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長津湖戰役後，為什麼國軍戰犯們幡然醒悟紛紛請戰？

解放戰爭爆發後，我軍將俘虜的國軍高階將領送往功德林進行改造。然而，這些身為我軍手下敗將的國軍高階將領，卻並沒有自此對我軍心服口服。直到長津湖戰役爆發後，這些國軍將領才意識到了我軍的不可戰勝。那麼，為什麼長津湖成為了國軍將領們從“心服”到口服的轉折點？如果對這個話題感興趣，還請各位幫忙“長按2秒點贊按鈕”來個強烈點贊。並且“關注”一下，以後常來，不迷路。

朝鮮戰爭爆發，國軍將領為何不憂反喜？

1950年9月，美軍於仁川登陸，正式介入朝鮮戰爭。這時毛主席、周總理等新中國的有識之士，無一不對此——雖然我國當時還並未正式做出派遣志願軍入朝的決定，但美國對朝鮮半島的干涉意味著中美之間將不可避免地爆發一場軍事衝突。

在當時同樣做出這種判斷的，還有關押在北京功德林內的國軍高階將領。但與我黨人士憂心忡忡的態度不同的是，這批功德林戰犯裡有相當一部分人對美國的介入感到歡欣鼓舞：他們認為，新中國的“好日子”可能就要到頭了。為此，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已經開始偷偷準備起了“公開信”，隨時等待在美軍入侵之際，就向大陸對岸的蔣介石“表忠心”。

解放戰爭爆發後，這些國軍雖然被我軍成功俘虜，成為了我軍的手下敗將。但是，其中對解放軍方面表示“不服氣”的大有人在。他們當中有的認為解放軍“不講套路”，未等自己排兵佈陣就向自己衝殺過來，比如曾在法國聖西爾軍校就讀的廖耀湘；而有的人則認為國軍是輸在了蔣介石政治的腐敗和戰略的無能上，而和自己的軍事指揮才華沒有關係，比如杜聿明。總而言之，其中很多“不服氣”的國軍將領一致認為：只要解放軍把他們放出來，排兵佈陣真刀實槍幹一場，他們還有贏的希望。

而解放軍其實也清楚這些國軍戰犯心裡想的是什麼，雖然他們心裡很不服氣，但是秉持著優待俘虜的原則，我軍還是對這些戰犯好吃好喝伺候著，在我國困難時期，保證功德林戰犯營養的肉餐都未曾中斷過，這足見我軍對這些“老對手”的尊重態度。但是，我軍對這些國軍將領的尊重態度也不是白來的：其一是希望這些功德林戰犯們能夠早日接受改造，回到人民身邊；其二則是希望在當時我軍缺乏的機械化作戰經驗上，能多向這些“老對手”們取取經。

杜聿明

所以，在聽到美軍仁川登陸的訊息後，我軍功德林管理人員決定給這些戰犯們留一篇“作業”，作業的題目是《中美兩國爆發戰爭的預估》。在朝鮮戰爭前，我軍從未和美軍交手過，而這些功德林戰犯裡的國軍將領，是有不少人和美軍一起合作過的，比如王耀武。透過這些戰犯的分析，我軍也能在入朝前瞭解些美軍的底細。但誰知，這些功德林戰犯們在接到這篇作業後，便洋洋灑灑地寫下了自己的長篇大論，總而言之在他們的分析中朝鮮戰爭打不得。而其中一名叫文強的戰犯，更是寫了5000多字的論文，結論是：美軍是不可戰勝的！

但即便這些國軍將領如何給我軍“洩氣”，毛主席等歷史偉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心從未改變過。在1950年10月19日，志願軍戰士“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正式入朝作戰。

長津湖戰役後，志願軍為什麼吃上了功德林的炒麵？

真正讓功德林裡這群國民黨高階將官對我軍心服口服的，是長津湖一戰。在這場戰役中，我軍志願軍第九兵團不僅將有“美軍王牌”之稱的第10軍團團包圍，而且還在激戰的過程中殲滅了敵軍整整一個團，美軍被迫倉皇突圍，直至興南港在海軍艦炮的掩護下才得以撤退，這標誌著三八線以北的聯合國軍被我軍徹底驅逐出朝鮮，而麥克阿瑟此前“聖誕節前結束戰爭”的許諾也隨即宣告破產。

長津湖一戰，讓國軍高官真正見識到了我軍的實力。在此之前，國軍普遍認為解放軍裝備差，不按套路出牌，遇到軍紀渙散的國軍或許能有勝算，但是遇到美軍則不一定有必勝的把握——畢竟在國軍看來，抗日戰爭中國共合作才能勉強抵住日本，而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基本按著日本打，解放軍能打過美軍嗎？可事到如今，他們可是親眼看著志願軍的部隊是在我黨指揮下，把美軍推下海的。

