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健
卡爾·馬克思1818年生於德國古城特利爾，比維多利亞女皇的誕生要早一年。31年後，他作為一個流亡者在倫敦定居（在這之前他曾以革命者的身份到過該地），直到1883年逝世。維多利亞女皇活到20世紀——1901年，在這個世紀裡，馬克思的影響擴大到全世界，而維多利亞帝國消失了。
——阿薩·勃裡格斯《馬克思在倫敦》
一、霍亂時期的倫敦和哲學家的貧困
1849年8月，卡爾·馬克思來到倫敦。夏日的街頭，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濃烈的馬糞味兒，維多利亞時代的嗅覺體驗。喬治·施裡比亞引入的三駕公共馬車，已經在城市裡奔跑了20年。碰上雨天，大堆的馬糞被從街面上沖走，它們與其他汙物一起流進下水道，匯入泰晤士河，而泰晤士河是居民生活用水的水源。現代流行病學將這通操作視為反面典型，可當時人們知之甚少，人們硬著頭皮迎接瘟疫的降臨。馬克思抵達之前，霍亂已經在倫敦流行。這是19世紀霍亂第二次光顧此地，15000人為此賠掉了性命。好在人口很快會補充進來。
馬克思是過去十年倫敦33萬新移民的一分子。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以無產者的身份踏入這座城市。《哲學的貧困》作者，對哲學家的貧困並不陌生。
比較有趣，哲學家倫敦的第一處住所在時髦地段，切爾西區國王路附近，安德森街4號，一套兩居室的小房子。房子不大，卻要擠下一家六口：馬克思、夫人燕妮、長女小燕妮、次女勞拉、長子埃德加、女傭海倫·德穆特·琳蘅。此外，燕妮肚子裡還懷著一個孩子，即將出生的次子亨利。
馬克思來到倫敦當年的11月5日，篝火節之夜（蓋伊·福克斯之夜，蓋伊·福克斯系17世紀初英國的天主教叛國者，企圖炸燬國會大廈，密謀失敗後被處極刑。民眾燃起篝火，以示慶祝，篝火節之夜遂成傳統），次子亨利出生。在母親的回憶裡，兒子出生那天，街面上的焰火照進了窗戶，滿耳都是“蓋伊·福克斯”的喧囂。燕妮給亨利取了個小名，叫“福克斯”。小福克斯是家裡的第一位英國公民，大姐小燕妮是法國籍、二姐勞拉是比利時籍、大哥埃德加是普魯士籍。四個孩子四種國籍，流亡者的履歷豐富得可以炫耀。馬克思本人則早在四年前就放棄了普魯士國籍，成為無國籍人士。無產者沒有祖國嘛。
對於夫人燕妮來說，亨利出生前後的幾周，是一段愜意的時光。比起此前顛沛流離的生活，安德森街的蝸居好歹有了些居家的感覺。唯一困擾她的是兒子易驚的睡眠，亨利每兩個小時就要醒來一次，母親就必須強忍疼痛，將開裂的乳頭塞到他嘴裡。
幸福的煩惱，不可能持續多久。一件小事對馬克思夫婦作了必要提醒，安德森街4號的房租是每月6英鎊。雙重因素讓提醒成了通牒，一方面馬克思沒有固定收入，另一方面燕妮母親的資助是杯水車薪。攤牌的日子很快到來，亨利出生五個月後，1850年4月初某一天，由於租客拖欠房租，房東下達了逐客令。兩位法警現場監督，他們查封了租客的所有財產，從床鋪衣物到玩具搖藍。安德森街4號門口聚攏了數百人，觀摩逼遷的盛況，切爾西區所有的閒漢似乎都出動了。
呵呵，有點誇張，切爾西區的閒漢並未傾巢而出。離開安德森街街，沿著國王路往富勒姆區方向走不到500米，臨街一幢有著哥特式尖頂的公寓裡，76歲的閒漢克萊門斯·梅特涅，能在客廳壁爐旁一坐就是一下午。老人家是一位合格的寓公、不甘心的下野政客，深居簡出又訊息靈通。他的日常消遣是大聲痛斥政敵科羅夫拉特的不仁不義，他的老夥計、滑鐵盧戰役的贏家威靈頓公爵是忠實聽眾。
梅特涅畫像
