化的興衰起落，權當拓寬自己的視野吧……
作為一個四川人，如果你是九十年代之前出生的話，
你一定記得自己坐在小板凳上看劉德一的《傻兒》系列，
你也一定知道《山城棒棒軍》裡那一群架著扁擔四處討生活的挑夫，
又或者在單放機，或某一戶人家的錄音機裡一遍又一遍地聽著李伯清的散打評書……
這裡我把重慶人和四川人統一為四川人，也希望不要引起地域矛盾，在重慶脫離四川成為直轄市之前，我們都是一家人。
那一時期，我們都經歷了巴蜀笑星帶給我們的歡樂。
而今他們老的老，去的去，只剩下李伯清老師還在農家樂為我們講述生活，閒談人生。
而那些後起之秀，諸如閔天浩、矮冬瓜、廖健、叮噹以及田長青一群人，在經歷了恩師流量之後——
也是沒能擔起巴蜀笑星的重任！
相比東北，繼趙本山之後，卻出現了無數優秀的新人，在全國電視臺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曾經對於四川和東北，就有人說，北有趙本山，南有李伯清。
或許人們對趙本山異常熟悉，對於李伯清老師，除了西南地區家喻戶曉，其他地方卻知之甚少。
這一點不難理解，方言本土文化本身就有它的侷限性，
如果李老師用普通話表演這樣很具地方特色的脫口秀，就完全沒有那個味道。
東北的喜劇文化之所以能在全國流行，歸根結底還是語言的普適性造就的。
所以說對於這一說法我是非常認可的，李伯清和趙本山，他倆在語言藝術的造詣當中，可以說都具有很高的水準，雖然知名度差距很大，但對語言藝術的追求又殊途同歸！
然而時至今日，他們的輝煌早已無以為繼，是什麼讓巴蜀的喜劇文化落幕？
是方言的侷限還是巴蜀後來的笑星們江郎才盡？
如果真是藝術源泉的枯竭讓巴蜀喜劇文化落幕，那麼東北的喜劇文化為何還能蒸蒸日上，遍地開花？
一、巴蜀喜劇文化最為璀璨的那些年
90年代末到20世紀初，可以說是四川方言喜劇的黃金時期，一大批風雲人物應運而生。
前有李伯清，劉德一，龐祖雲，沈伐，他們的經典作品可以說早已家喻戶曉。
這裡我就說幾個大家非常熟悉的節目。
李伯清的評書“散打”與“假打”系列。
劉德一的《傻兒》系列和《凌湯圓》。
龐祖雲的《老坎客棧》《山城棒棒軍》。
沈伐的《王保長》系列。
可以說，他們的每一個作品，都能勾起我們的回憶，讓我們無比懷念巴蜀方言藝術的鼎盛時期。
有著他們的帶頭，後來才有了更多的巴蜀喜劇人走上這條道路，讓人感受到巴蜀方言文化的無限可能。
在1998年第一屆“巴蜀笑星”擂臺賽走出了劉德一、李伯清、沈伐、王迅、中江表妹……
他們代表了那一時期巴蜀方言文化，後來融入了更多的血液，比如田長青、閔天浩、鍾盅、叮噹、媛鳳、巴登、矮冬瓜……
在當時，他們可以算得上是巴蜀喜劇文化的新一輪代表
讓人很意外的是，這次擂臺賽並非官方主動舉辦，它的起因居然是來自兩個女人的較量。
就在2月的某一天，一個叫景雯的女人來到《華西都市報》報社舉報李永玲，說李永玲搶了自己的風頭。
《華西都市報》最後將兩人喊到報社調解，然而兩人互不相讓，爭執不休，她們爭的又是什麼？
早在這之前，兩人都以“中江表妹”的形象進行表演，不過李永玲風頭更甚，導致景雯不服氣，隨即到報社鳴不平，表示自己才是真正的“中江表妹”。
因為這一次“中江表妹”之爭，報社領導就直接說：
“這樣爭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乾脆舉辦一個擂臺賽，一決高下！”
這才有了重慶和四川文化主管部門聯合舉辦的“巴蜀笑星擂臺賽”。
在擂臺賽開始之前，著名巴蜀笑星，巴蜀諧劇創始人王永梭在彌留之際為比賽寫下祝詞，而李永玲正是王永梭的得意門生。
擂臺賽一經公佈，當時已經在巴蜀地區家喻戶曉的劉德一、李伯清、沈伐都帶頭參加，參賽人數多達兩百人，幾乎彙集了川渝兩地的知名喜劇演員。
至於結果，已經不重要，而影響卻非常巨大。