（接受功德林改造的黃維）

即便是功德林監獄裡有些如黃維的“頑固派”，在長津湖戰役這一鐵的事實面前也不得不默然失聲。畢竟，在大陸對岸，蔣介石也認為志願軍的這一戰確實打得令人震撼。在臺灣軍方報刊《奮鬥》當中，國民黨方面下令將長津湖一戰的過程繪製成漫畫，用以當時臺灣的國防教育，告誡人們“在戰爭中意志和物質的較量，究竟孰輕孰重”。

但在長津湖戰役中，我軍雖然最終戰勝了號稱“當世神話”的美軍，但也暴露了諸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我軍的後勤問題：據戰後資料統計，我軍在長津湖一戰中戰鬥傷亡為19,202人，而非戰鬥因素造成的減員則高達28,954人，這些長眠於異國的烈士，他們有的是因為缺乏冬季作戰的棉衣，而長眠於嚴寒的風雪之中，成為了一座座“冰雕”，而有的則是因為前線缺乏食物供給，造成了嚴重的營養不良。

因為志願軍的後勤供給問題，彭德懷不止一次向周圍人發脾氣，身為志願軍的總司令，他知道後勤補給是事關解放軍戰士們生死攸關的事情。當時，管理志願軍後勤的司令員叫洪學智，隨著志願軍入朝作戰距三八線越來越近，彭德懷便愈發催促洪學智解決志願軍的後勤問題。但是，志願軍之所以有後勤問題：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國家的經濟也在逐步恢復；另一方面，從我國到朝鮮戰場的補給線，主要是走陸路運輸，期間路程不僅山高水遠，而且還時常面臨著美軍空襲的威脅。

為了能夠保障志願軍的後勤供給，我國上下當時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勞動競賽運動，成批次的棉衣、棉被被送往朝鮮戰場。據統計，在1952年我國的棉產量要比1949年超出53.6%，高達130噸，而其中有相當部分被運往朝鮮戰場。衣服能夠在運輸的過程中長期儲存，壞不了，可志願軍的食物供給怎麼辦呢？——與當時美軍的罐頭、冰激凌等伙食供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軍在朝鮮戰場上仍然只能小米配玉米饃，而且在朝鮮戰場上因為低溫環境，有一部分食物需要燒火加熱才可以吃，而期間生出的炊煙又給了美軍空襲的可乘之機。

在眾人為志願軍的伙食問題一籌莫展之時，當時在東北負責後勤工作的李聚奎忽然一拍腦門，想起了自己之前在西征時吃過的“炒麵”。炒麵是將小麥粉，玉米粉或者豌豆粉混合起來，炒熟的食物，中間可加入人體必備的鹽和糖，這種食物的優點在於不僅可以和水衝熱食用，而且也可以幹吃，同時保質期長，便於攜帶，這既保證了志願軍戰士每日的營養供應，又能夠使我軍的後勤補給避免遭到美軍的威脅。

在李聚奎向志願軍提出配備炒麵這樣的建議後，全國上下便掀起了“大炒麵”的運動，其中周恩來總理也曾“親自下廚”，為志願軍做炒麵。而在長津湖戰役中被我軍作戰意志打動的國民黨高官也紛紛下場表態，願意為在異國他鄉作戰的志願軍付出一些“綿薄之力”，於是也開始為志願軍做起了炒麵。一開始，國民黨高官認為自己給志願軍做炒麵是有失身份的，可其中在國軍中威望最高，同時覺悟也很早的杜聿明親自帶頭給志願軍做炒麵，見了昔日對美軍敬佩不已的杜聿明都開始為我軍做炒麵，其他國民黨高官也就紛紛開始為志願軍的後勤“做服務”。

除了為我軍提供炒麵之外，昔日對我軍不服氣的國民黨高官也紛紛開始建言獻策，為我軍能夠戰勝美軍做貢獻。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和美軍打過交道的楊伯濤，在被我軍俘虜之前，他統領的國軍第18軍是標準的美械軍，因此對美軍的軍備、戰法十分了解。後來，他親自寫下高達6萬多字的《美軍戰術之研究》，交給功德林，為後來我軍能夠戰勝美軍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朝鮮一戰，是國軍將領的一次“救贖”

朝鮮一戰不僅讓國軍從此對我軍的戰鬥力心服口服，而且在此期間一些有覺悟的國軍將領，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帶頭炒麵的杜聿明。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後的第六年，杜聿明因表現良好，成為了功德林裡第一批獲得“特赦”的戰犯。

出獄之後的杜聿明，同樣遭到了我國的重用，在1961年他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的專員，雖然不能夠親臨沙場，但也在為我國的歷史研究工作做貢獻。面對這名有才華、同時後來又能反思自身過錯的國軍將領，我黨也對其予以了高度的尊重。在1960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之際，周恩來、陳毅特別邀請了在西方軍界名譽頗高的杜聿明，一起參加宴會。在宴會上，蒙哥馬利打趣地問杜聿明的“機械化大軍哪裡去了？”，杜聿明笑了笑指向陳毅說：“都被他吃掉了。”在宴會過後，他感慨道：“到今天我才明白了，是我軍隊的覆滅為新中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