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之前，我就買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東周列國志》，希望孩子能夠閱讀，因為春秋戰國這段歷史，是中國人性格底色形成的時期。讀懂了《東周列國志》，就讀懂了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的一切。
奈何孩子總是把書棄置一旁，不屑一顧的樣子，讓我一籌莫展。
我想起我小時候也是讀過這本書的，大抵是粗略讀來，有個朦朧印象而已。等到年歲漸長，再讀此書，便覺這是極該早讀、多讀的書。小時候讀不下去的原因，大概是學力不夠，字詞句有很多不識不懂的，也沒耐性去查字典，於是就漸次讀不下去了。
等到孩子上了初中，我覺得不能再等了，於是開始每週給她講《古文觀止》。《古文觀止》捲一捲二總共34篇，都選自《左傳》，很多篇文章都可以從《東周列國志》中找到相對應的章節。《左傳》講得很簡略，《東周列國志》則敘述得詳盡，正可以互為佐證，加深印象。於是，我便在每篇《左傳》文中都加入《東周列國志》的相應文字，因為詳加註釋，孩子讀起來也不覺得困難，自然興趣大增，不知不覺間《左傳》文已經讀了20來篇了。
讀了《東周列國志》，到底對孩子會有什麼幫助呢？我想首先是對她形成文字上的良好感覺有幫助；其次，對她瞭解人性的複雜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以前讀小說，在《二號首長》和《錦衣夜行》中，都發現有提及《東周列國志》的地方。在《二號首長》中，省長陳運達就專門研究《東周列國志》以揣摩權術，用之於官場鬥爭，竟也屢屢得勝。茲錄於此----
只要和人打交道的事，尤其複雜。再將人和權力結合在一起，就更加複雜。中國官場文化幾千年，研究的其實就是兩件事，控制和反控制。老祖宗想了很多辦法來控制權力，同時，又有很多反權力控制的實戰案例，後世幾千年就不用說了。單是一個春秋戰國，已經將權力遊戲演繹得淋漓盡致，奧妙無窮。陳運達省長就因為研究這段文化，受益匪淺。他所研究的，還不是真正的春秋戰國文化，而是後人根據《左傳》、《史記》等幾本書寫的一本小說《東周列國志》。光一本《東周列國志》便已經足夠馳騁官場了。
在《錦衣夜行》中，說到太子和二皇子奪嫡最激烈的時候，太子黨兩位大臣討論形勢，恰遇太監進來，兩位大臣不好說話，於是打起了暗語。茲錄於此----
這時，一個小太監提著個鐵筒進了殿，楊榮咳嗽一聲，止住了楊溥的聲音。那小太監走到楊榮身邊，蹲身下去，用鐵鑷子從裡邊夾了冰出來，一塊塊往楊榮腳前的一個盆裡夾。楊榮對楊溥笑道：“弘濟啊，你這人忒也小氣，向你借一篇收藏的孤本來看，這才三天工夫，你就迫不及待地來討了，還你、還你！”
楊溥見楊榮伸出手來，知他必有所示，連忙伸手接過，楊榮道：“好啦，皇上北巡，首輔伴駕，這朝裡的公函積壓太多，我得一一處理，就不留你了。”
楊溥見楊榮下了逐客令，只得茫然告辭，出得殿來，低頭一看，手中拿的卻是一本《春秋》，書是翻開的，他看的這一頁，第一行寫的就是：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楊溥看了半天，又想了半天，眼神不禁亮起來，他忽然覺得，自己純潔得簡直就像一個初出茅廬的孩子。
當初，餘邵魚撰《列國志傳》；而後馮夢龍加以改編，改名為《新列國志》；其後，南京城裡的私塾先生蔡元放，覺得用這本書來教小朋友挺好，既學文，又明史，兼知人性，於是又對《新列國志》做了一番修改，改名為《東周列國志》。最重要的是，他除了點評以外，還寫了一篇極有價值的《東周列國全志讀法》，用作學生讀此書的指導。今天，我就把“讀法”全文附錄在後面，希望小朋友們都來讀這本書，一來提高語文成績，二來通曉人性，何樂不為？
且看蔡元放是如何說的----教人子弟讀書常苦，大都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於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若扞格不入（音漢，“彼此的意見完全不相合”）。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畢竟也有不妥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子弟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卻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說它是小說，它卻件件都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
另附：蔡元放《東周列國全志讀法》全文----
《列國志》和別本小說不同。別本多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國志》，最為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做作”）在於內。《列國志》卻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裡還有工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了。
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滸》、《西遊》諸書，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隨意補截聯絡成文。《列國志》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說，沒處可用補截聯絡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之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卻也是絕妙小說。
《列國志》原是特為記東周列國之事。東遷始於平王，多事始於幽王。而本書卻從宣王開講者，蓋平王東遷，由於犬戎之亂，犬戎之亂，由於幽王寵褒姒，立伯服，褒姒卻從宣王時生根。且童謠亡國，亦先兆於宣王之世。故必須從他敘起，來歷方得分明。此記事人倒樹尋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卻不是敘事之書，卻又不是敘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非不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本無文章，我不欲以附會成牽強也。