李永玲因為在擂臺賽表演《中江表妹》一舉成名，她那蹩腳的“川普”可以說引導了後來無數人的模仿，那種h ,f不分的發音讓人捧腹大笑，也讓不知道四川人發音的外地人感到格外新奇。
你以為她就只能靠語言搞笑嗎？
當她唱起《在希望的田野上》，你又不得不服她深厚的功底，詼諧幽默的同時還能引導現場互動，
你一定記得她在舞臺上惦記著那個“眼鏡”，活脫脫地表現出一個農村人對城裡人的好奇心。
藝術來源於生活，正是因為她能在生活中挖掘每一個細節，才能將表演藝術推到人們喜聞樂見的地步。
最終她和景雯合作《表妹與表姐》，化干戈為玉帛，“中江表妹”也不再是一個人的榮譽，誕生了一個“中江表姐”，為巴蜀的喜劇文化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任何成功的背後，都是一段淚目的過往
巴蜀的喜劇文化能呈現出井噴似的發展，看似偶然，其實也是一種方言文化發展的必然。
早些年的川劇逐漸落寞，能讓人提起的就只有“變臉”。
同樣，也因為地域限制，難以走向全國，表演藝術家也不得不另謀出路。
而這一段摸索的路卻並非一帆風順，他們每一個人都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磨難。
早年的李伯清，窮困潦倒。
當過搬運工，做過木工，炊事員，這些工作伴隨他的童年和青年時期。
年過三十歲，才開始從事曲藝工作，因為平時喜歡擺龍門陣，對語言表演藝術很有心得，從而經常在茶館講評書，那時候，沒啥收入，一天下來，幾毛錢的生計，順便討得一碗茶水。
剛開始的那兩年，可以說家裡揭不開鍋，老婆孩子都等著他買米吃飯，收入甚微，至今回想，他都是一言難盡……
劉德一早期也只是重慶市川劇院二團的丑角演員，工作之餘潛心於編劇。
1988年，因為主演《凌湯圓》才在川渝地區家喻戶曉，然而很多人不知道，這部由他主編的方言劇，到手的版權費只有5000元。
1992年出品的《傻兒師長》，他一手包辦編、導、演三個職位，這部戲一炮走紅，但他拿到手的版權也只有區區3300元，並且還繳納了180元的稅款。
之後，這兩部劇一直在各地電視臺播出，但劉德一一分錢都沒拿到過。
某電視臺在多年前放一次《傻兒師長》，就有450萬的廣告收入，更不要說現在了。
儘管如此，劉德一卻不願多做計較：
“人一生下來就愁吃愁穿，長大後又要愁名愁利，何苦呢？”
成名後的唯一想法就是重振方言藝術當年的雄風，表示“不能急功近利，推作品粗製濫造”。
我們都記得他在《傻兒師長》裡大嚼回鍋肉，而在他成名之前，想吃一回肉都是最大的夢，導致後來的劉德一特別愛吃肉，給自己留下病患。
“梅老坎”龐祖雲，出生於梨園世家，因為《山城棒棒軍》飾演“梅老坎”一角成名，“梅老坎”就直接取代了本名龐祖雲。
而早在成名之前，龐祖雲也只是川劇院的一名普通職工，妻子是重慶合成洗滌廠的普通工人，家裡所謂的傢俱就是兩張闆闆床，很多時候，都要靠借錢度日，直到後來開始拍戲，家境才慢慢好轉。
他最愛成都的“五牛”煙，江津的“跟斗”酒。
這兩樣東西，是他從窮苦日子裡帶來的，香菸幾毛錢一包，老白乾都是散裝的那種高度白酒。
當他成名之後，依然沒能改掉這兩樣廉價的“奢侈品”，別人送的五糧液，也全被他拿去換成了二鍋頭。
他們當中，沈伐可謂是最幸運的一個。
在1988年登上春晚的舞臺，諧劇《零點七》將四川方言喜劇推向全國。
同時，由他主演的《王保長》在整個西南地區很是火了一把，接著推出《王保長》系列。
沈伐從小生活在重慶嘉陵江邊上，父親是個鐵匠，一家人從來沒有過藝術細胞。
到他那裡，卻對曲藝非常感興趣，小學就玩金錢板，中學開始喜歡話劇、舞蹈，在曲藝界，他可謂是“根正苗紅”了，接受著專業的表演訓練，十幾年如一日，為後來的諧劇表演打下堅實基礎。
在1963年遇上巴蜀諧劇創始人王永梭，視其為偶像，對他不斷模仿，偷師學藝，十年之後，王永梭已經不能再登臺，沈伐卻拜師王永梭，接受王永梭的指導。