作為舊歐洲保守勢力的頭號代表，梅特涅也是《共產黨宣言》裡第一個指名道姓提到的人。這本小冊子公開出版的同一年，1848年歐洲革命的狂濤駭浪，將梅特涅掀出了原有的航道。1848年3月，奧地利帝都維也納爆發反梅特涅示威，大勢已去的梅特涅倉皇出逃，護照上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邁耶爾，來自格拉茨的批發商。算起來，梅特涅要比馬克思早16個月到倫敦。但他們身份相同，都是流亡者。馬克思一家租住於安德森街4號期間，從1849年10月到次年4月——差不多半年時間裡，梅特涅和他偉大的批判者，居所相距500米左右。他們對此一無所知，也未見兩人街頭邂逅的記載。
怎麼說呢，梅特涅深居簡出，馬克思則忙著自己的事：重組共產主義者同盟、創辦《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資助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的其他流亡者。都是開銷大的事，馬克思卻囊中羞澀。兩難命題的答案，馬克思得另覓安生之處。該去哪兒？
安德森街往東北方向四五公里，倫敦索荷區，一座露天的民族博物館。法國大革命甚至更早的年代起，歐洲各國流亡者，義大利人、法國人、瑞士人、匈牙利人、波蘭人、俄國人、德國人紛湧而至，在這個小街僻巷密佈的區域落腳。索荷的私人住宅，往往會被改建為更狹窄的空間，以收容更多的租客。餐飲、典當以及皮肉生意是此地的支柱產業，與之相伴，街面顯得擁擠、嘈雜、骯髒不堪。或許在流亡者眼中，這多少帶有點故鄉的情調。1850年5月，馬克思一家搬到了索荷，流亡者眼中的故鄉。
同一個時間，皇家內科醫師學會的全科醫生、英國最早的麻醉師約翰·斯諾，正在索荷各處的下水道口取樣。霍亂已經在此收割了一茬新鮮的生命，麻醉師覺得自己有義務將精力轉移到傳染病上。關於霍亂，斯諾還沒摸著門道，他的推測事後看卻是英明的，只是當時顯得有些匪夷所思。包括維多利亞女王和南丁格爾女士在內，人們的共識是霍亂是呼吸道傳染病，病源是瘴氣。斯諾的觀點與共識為敵，他認為霍亂不是呼吸道傳染病而是消化道傳染病，致病介質是水。為此，他在頭一年8月，也就是馬克思抵達倫敦的那個月，自費出版了論文《論霍亂的傳播模式》。在這篇沒啥影響、也不甚嚴謹的論文裡，他明確提到了“被汙染的水”。斯諾先生已經接近真相了，他需要的是證據，到索荷取樣就是為了收集證據。
約翰·斯諾
斯諾破解謎團要到四年後，1854年霍亂再一次席捲倫敦的時候。他繪製的霍亂死亡地圖上，一個不起眼的點跳了出來。那是索荷區寬街的一處水泵，案發現場之一。犯罪過程大抵如下：居民生活廢水透過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由於泰晤士河河堤工程尚未動工，被汙染的河水滲入了居民區的水井。水泵將井裡的水抽出，送回了居民的嘴裡。多麼沉重而沉痛的發現。當然，斯諾的流調報告還有若干衍生課題，譬如傳染病與居住環境的關係、居住環境與社會階層的關係，那是文科生的工作了。
馬克思在索荷的新居位於迪恩街，離寬街水泵有步行五分鐘的距離。索荷街上大都是一些喬治式建築，門面不寬，造型刻板而嚴肅。好處是每一幢房子底樓都有一間共用的水房，女傭琳蘅不必拋頭露面到街上的水泵去取水。真是幸運到家了。馬克思在迪恩街共租住過兩套房子，先前是64號，而後是28號。比之廣為人知的迪恩街28號，迪恩街64號乏善可陳，面積比儲藏室大不了多少，而且馬克思一家在此僅居住了八個月，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員——次子亨利。一週歲生日沒過幾天，亨利死於腦膜炎引起的痙攣。孩子早夭，幾乎是馬克思人生悲劇的恆定主題。亨利只是開了個頭，此後還會反覆上演，都以迪恩街為舞臺。
亨利夭折後不久，1851年1月，馬克思搬到了迪恩街28號。迪恩街28號的房東是義大利廚子約翰·馬蘭哥，原來租客有兩位，一位是馬蘭哥同胞，常住倫敦的糖果商；另一位是愛爾蘭作家，名叫摩爾根·卡瓦納。作家當二房東，劃出自己的一部分轉租給了馬克思，樓頂兩間房——臨街的是客廳，後面的是臥室，租金一年22英鎊。