《列國志》一書，大率是靠《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馬遷《史記》雜採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樣，讀著勿以文字求之。
《列國志》因是雜採眾書所成，故其事之詳略，都是不得不然，當日作者不曾加意增減。若再加修飾一遍，便自然更是好看。
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奇局，亦是天地間第一個變局。世界之亂，已亂到極處，卻越亂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處，卻弱而不亡，淹淹纏纏，也還做了兩百年天子。真是奇絕。
周室卜世卜年，皆過其數。子孫雖已微弱之甚，而仍稱其主，不至遽然亡滅。前人議論，有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有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力。據我看來，兩說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處講。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便該多出兩個賢王。赫然中興幾次，何以僅擁虛名，絲毫不能振作；若說封建屏藩，互相維制之力，則夏商兩代，建國相同，何以沒用許多展轉變態？如此論來，則東周列國，還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變之局，以標新立異耳。不必紛紛強為說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變動大樞紐，其變動卻自東遷以後起，逐漸變來。其中世運之升降，風俗之厚薄，人情之淳漓（“淳厚浮薄”），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音謀，“相等”）。子弟能細心考察，便是稽（“考察”）古大學問。
即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戰國是戰國之兵，不消說是大相懸絕。即春秋中，齊桓與晉文，便有大段不同處。齊桓時用兵，還不過聲罪取服（“宣佈罪行並制服”），其究竟不過請成（“請和”）設盟（“設立盟約”）而已。到晉文時，便動輒以吞併為事。這便是世變大端中之一小變了。齊桓時用兵，不過論百論千。到晉文時，兵便大盛，一戰之際，常以萬人。齊桓用兵，還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到晉文時，便多行詭計了。子弟於此等處能細心理會，便是善讀稗官（音拜，“野史小說也”）者。
晉文用兵詭譎，卻也是到了那個時候，其勢不得不然。正是天運改移處，正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禍敗了。
用兵之法，變化多端，用少用眾，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識別”）。唯有《列國志》中，卻是無體不備。前人於《左傳》中，集其用兵計謀，便謂兵謀兵鑑，已得要領，況又益之以戰國若干戰法乎？子弟理會得此等處，便不枉讀了此本稗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難事。其中變化無端，即專家也未必能曉徹。今既讀了《列國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無數兵法。《列國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專對，聖人也說是一件難事。惟《列國志》中，應對之法最多，其中好話歹話，用軟用硬，種種機巧，無所不備。子弟讀了，便使胸中平添無數應對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
稽古、用兵、專對，都是極大極難學問。今卻於稗官得之，豈不奇絕！
金聖嘆批《水滸傳》、《西廂記》，便說於子弟有益。渠（“他”）說有益處，不過是作文字方法耳。今日子弟讀了《列國志》，便有無數實學在內。此與《水滸傳》、《西廂記》，豈可同日而語！
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縱使，即使”）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百數，事蹟不過數十百件。從無如《列國志》中，人物事蹟之至多極廣者，蓋其上下五百餘年，侯國數十百處，其勢不得不多。非比他書，出於撮（cuō，“聚”）湊。子弟讀此一部，便抵讀他本稗官數十部也。
《列國志》中，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卻無神佛僧道、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界中清淨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列國志》中，也有幾處說鬼，卻是從《左氏傳》來，其說鬼處也還在理上，不與他處邪說同也。左氏說鬼，雖與他處不同，然畢竟是他恍惚附會處，未可為信史。
《列國志》中，有許多壞人，也有許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壞人也有若干壞法。讀者須細加體察，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來，方於學問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壞”二字，囫圇過了。
《列國志》中，雖也有好人，也有壞人，然畢竟是壞的多似好的，且好人又輕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於壞人做壞事，往往如出一轍。亦且窮兇極惡，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壞法，都壞將出來。當時人君，卻偏偏歡喜壞人。若善惡同時，又往往好不勝壞。又不知是天意作興惡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說不出。
壞人明明作惡，還自好辯。偏是大奸大惡之人，他卻偏會依附名義，竟似與好人一般，在暗裡行其險毒之計。這種人最是難認，觀人者不可不知。
惡人依託名義，雖是可以惑人，畢竟也有露馬腳處。只要觀者不審，便被他所騙耳；若明眼人，自瞞不過。
大約看好人、壞人之法，只從“義利”二字上著眼，便可十得七八。賢、奸之變，雖有萬態，究其本，總不能外此兩字而已。
