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新中國從建立之日起，就把捍衛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作為對外工作的目標，努力為國內和平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在毛澤東制定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逐步衝破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孤立、遏制、包圍和威脅，有效地維護了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安全。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於1971年10月得到恢復，是我國外交工作的一個重大突破。
我國外交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黃華回憶：“這一訊息傳到世界各地，國際社會為之震動，媒體多以頭條新聞刊載報道和評論。喜訊傳到北京和全國，人們無比興奮和激動，預期中國的外交將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當時擔任美國常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的喬治·赫伯特·布什，即後來的老布什總統，在聯合國現場親眼目睹了整個過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布什自傳》談到他為什麼要謝絕福特總統讓他到英國或法國當大使而選擇到中國當駐華聯絡處主任時寫道：“出使英、法固然令人垂涎，但去中國更具挑戰性，新中國正在崛起。”
重返聯合國的曲折艱難之路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在聯合國及其所屬組織的席位，理應由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擁有。但由於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在上世紀50年代操縱“表決機器”，實施擱置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問題的“拖延討論”手法，從 1961 年起又操縱“表決機器”，把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正式“表決”成需要三分之二多數透過的“重要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被長期無理地拒絕於聯合國之外。
進入60年代後，中國積貧積弱面貌大為改觀。“兩彈一星”研製成功，使中國真正成為了國際上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與此同時，中國積極開展對亞非拉國家外交，有效地促使聯合國內部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國際社會終於越來越認識到，無法再將新中國排斥在聯合國大門之外，而驅逐臺灣在聯合國的“代表”就成了大勢所趨。
◆1971年10月25日，“蔣介石的代表”在阿爾巴尼亞所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案》表決之前走出聯大會場。
1971年7月15日，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18國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要求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問題作為緊急問題列入第二十六屆大會議程，並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決議草案。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駐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
1971年10月18日至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提案進行專題辯論，提案參加國由18個增至23個，約80個會員國代表發言。美國等國於9月22日向大會提出的“重要問題”和“雙重代表權”兩個提案愈來愈不得人心。雖然美國代表四處活動，還指使某些國家出面要求推遲表決，但不僅推遲表決的動議為大會所拒絕，而且“重要問題”提案也以55票贊成（包括臺灣當局一票）、59票反對、15票棄權而被大會否決。當美國代表布什提出的刪去阿爾巴尼亞等23國提案中關於立即驅逐蔣介石集團代表出聯合國一節的要求，經大會主席馬利克裁決予以否定之後，臺灣當局被迫宣佈退出聯合國，其“代表團” 離開了會場。接著23國提案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獲得透過。“雙重代表權” 提案隨即成為廢案而未付諸表決。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努力和支援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登上了聯合國這個國際政治舞臺。
◆外交部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開懷大笑的照片，當時廣為流傳。
從上面的歷史可以看出，新中國的這個“突破”是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之所以艱難曲折，是因為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在聯合國實質上扮演了“獨裁者”的角色。因此，1950年的中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行動，卻被聯合國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
1953年11月前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了題為《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的NSC166/1檔案。檔案規定，美國要力爭透過戰爭以外的各種手段削弱中共在亞洲的地位，阻滯其實力的增強，包括繼續承認臺灣當局，支援其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權，勸說其他國家採取同樣政策，等等。同時出臺的還有題為《美國對臺灣及中華民國的目標和行動方針》的NSC146/2檔案。檔案指出，不使臺灣落入共產黨手中是遠東防禦政策的基點，因此要盡一切手段支援其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多次聲稱美國的對華政策三原則，即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繼續對中國實行封鎖和貿易禁運。