王永梭給沈伐安排的第一個戲是《十二點正》，王永梭手把手教，一段一段幫他排，第二天覺得不合適，又重新來過。
這個節目後來在春晚上被改名《零點七》，在全國大獲成功。沈伐也就成了巴蜀諧劇的第二代掌門人，並且被評為第八屆“巴蜀文藝”終身成就獎得主，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其主演的諧劇《王保長》演出就高達3000餘場，還拍攝成了電視劇，更是家喻戶曉。
三、巴蜀諧劇先驅者——王永梭
巴蜀諧劇創立於1939年。
在1938年的時候，王永梭還是川軍團某團的一個小官兵，在隆富師（隆昌和富順）管區組織抗日宣傳活動中，創作了自稱為“拉雜劇”的曲藝節目《買膏藥》。
並在次年川軍參與的元旦遊藝晚會上正式演出，並得到劇作家曹禺的高度評價，至此，巴蜀諧劇有了自己的雛形。
王永梭小時候體弱，常撒尿在床上，長得像個猴子。
6歲那年，弟弟妹妹先後出麻子，病勢兇險，她母親就向菩薩許願：
“只要孩子們醫得好，我就為你掛紅放鞭炮……”
誰知，掌上明珠似的弟弟妹妹都沒醫好，倒是他這個“小秧雞”悠悠然活了過來。
從此，母親對任何菩薩都不理不睬，因為他們一點都不靈！
正所謂老天不讓你走，絕對要喊你幹大事！
王永梭雖然不受父母寵愛，但是天資聰穎，對文化藝術興趣濃厚。
有一次安嶽舉行全縣中學生學藝觀摩會，以《國難當前，學生應負之使命》為題目作比賽。
王永梭就以“顆顆緋長江，處處成國恥；一腔少年血，誓偕倭蠻死”的豪情壯志應付，短短二十字，就想交卷下去玩。
前排女生看見其卷面都沒幾個字，小聲嘀咕：
“喲，這麼快？莫不是交白卷吧！”
誰知這首詩卻歪打正著，贏得教師和社會名流組成的評委們一致誇讚，毫不猶豫地把第一名給了他。
17歲初中畢業，同父異母的姐姐鼓勵他繼續深造，王永梭投考遂寧農業高中，一下子成了該校的“狀元”郎。
但是左湊右湊，學費怎麼也湊不夠，只得在家當起了待業青年，知情者無不為之惋惜。
滿腹才華，他卻甘願在安嶽、合江做小職員，後來又到川軍團當文書，工作之餘，那些過剩的精力都放在了最喜歡的話劇、川劇等等業餘舞臺上，為後來的諧劇表演點滿技能。
他演起戲來，可以說是不要臉也不要命。
當年流行一首叫《鐮刀舞歌》的曲目，王永梭夥同四個大男人扮成村姑，揮刀割草，在留聲機音樂的伴奏下又唱又跳。
王永梭飾演的“么姑”很害羞，女伴就用頭巾幫他遮住眼睛，“瞎了”的王永梭也就放開膽子，揹著個大背篼跳得昏天暗地。
結果一頭撞下萬年臺，嚇得觀眾魂飛魄散，好在事先安排好的助手把他接了個結實，又一把把他推回舞臺。
等到曲終人散，王永梭望著高高的萬年臺下，是白花花的石地板，冷汗直冒，要是萬一沒接住，小命就搭上了。
於是有人就笑他：
“別人演戲是不要臉，王永梭演戲，既不要臉，也不要命！”
當他飾演《驚夢》中的唐明皇，原本的劇情是安祿山造反進皇宮，驚慌失措、衣冠不整的皇帝把帽子嚇掉了，披頭散髮。
可是“草臺班子”只借來了道具服，沒有借來假髮，而王永梭又是剃個光頭。
演到這一刻，他就在那裡“穩起”。
臺下的票友就不幹了，急忙大呼：
“趕快把帽子取了，脫了、扔了……”
這一取，就只剩下了一個“光頭皇帝”，惹得觀眾鬨堂大笑，他又趕忙把帽子戴了回去，幾扯幾弄，帽子散架，臺下笑得炸了鍋……
正是他這樣“不要臉”的表現力，王永梭一生創作了100多個諧劇，方言詩200首。
他善於用諧劇刻畫人物，用方言朗誦詩敘述故事，自編自演，語言通俗易懂，故事情節生動有趣，廣受巴蜀人喜愛。
生平事蹟被錄入《中國當代名人庫》《中國文藝家專輯》《中國戲劇家名錄》《世界華人喜劇界名人錄》《中國川曲藝術家名錄》……
因為他的存在，巴蜀的喜劇文化得以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他1915年生，1990年去世，一生致力於巴蜀的戲曲文化藝術，廣收門徒。