馬克思一家入住迪恩街28號時，與搬進安德森街4號時，家庭成員完全一致，夫妻倆加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以及女傭琳蘅。還有一個共同點，燕妮又懷上了，即將出生的三女兒弗朗西斯卡。這個不斷添丁又接連失去人口的家庭，將在迪恩街28號住到1856年。
一位普魯士密探，不知透過何種渠道窺得馬克思在迪恩街的生活狀況，報告如下：“馬克思，儘管他性格暴躁，但作為一個父親和丈夫，卻是個無比溫柔體貼的人。馬克思住在倫敦的一個最糟糕，因而也是房租最便宜的地區。家裡沒有一件傢俱是乾淨和牢固的，一箇舊貨商人會對脫手如此一堆驚人的破爛貨感到羞恥。當你走進馬克思的房間，騰騰的煙霧刺得你雙眼淚水直流，使你感到彷彿在洞穴中摸索徘徊。隨著你對這種煙霧有所習慣，你就能夠辨認出一些從霾霧中顯現出來的東西，每件東西都是髒的，佈滿灰塵。因此，要坐下來竟成為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兩把椅子，一把三條腿，一把四條腿。四條腿的椅子是給客人預備的，椅面上有孩子們吃剩的飯菜。如果你貿然坐下，你的褲子就別想要了……”偵查物件的一個特徵，敬業的密探念念不忘：邋遢的傢伙，嗯，好像從來不剃鬍子！
在迪恩街28號斜對面，有另一重盯梢的視角，凱莉小姐劇院。妓女們正慵懶地躲在劇院門後，打量著黑暗中路過的醉漢，算計著他們兜裡的剩餘價值。
妓女們在夜色中釣魚時，斜對面頂樓的馬克思，沒準正徹夜不眠地伏案寫作。跟大多數天才人物一樣，馬克思沒有固定作息，入睡和起床時間不定。他往往通宵工作，直到午間便在沙發上和衣而睡，不為進進出出房間的外界情況所驚動。
有點尷尬，廢寢忘食的天才沒啥正經營生。他勉強算得上有收入的工作，是擔任《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歐洲通訊員。通訊員按件取酬，每篇稿子1英鎊。雙方的合作由該報編輯查理·德納牽線，自馬克思搬入迪恩街28號那一年起，持續了11年。起初，通訊員的英語不甚流利，很多稿件是由恩格斯代筆。恩格斯最初代筆的19篇德國時評一炮走紅，這就是後來的馬恩經典《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美國讀者由此第一次聽說了“馬克思”，沒錯，文章見報的署名全部是馬克思，稿費也歸在馬克思名下。
真理先知的身邊怎能少得了天使？恩格斯就是馬克思的天使，他們的友誼高貴得讓人自慚形穢。除了經常擔任代筆槍手，“第二小提琴手”真正的角色是“第一提琴手”的提款機。為了更好地接濟馬克思，1850年11月，恩格斯移居曼徹斯特，任職於父親的棉花商行。1英鎊、2英鎊、5英鎊……匯票源源不斷從曼徹斯特寄來。每每聽到郵差敲門，馬克思會如蒙大赦般嘀咕一句，燕妮為馬克思的口述作了筆錄：“一定是弗里德里希，我們得救了！”施主對災民的要求並不高，卡爾，請趕快完成並出版你的經濟學著作。
抱歉，這部著作的完成是在比較遙遠的將來。馬克思有重度拖延症，偉大導師的病症之一，病症之二是金錢無感症。後一種病症，會讓恩格斯從曼徹斯特匯來的解藥失效。導師理財方式是，手頭寬裕時便千金散盡去幫襯更不濟的流亡者；手頭拮据時便豎起耳朵等著郵差的敲門聲；如果《論壇報》的稿費和恩格斯的匯款都沒如願到來，就只能將家裡不能當面包吃的東西送去當鋪，譬如燕妮的首飾、銀質的餐具和腿腳齊全的桌椅等等。典當是索荷區的支柱產業之一。
凡是矢志改造世界又把自己的世界打理得一團糟的人，遲早會成為當鋪老闆的熟客。迪恩街真實上演的一幕：《論壇報》的通訊員為寫專欄出門買報紙，可他把大衣口袋翻了個遍也找不到一個便士，於是大衣被送進了當鋪。此事發生於1852年的10月。