◆司徒雷登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口口聲聲說愛中國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回到美國後，不斷髮表充滿了對新中國仇視的言論。他在195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國民政府（指逃到臺灣的蔣介石政權——引者注）是可以依靠的，他們會堅持反抗共產主義。”“中國人民是正在為自由而鬥爭的民族，他們已經成為了這股力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引者注）的受害者。”“我們不能也不會容忍大陸共產黨征服臺灣”，“我們應堅定不移和繼續反對任何幫助共產黨政府進入聯合國的努力和途徑。”（司徒雷登著：《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東方出版中心 2012年5月第210頁、213頁、214頁）。這本回憶錄有胡適作的《引論》。胡適寫道：（由於美國的援助不夠有效而導致蔣介石政權垮臺）“我和司徒博士都認為，至少美國政府可以透過繼續拒絕在聯合國承認共產黨政權來做一點補救。”（見該書第7頁）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於1919～1946年任燕京大學校長、教務長，1946～1949年任美國駐華大使；而胡適則是1938~1942年任中國駐美國大使，1946~1949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從他們兩位對待新中國的態度上，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這對今天的中國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面對當時美國有力量操縱聯合國大多數的局面，毛澤東作出的戰略決策是在堅持向聯合國要求自己的合法權利的同時，把重點放在壯大自身實力和發展建交國兩個基本點上。正是這種高屋建瓴的戰略決策，才使中國在十分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主要是與美國對抗、後來同蘇聯決裂（實際上是拒絕服從蘇聯的指揮棒），結交的朋友越來越多，國際影響越來越大，直至被“第三世界抬著轎子”進了聯合國。
◆1956年，毛澤東與蘇加諾合影。
1956年9月30日，毛澤東與來訪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談到了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問題。蘇加諾說：“如果聯合國沒有代表六億人民的中國參加，那麼聯合國就變成了演滑稽戲的場所。”毛澤東拒絕了蘇加諾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先進去，讓臺灣代表繼續留在聯合國作為過渡的建議。毛澤東說：“如果聯合國裡有臺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毛澤東還指出，“現在我們是弱國不是強國！美國怕蘇聯，但是不怕我們，它知道我們的底子。中國是一個大國，但不是一個強國，因為我們什麼也沒有，只有六億人口。人家看我們不起，而且他們手裡還有一個大東西，叫作原子彈。我們連一個小的都沒有！因此，何必急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年12月 第364頁、368頁）
此時，考慮到中國國家工業化建設已經有了一定基礎併產生的效應也比較好，毛澤東決定啟動影響中華民族命運的“兩彈一星”工程。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作出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1958年6月21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了研製原子武器的戰略意義。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從1964年到1970年，導彈、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陸續研製成功，一次又一次地震驚世界。
在1971年7月15日的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議案中的解釋性備忘錄的第七條特別強調，中國已經是一個“核大國和宇宙大國”，因此，“公認的是，沒有這個國家的參加，任何重大國際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歷史潮流不可抗拒 我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勝利恢復》人民出版社 1971年11月 第58頁）
關於把重點放在發展建交國方面，是建立在中國對國際形勢的正確判斷之上的，即重返聯合國比發展建交國的難度要大。中國必須獲得多數甚至三分之二會員國的支援才能重返聯合國，況且議案中還須滿足中國為聯合國規定的驅蔣條件，否則通過了中國也不會接受。因此，毛澤東為發展建交國和重返聯合國搞了一個連環設計。中國要求建交國在聯合國必須支援中國重返聯合國。這樣，中國就可以在聯合國之外透過發展建交國來影響聯合國內部的力量對比。
上世紀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據形勢的發展，毛澤東提出“中間地帶”問題。他認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非拉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即第三世界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因此，發展同亞非拉國家、特別是國家數量最多的非洲的關係成為當時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毛澤東在1963年5月對來訪的非洲朋友說，“所有非洲國家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而對於歐洲，儘管在歐洲大國中，最早承認中國的是英國，但它在聯合國頑固支援美國阻撓中國恢復合法席位，使中英外交關係一直處於“半正式”狀態。毛澤東轉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做法國工作方面，使1964年的中法建交成為了震動世界的“外交核彈”。至60年代末，儘早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呼聲已經成為了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共識。
1971年10月25日，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決議透過之後，美國主要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以“非洲國家同紅色中國站在一起”通欄標題報道了這一訊息。三家報紙都刊登了投贊成票的76個國家名單，其中，非洲國家佔26個，佔了三分之一以上。