“義”、“利”二字不併立。天理看得重，爵祿身家看得輕，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圖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險毒上去了，從何處還有天理來。
“義”、“利”二字，其機甚微，到後來便有天淵之隔。即如臣弒君，子弒父，是天地間非常大變。然原其心，卻不過從“利”上起耳。若肯將名位富貴看得輕，便自然沒有此事了。
《列國志》中，篡弒（“弒君篡位”）殺之禍甚多。其臣為亂臣，子為賊子，罪不容誅，自不消說。然論世者，也要將那君父察勘（“實地調查”）一番，推求其所以到此之故。雖不以此而寬臣子之罪，卻當以此垂戒為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憚。故聖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又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大率都是互舉。後世一切重責子臣，便似凡為君父便可恣肆為惡者，此是宋儒之偏，失聖人之意矣。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婦順。自是萬古不易之理，亦人情至允之論。然聖人教人，只是自盡。為人父者，只是自盡其慈，不必因慈而遂責子之孝。為子者亦只是自盡其孝，不可因孝而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婦，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倫之變了。《列國志》中許多人倫之變，總由望於人者深耳。
父以慈而責孝，子以孝而望慈，已是不可；況又有父不慈而專責子之孝，子不孝而專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婦間，總不自盡，一味責人，豈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做出把戲來。然世又偏多此一輩人，可嘆也。
立子以嫡，無嫡立長，自是正理。廢嫡立庶，廢長立幼，於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愛之也；愛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悖於情理而立之，後來便必致有殺奪之禍。不特富貴享受不成，反連性命都有送斷了，又貽（音移）家國以覆亂之禍。其是非利害本自顯然，卻以私心所溺，遂去安從危，去利就害，自尋禍亂。《列國志》中，此等不可列舉。前車既覆，後車復然，甚有身與其禍，而到後來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憐。
忠而見疑，信而得謗，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處之地，與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國志》中，此類甚多。其中有學有術，處之有方者，庶幾（“差不多”）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戇（gàng，“傻、愣”）行去，個個身受其禍。如申生、叔武之類是也，讀之令人時生學術不多之懼。子弟於此等處，須加意理會，萬勿草草看過。
《列國志》中，有許多出於微賤，一時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榮寵終身。如管仲、甯戚、百里奚、范雎等類，其胸中抱負經濟，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見時，各有一番高識定論，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後來設施，也都是條條件件，次次第第，上利君國，下益民生，可見不是一時取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機緣湊巧，便也只好困窮草澤，沉埋一生了。天下萬世，懷才抱藝而不得其時者，何時勝數，思之令人浩嘆。
戰國是遊士之世。其遊說之術，大都不甚相遠。只是其中人品，卻自有優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讀者須自出眼力分別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便有管、寧等諸人，晉文則有狐、趙等諸人，魏文則有田、段等諸人。齊莊好勇，則有殖綽、郭最等諸人。伕力舉千斤，射穿七札，亦難得之力，而一時便有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無材哉！有國家者，操用人之權而輒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極知國事之需賢其理者。然高爵厚祿，偏難以與君子，而易以與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卻要賢能君子出力，卻是急切沒處去討，遂有乏才之嘆，豈不可笑。
貪人不顧天理，昧卻良心，做上許多壞事，其意不過圖終身受用耳。卻不知壞卻良心，依舊不得受用，枉落千古罵名，有何便宜處？乃前人跌倒，後人偏不曉得把滑，如《列國志》中，亂臣賊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蚺（rán，“蟒蛇”）蛇甘鴆（音振，“毒酒”），可勝浩嘆！
聖人云：“性相近，習相遠。”古諺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賢臣，則可以為賢君；與奸佞（jiānnìng“奸邪諂媚”）讒諂（chán chǎn，“說他人壞話以巴結奉承別人”）之人處，則陷於惡而不覺矣。《列國志》中諸君，大都是因臣下以為轉移，而其名譽美惡，遂成千古話柄。天下固有中材之人，其尚（“注重”）擇所與（“結交”）哉！
人家弟子天性高明，不為俗情所染著，千萬中只好一二。其傲恨下流，不可化誨（“感化教誨”）者亦少。大約俱是中材。幼時父師教訓，是不消說。到成童以後，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學問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進於上達。即商賈買賣中，常與老成敦厚者相習，便也可成一個敦樸誠實之器。若於輕薄佻詐（“輕佻偽詐”）浮蕩（“輕浮放蕩”）者處，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但為善難而為惡易，故常親善人，未必便善；而不與善者處，便容容易易走入邪徑。相與起作之人，十個中只有一、二個壞的，那弟子便有些不可保了。若善惡相參，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況並無賢人君子在內，又何望其向上乎！為人祖、父之心，誰不願子孫作賢人君子，而不為之擇交，是猶南轅而北轍也。及到他已是習於下流，卻才悔恨去責備他，要他改過，尚可及邪！