整個一年，馬克思諸事不順。年初，燕妮、長女小燕妮、女傭琳蘅先後生病。到了4月，三女兒弗朗西斯卡死於嚴重的支氣管炎。弗朗西斯卡與她未曾謀面的二哥亨利一樣，都是在一週歲沒過幾天便夭折了，都死於迪恩街。安葬弗朗西斯卡的錢是借來的，貧困和不幸聯手暴擊了馬克思。
1852年，糟透了的一年，可能是過去幾年裡最遭的一年。誰能想到，比起之後幾年，這又是最好的一年。失去弗朗西斯卡三年後，1855年4月，馬克思最喜愛的長子埃德加死於肺病，年僅8歲。埃德加夭折確認了一個悲傷的事實，馬克思所有男性子嗣都未活到成年。馬克思的學生威廉·李卜克內西，見證了老師痛失愛子的一幕：他處於極度可怕的焦躁之中，近乎憤怒，拒絕任何安慰。
迪恩街再也呆不下去了，它只會使父親想起在他懷中死去的孩子，一個又一個。埃德加去世次年，1856年9月，靠著燕妮繼承的兩筆遺產——蘇格蘭伯父的150英鎊和母親的120英鎊，馬克思還清了拖欠的房租，搬離迪恩街。下一站是倫敦北郊的格拉夫頓排屋9號。
迪恩街28號的門牌，對馬克思夫婦而言是一段可怕的回憶，錐心之痛不堪回首。
這塊門牌，在喬阿基諾·羅西尼看來，卻是倫敦少有的怡人景緻。義大利作曲家兼美食家，對於這幢喬治式建築，有著迥異於馬克思夫婦的觀感。羅西尼與馬克思，兩個從未謀面的人，在不同時間共享了同一個空間。是的，就是迪恩街28號。
羅西尼入住迪恩街28號，要比馬克思搬來的時間早很多，準確說要早27年。1824年3月起，在為期五個月的倫敦巡演中，羅西尼就租住於此。羅西尼出手要比馬克思闊綽得多，他租下了整幢房子。與窮困潦倒的馬克思不同，羅西尼不差錢。邀請他來倫敦的是維多利亞女王的伯父、當時的國王喬治四世，酬勞30000英鎊。
迪恩街28號
1851年的馬克思無法想象，1824年的羅西尼是如何規劃迪恩街28號的：底樓水房旁是專闢出來的廚房，作曲家偶爾會親自下廚做一頓烤鹿肉；二樓是作曲家的書房，他在此創作了《拜倫勳爵哀歌》；三樓是作曲家夫婦的臥室，新婚夫人伊莎貝拉·科波蘭會在傍晚臨窗發呆；而馬克思一家租住的頂樓，被作曲家用來堆放樂譜和樂器。每當羅西尼走出迪恩街28號，整條街的義大利移民就會圍上來。他們天生愛湊熱鬧，嘰嘰喳喳問這問那：“喬阿基諾，布萊頓皇家行宮啥樣兒？”
事實上，比起略顯粗俗的義大利老鄉，附庸風雅的英國佬才讓羅西尼厭煩。他們一切都是客套的、假裝的，不，他們根本不懂如何欣賞音樂，不像羅西尼的忠實粉絲梅特涅，《塞維利亞的理髮師》序曲響起，臉上就會露出迷之微笑。1824年的梅特涅還在維也納，如日中天的奧地利宰相。
畢竟，真正的知音是在歐洲大陸。1824年8月，在收到巴黎義大利歌劇院院長的聘書後，作曲家沒有片刻遲疑，說走就走。命運的安排，羅西尼當初堆放樂譜的頂樓，後來成了馬克思的棲身之所，歷時五年。忘了交代，馬克思對《威廉·退爾》倒是推崇備至，羅西尼的收官之作，1829年在巴黎首演。此時，離馬克思第一次來到巴黎還有14年。
如今，迪恩街28號是倫敦唯一立有紀念標誌的馬克思故居。它的底樓開有一家餐館，叫“君往何處”。先生您去哪兒了？羅西尼去了花都巴黎，而馬克思還要在霧都倫敦徘徊。
二、閱覽室裡的流亡者和改變世界的經濟學
從迪恩街到索荷廣場，從那兒轉牛津街，再往東不遠就是大英博物館，走馬觀花也頂多一刻鐘。大英博物館又屬於一個更大的地理範疇：布盧姆斯伯裡，倫敦知識分子扎堆的地方。
對於布盧姆斯伯裡濃厚的文人氣息，托馬斯·卡萊爾沒忍住說怪話的癮，“總會有那麼幾個低能兒會去大英博物館讀書。”毒舌有自嘲的意思，他自己就經常去大英博物館，尤其是他從蘇格蘭來倫敦的頭十年。《論英雄與英雄崇拜》和《過去與現在》，都是在大英博物館查的資料。
毒舌的作品，成了馬克思批評的靶子。1850年4月，文章出爐了，《評托馬斯·卡萊爾“當代評論。(一)當前的時代。(二)模範監獄”》，馬恩聯合署名。文章刊發於《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四期，馬克思勒緊褲腰帶辦的雜誌。文章言辭犀利，筆力雄健，歸謬法把卡萊爾逼入了邏輯死角。不消說，批評者和批評物件一樣毒舌。