中國前駐聯合國參贊、安理會候補代表吳妙發曾經在1971年到1978年，作為中國最早一批前往聯合國工作的外交官，多次參加聯合國會議和安理會會議。他後來回憶道：“不少非洲代表團官員一見到中國朋友，都很激動。”“比如坦尚尼亞和尚比亞代表團，一看見我們，就跟我們熱烈擁抱，好幾分鐘都不放手。還喃喃地在我們耳邊說:‘你們中國總算來了!我們盼望你們很久很久了!’”“還有像後來擔任奈米比亞總統的努喬馬、辛巴威總統穆加貝當時都在聯合國。中國代表團請他們吃飯，我去接他們。一進大門，穆加貝和努喬馬看見我穿的是中山裝，馬上衝過來抱著我說:‘你們總算來了！’熱淚盈眶。”坦桑大使薩利姆對吳妙發說:“不解決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權益的問題，我生平的夙願就沒有完成！我為此奮鬥了多年，今天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個夙願終於達到了。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天下哪有公理呢？”
“那是聯合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盛況。”
在聯合國的歷史上，1971年10月25日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即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那次會議，可以說是一次盛況空前的大會。當時的外國媒體的報道，留下了精彩的描述，展現了歷史的潮流不可抗拒。
英國的路透社和美國的合眾社報道關於美國的“重要問題”提案投票的現場實況：“當電子記票牌上出現的表決結果表明美國的建議被擊敗時，大廳裡立刻沸騰起來。”“擠得滿滿的會議廳中發出了長時間的掌聲。”“聯合國代表們今晚擊敗了美國為保住臺灣在聯合國的席位而作出的努力，從而為北京進入聯合國鋪平了道路。他們在走廊裡高聲歡笑、歌唱、歡呼、拍桌子。”
◆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聯大會場響起持續達兩分鐘之久的雷鳴般掌聲。
關於兩阿提案，日本共同社報道：“八小時的馬拉松式會議以後，25日午後11點20分終於是阿爾巴尼亞提案通過了的決定性的瞬間。中國回到聯合國，由此而被正式承認了。‘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各國語言的歡呼聲在會場內四起。贊成中國參加的各國代表以三分之二的人數而淹沒了會場。他們全部站起，高高舉起雙手向會場四周歡呼，會場充滿了興奮的龍捲風，主席的聲音完全聽不見了。馬利克主席用英語宣佈‘提案通過了，其內容將立即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通告’，又響起了一陣波濤般的掌聲。中國是在自己不在場的情況下，受到了聯大總部過半數的祝福，被賦予揮動大手進入國際社會的權利。”
路透社還報道了美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布什發表談話：“任何人都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實——雖然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剛剛投票的結果實際上確實代表著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的看法。”
後來史學家稱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勝利，因為當時毛澤東高估了美國的“指揮棒”能力。事實的確如此。但是，當他得知了確切的訊息後，說過這樣一段話：“對聯合國，我的護士長(吳旭君)是專家。她對阿爾巴尼亞那些國家的提案有研究。這些日子她常常對我說，聯合國能透過，我說，通不過，她說，能，我說，不能。你們看，還是她說對了。”主席風趣地說，“我對美國的那根指揮棒，還有那麼多的迷信呢。”(見《百年潮》1997年第一期、第二期 熊向暉：《毛澤東沒有想到的勝利》)順便提一下，吳旭君作為保健護士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21年。其間，毛澤東交給她一項任務，每天看“參考訊息”等資料，學習分析判斷國際形勢。因此，她兼任了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工作。後來的“乒乓外交”，毛澤東表揚她“為中國人民辦了一件大事”。
當時不但毛澤東沒有估計到，周恩來和外交部的領導們也都沒有估計到。因此，當聯合國秘書長吳丹來電通報聯合國的決議並邀請中國派代表團與會時，外交部認為準備不足，不去為好。周恩來也同意外交部的意見。然而，毛澤東則考慮到“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當週恩來提到“讓熊向暉帶幾個人先去聯合國，作為先遣人員，就地瞭解情況，進行準備”時，毛澤東說：那倒不必嘍。聯合國秘書長不是來了電報嗎？我們就派代表團去。讓喬老爺（指喬冠華——編者注）當團長，熊向暉當代表，開完會就回來，還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誰參加安理會，你們再研究。那麼多國家歡迎我們，再不派代表團，那就沒有道理了。”(見《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六卷》第418頁)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這個決策是非常英明的，也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中國代表團的出席，使聯合國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盛況”。在這個盛況的直接推動下，尚未與中國建交的聯合國成員國迅速行動起來，掀起了“與新中國建交的高潮”，展現出一幅“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生動畫卷。
毛澤東親自點將喬冠華任團長，黃華任副團長。黃華後來回憶：“主席還對我國代表團到聯大的第一次演說內容，作了鮮明具體的指示。他強調要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勢宣傳我國的外交政策，在講話中要伸張正義，長世界人民的志氣，滅超級大國的威風；要宣告中國反對任何大國的干涉、侵略控制和欺侮，要點名批評美國、日本多年不讓我們進聯合國；是到我們要求美國必須從臺灣撤出軍隊；要指出我國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正義鬥爭；我國一貫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中國介於第三世界，永遠不做超級大國；聯合國屬於全體成員，不許任何國家操縱聯合國……”(黃華：《親歷與見聞》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年 第181頁、182頁)
◆喬冠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進入代表席位。