1980年在北京連演了18個專場。
在成都、重慶、溫江等地先後舉辦“王永梭諧劇”培訓班，專業學生和業餘學生多達上百人，其中沈伐、凌宗魁、塗太中、張廷玉、李永玲、夏曼雲、叮噹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其得意門生塗太中和沈伐，同樣為巴蜀的諧劇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塗太中弟子遍佈，裡面的王寶器、鐵公雞、花喜鵲都在川渝地區頗有人氣，組成了“塗家班”。
如果說巴蜀諧劇造就了無數輝煌，那麼、王永梭無疑是這份輝煌背後的奠基人，他就像一棵樹，綠葉繁茂，開滿枝丫。
四、巴蜀喜劇的衰落與反思
隨著教育事業普通話的普及，方言這一本土文化也在悄然發生改變，很多土話都漸漸失去流傳。
如果你對你家孩子說“叮叮貓”，孩子會問你那是啥玩意兒，但你說蜻蜓，他就秒懂了。
而方言諧劇卻離不開土話，如果缺少了土話的陪襯，方言劇也就大打折扣。
或許是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流逝，許多巴蜀方言喜劇人都在苦苦思索，要麼轉型做中規中矩的演員，就比如趙亮和王迅，這兩人在影視行業可以說已經逐漸拋棄了方言劇，偶爾說幾句四川話，總是讓人倍感情切。
還有一大部分人又離不開方言劇，就不得不繼續耗著。
在2005年，著名巴蜀笑星廖健也另闢蹊徑，以音樂的形式表達方言文化，他的那一首《素芬》可以說火了一把，把一份簡單的愛情表現得詼諧幽默，唱出來讓人捧腹大笑。
緊跟熱度，他又創作了《鬥地主》，緊跟當時最愛玩的這一娛樂方式，然而熱度比不上《素芬》，後來再怎麼創作，都不能有多大起色，這條路子也就行不通了。
那一時期最為優秀的巴蜀喜劇人聚在四川電視臺的《明星茶館》，苟延殘喘，他們很想讓巴蜀諧劇能走下去，田長青、閔天浩、王寶器、鐵公雞、矮冬瓜、叮噹、萬喜、媛鳳、巴登等人都在其中，每天挖空心思編排方言劇。
然而這個節目卻僅僅侷限於巴蜀地區，外界知之甚少，那些節目也很難有上稱之作，再也無法達到曾經的輝煌。
時間再往後走，他們也是逐漸銷聲匿跡，很難聽聞他們出現經典之作。
巴蜀諧劇的衰落，除了地域的侷限性，更多的是失去了創新性，缺少了對生活的觀察。
任何一部好的藝術作品，它都離不開生活，李伯清之所以能讓自己的風格獨樹一幟，和他對生活的觀察與總結是分不開的。
劉德一如是，龐祖雲沈伐一樣如此，他們能展現出一段經典，都是在生活中長期沉澱下來的結果，他們的節目總是讓人百看不厭。
在川渝地區，他們就好比鼎盛時期的周星馳、成龍、李連杰……
而觀察後來的巴蜀喜劇人，他們可謂真的是表演，為了演而演，失去了生活的內涵，雖然我們也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但是卻難以讓人印象深刻。
包括現在抖音等自媒體平臺的那些方言劇表演，雖然人氣頗高，但始終抓不住喜劇的核心，久而久之，審美疲勞在所難免。
當一種文化被名利與流量左右，就失去了對完美藝術的追求。
然而當我們對比東北的喜劇表演，又發覺他們居然可以長盛不衰，新鮮血液不斷湧現，他們的成功又來自哪裡？
除了趙本山和郭德綱團隊的大力扶持，更多的是他們有一群不斷尋求突破的人，不僅僅侷限於表演，我們總會在他們的表演中感受到一絲絲生活的影子，或者有一種新穎的表達方式。
藝術離不開生活，也離不開利益的滋養，但藝術完全為名利而來，只會走入死衚衕。
即便方言文化有一種被取代的趨勢，我們也應該在這夾縫中尋求一線生機，這個生機就是對世界與人生的感悟，否則就真的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