文章刊發的時間，約等於作者被安德森街4號房東逼遷的日子。一個月後，馬克思搬到了迪恩街64號。又一個月後，1850年6月，他獲得了一張大英博物館的閱覽證。
幫馬克思搞定閱覽證的是安東尼奧·帕尼奇，義大利左翼流亡者，大英博物館閱覽室的圖書管理員。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閱覽室實行專屬會員制，類似於紳士俱樂部，馬克思在經濟層面上肯定攀不上紳士。帕尼奇不理這一套，縱然馬克思是貧困的，卻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式的清貧。1847年11月，他在紅獅子酒吧旁聽過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比“要有光”更誘惑人。此番馬克思的會員申請，給了帕尼奇近距離接觸先知的機會。義大利人想都沒想，便批准了先知的申請。不知什麼原因，帕尼奇在與先知接觸中，多次莫名其妙地提及故鄉的莫丹那別墅，口氣帶著詛咒，“富麗堂皇的背後是一團烏煙瘴氣，幸虧我逃離了那裡”。馬克思權且聽之，在以後某個時間點，他會覺得“莫丹那別墅”代表了冥冥之中某種響應。
大英博物館的閱覽證，是此後近30年馬克思高頻使用的物件。除了出門躲債的日子，馬克思通常都會去大英博物館打卡。馬克思的閱讀從《經濟學家》的過期雜誌開始，隨後是休謨、洛克、李嘉圖，再往後是亞當·斯密和馬爾薩斯。他對英國經濟學史瞭然於心，完全可以去牛津經濟系當教授。教授一般工作流程是白天在閱覽室摘抄文獻，晚上回到家裡對資料進行整理。
迪恩街28號的房東、義大利廚子約翰·馬蘭哥，對大鬍子租客充滿好奇。他早出晚歸，腋下總夾著個筆記本，寫了些啥？大鬍子有時說出的話，在廚子的字典裡純屬不著邊際。有一次，應該是1851年5月底，廚子趕時髦去海德公園看世界博覽會。他帶回了一份印刷品，水晶宮的圖案上壓著激動人心的廣告詞：工業讓世界相連。未曾想，宣傳資料落在馬克思手裡，大鬍子冷冷丟下一句：商品拜物教的自我迷戀，誰來關心人呢？
馬克思的話，對馬蘭哥來說肯定是超綱的。大鬍子考慮的問題有點大，他要揭示資本主義生產中物與物關係之外的另一重奧義，人與人的關係。幾位夠分量的同道才懂得他研究的價值，譬如拉薩爾和恩格斯。馬克思要寫一部經濟學著作，一部足以改變世界的經濟學著作，恩格斯總不忘敦促他趕快完成的著作——《資本論》。
大英博物館裡所做的準備，就是為了《資本論》。不過，馬克思並沒立刻動筆。一方面是《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專欄和其他幾本小體量作品分散了他的精力，另一方面是他想把該領域的重要著作都通讀一遍。
《資本論》第一卷
《資本論》著手寫作的時間是1857年8月。那時，馬克思一家已經搬到了格拉夫頓排屋9號，大英博物館新建的園頂閱覽室已經落成。
位於大英博物館中庭的圓頂閱覽室，它的第一張草圖出自安東尼奧·帕尼奇之手。而圓形閱覽室名揚天下，則是因為我們的導師卡爾·馬克思，帕尼奇發放閱覽證的那個人。馬克思曾長期在此閱讀、寫作，他習慣於在離所需參考書不遠的L、M、N、O、P排，挑一把椅子坐下，但並不擁有固定座位。馬克思日常的行為習慣，後來被締造為一個神話。這個神話，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訪客們尋根的由頭。1984年12月，時任蘇共二號人物的戈爾巴喬夫訪英。期間，他參觀了圓頂閱覽室，在虛擬的“馬克思專座”旁感嘆：一切始於斯。在這次訪問中，戈爾巴喬夫第一次闡述了他的“新思維”。
而今的圓頂閱覽室，是大英博物館的一個遊覽景點。室內有一塊題為“閱覽室與革命”的看板，看板上寫道：“這間閱覽室以及在它之前的建築，為眾多的政治流亡者和學生提供了避難所和精神的源泉。”大英博物館閱覽室是馬克思的避難所，他是避難所裡最勤奮的讀者。