11月11日，中國代表團抵達紐約。當時聯合國全體大會早已結束一般性辯論，按慣例進入了各項議題的具體討論。但為了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到達，聯合國大會應屆主席、印尼外長馬立克決定於11月15日舉行專門全體大會，聽取中國代表團的發言。15日上午10時，大會廳內座無虛席，貴賓席、記者席和來賓席上也坐得滿滿的。中國代表團步入聯合國會議大廳時，全體代表起立，掌聲經久不息，熱烈歡迎的氣氛頓時瀰漫整個會場。
馬立克致辭後，許多國家的代表絡繹走上講臺致辭歡迎中國代表團。在他們的發言過程中，要求發言的代表不斷增加，原定上午結束的會議在中午稍事休息後，下午繼續開會，一直開到下午6時40分，歷時約 6個小時。共有57個國家的代表(包括美國、日本、蘇聯)在會上致了歡迎辭(匈牙利的代表用中文發言)。有的代表已準備了發言稿，由於時間不夠而未能發言。大多數代表的歡迎辭熱情洋溢，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信任、鼓勵和兄弟般的情誼。不少代表在發言中讚揚毛澤東對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有的代表還熱情朗誦了毛澤東詩詞。
首先發言的是科威特的代表。他說，“聯合國大會終於決定糾正了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錯誤。”“沒有中國的參加，聯合國就是徒有虛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將使新時代的人類的前途變得燦爛。”
法國代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不僅填補了一個巨大的空間，而且為我們的組織獲得新的動力打開了道路。”
阿爾巴尼亞代表說，“世界上所有的進步人民都凝視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她是各國人民自由和獨立事業的最強大的保衛者，是各國人民主權的最強大的保衛者。偉大的人民中國在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她已成為社會主義與和平的堅強不屈的堡壘，成為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霸權計劃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喬冠華髮言後各國大使上前握手。
坦尚尼亞代表對新中國的巨大進步表達了欽佩之情。他說，“我欽佩中國人民，欽佩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尊嚴和獨立而進行的英勇鬥爭，欽佩他們對全世界解放鬥爭的堅決支援。我們還對他們在自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領導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努力所已經取得的和正在繼續取得的驚人進步表示敬意。”
智利代表的講話充滿了對新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的敬意。他說，“在中國已不再有什麼苦力、官僚，萬能的外國剝削者已經完蛋了。今天，一個由尊嚴的、鞏固團結的、充滿信心和革命活力的自由人們組成的民族出現了。”“中國從落後、貧窮、饑荒、水災和瘟疫的廢墟上站了起來，在短短的一些年裡在農業和工業、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等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於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我們向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致敬——毛澤東是長征的革命鬥士，是思想家、詩人，他鼓舞和經常指導他的人民， 把知識變為主觀的經驗，並使這種經驗同持久的革命態度融合起來。”“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歡迎的時候，我們希望十分坦率地強調她在歷史的心目中擔負的巨大責任。”他還用西班牙語朗誦了毛主席的詞《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
最後一個發言的是保加利亞代表。他說，“代表們知道，我們委託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在今天上午代表我們發言。但是，我的代表團無法抗拒在這個儀式上要講話的誘惑力。在看到聯合國內那麼多在最近和以前還發言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或在這個問題上不表態的代表團都出來直接或透過他們的地區代表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到達之後，我們為什麼不講呢？當我們知道我們為這個組織的普遍性和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鬥爭並不是徒勞的時候，我們怎能不感到高興和滿意呢？”
在各國代表致歡迎辭以後，喬冠華在長時間的掌聲和歡呼聲中，走上主席臺發表講話。講話完畢時，會議廳裡又一次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發言結束後，幾十個國家的代表走到講臺前與喬冠華團長握手，表示祝賀，超過了任何國家在一般性辯論發言時所受到的禮遇。
2019年，前外交部副部長，當年中國代表團的一等秘書周南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1971年11月15日是他永生難忘的日子。“那是聯合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盛況。”他在聯合國工作的10年“是揚眉吐氣、鬥志昂揚的10年”。“頭兩年，我們在聯合國的工作有一半以上是建交談判。”“隨著不結盟運動和77國集團興起，中國積極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爭取、鞏固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的鬥爭。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我國外交界元老之一的吳建民，也是第一批被派往聯合國的工作人員。他在2014年接受採訪時說：“大部分發達國家跟中國建交是在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如果1971年不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1978年我們能對世界開放嗎?不可能。中國有今天的大發展嗎?不可能。”
“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3個，這包括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開始被突破。這些都為後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第6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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