嘗論正人最是難交，只是圖他有益耳。與不肖處，煞是快意，只是相與到後來，再沒有好收場。正人平日事事要講理講法，起居飲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厭。若你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攔阻責備，使人絮煩。但是與他起作，卻也沒甚禍害出來，即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難解紛，必期無事而後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圖饕餮口腹，或圖沾潤錢財，隨風倒舵，順水推船，任我頤指氣使，其實軟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潤不著你的時節，稍拂其意，翻過臉來，便可無惡不作，從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實。或遇你有別事，他便架空生波，於中取利，事若敗壞，他便掉臂不顧，還要添上許多惡態惡言，不怕你羞死氣死。卻怪世人擇交，偏要蹈軟媚（“阿諛奉承”）洗腆（“置辦潔淨豐盛的酒食”），及到事後追悔，已是無及。試看《列國志》中，君相用人，士大夫交友，往往墮此套中而不語，可悲可嘆。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雖是兩句熟話，卻是亙古不易之言。試看《列國志》中，許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順著性情恣意而為”）徑遂（“直捷”），不聽好言；及到貽（“留下”）到頭之悔。及到禍亂已成，身名已敗，卻才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無及了。吾願普天下賢士大夫、讀書學者與良朋密戚，逆耳言來，莫便憤然加怒，且將那言語細細詳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於己亦無所損；倘事有可疑，理有足採，便可及時補救，免到後來懊悔也。
本書中的批語議論，勸人著眼處，往往近迂，殊未必愜讀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於事未必無當，便可算我批書人於看書人有毫髮之益，不止如村瞽（音古，“盲人”）說彈詞，僅可供一時之悅耳也。
教人子弟讀書常苦，大都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於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若扞格不入（音漢，“彼此的意見完全不相合”）。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畢竟也有不妥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子弟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卻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說它是小說，它卻件件都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
有人來說，《列國志》也不是全美之書，不可輒與子弟讀。試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驕奢淫逸、喪心蔑理之事，恐怕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dōnghōng，“糊塗、迂腐”）先生之見，否則假道學及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並存，但取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而已。他本小說，於善惡之際，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則更鋪張淫媟（音謝，“輕慢、汙穢”），誇美（“誇獎稱美”）奸豪（“地方上有勢力而橫行不法之人”），此則金生所謂其人可誅，其書可燒，斷斷不可使子弟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施報，皆一本於古經書，真所謂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者，又何嫌於驕奢淫逸、喪心蔑理也哉！《列國志》是一部勸懲之書，只看他忠奸厚薄無有不報，即不報之於身，子孫也終究逃不過。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
他書亦講報應，亦欲勸懲，但他書勸懲多是寓言。惟《列國志》中，件件皆是實事，則其勸懲為更切也。
《列國志》中繇（音謠，“歌謠”）詞，其語甚古，亦甚驗，不知當日所用是何古書？如何古法？自秦火後失傳，殊令人恨恨。
《列國志》前後評語，悉是隨手寫去，更不曾重加點竄（“修整字句，潤飾改動字句”），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適處。蓋我只是評其事理之是非，原無意於文字之工拙也。
《列國志》中，謬誤甚多，如《左傳》、《史記》，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私通公子鮑而不可。舊本乃謂其竟已通了，又說國人好而不知其惡。此事關係甚大，故不得不為正之。他如彗星出於北斗，主宋、齊、晉三國之君死難，本是周內史叔服之佔，卻作是齊公子商臣使人佔之。此類甚多，不能遍及也。
詞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後商周。英雄五霸鬧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音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
乾隆十有七年春 七都夢夫 蔡元放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