在避難所流連的人絕不僅是馬克思，很多流亡者或者本地人，貧窮的或者富有的，死硬的保守派或者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曾在此尋求精神的慰藉。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像一個時空的容器，收集了各個年代、不同旨趣閱讀者的足印。如此之多的人，在此完成了活動軌跡的重合疊加，且多半是在不知情的狀態下。當一頁頁的歷史拓片合訂成冊，當代人會有很多有趣的發現——
濟慈借閱的書單裡有《荷馬史詩》，馬志尼總帶著幾片黑麵包當午飯，羅斯金弄壞了閱覽室公用的鵝毛筆，《記事晨報》小記者狄更斯曾在此趕寫他的“博茲札記”……而蕭伯納桌子上居然同時攤著《資本論》和瓦格納《特里斯坦與依索爾德》的樂譜。怎麼能少得了說俄語的朋友？列寧、托洛茨基、克魯泡特金都曾現身於此。還有那些我們熟悉的亞洲人，即將幹出一番大事業的甘地和孫中山。
不羅列了，回頭說說馬克思吧，他的頭等大事還是《資本論》。1857年12月，《資本論》第一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一，馬克思給恩格斯寫了一封信，“我現在發狂似地通宵總結我的經濟學研究，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信中說的洪水是1857年經濟危機，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它首先在美國爆發，由英國對新大陸基建的過度投資引起，隨後危機反噬舊大陸，席捲歐洲。馬克思寫信當月，英國工業產值下降一半。世界博覽會所渲染的“維多利亞繁榮”，踩了一腳剎車。
哈，這正是馬克思樂見的，簡直喜出望外。因為他的理論假設得到了驗證，強勁的期盼成了現實。他對資本主義琢磨得越透，就越相信經濟危機是這頭巨獸無法治癒的病症。至於病灶，他寫進了《資本論》：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
馬克思的思想閃爍著真理的光芒。當然，真理之光也灼傷了他本人。先給顏色看的是大洋彼岸的《紐約每日論壇報》，自1855年起編輯部的約稿逐年減少，文章不再署名，辦刊理念衝突等等，報社和作者之間鬧僵的常規套路。1862年3月，雙方正式解除合作，馬克思失去了雖不穩定卻堪稱重要的收入來源。向西部鐵路公司發出的求職申請，也由於應聘者潦草的字跡而遭拒絕。馬克思成了自己筆下“有限消費的貧困群眾”中的一員。其實，他原本就是。畢生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人，從來就沒擺脫過個人的經濟危機。
燕妮對居住環境變化的感知，匹配了家庭經濟狀況的再度惡化。1856年入住的格拉夫頓排屋9號位於肯特鎮，隨鐵路鋪設而興起。因與漢普斯泰特荒阜相連，被貼上了中產階級的區位標籤。這幢房子有英國人理想住宅的四個特點：通風，見陽，乾燥和建築在礫石的地基上。還有個優點是，晴天可以遠眺聖保羅大教堂。
剛開始，燕妮對新家是滿意的，她動用了“迷人”之類高品質形容詞：“我們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個擺設了舊傢俱的客廳，我們真以為自己是住在一個迷人的城堡裡。”漸漸地，北倫敦郊區離群索居的生活讓她覺得有些不便，她會時不時懷念索荷的煙火氣。而在格拉弗頓排屋住了不到兩年，最初的那種新鮮感蕩然無存……
此後，各種疾病開始換著花樣折磨馬克思一家人。1860年，燕妮感染了天花；次年，六歲的小女兒愛琳娜得了黃疸病；接踵而來的災難則降臨到馬克思身上，他全身長滿了疥瘡，面板病折磨他到老年。
雞零狗碎的生活，跟面板病一樣，癢起來就要撓個不停。房租、學費、稅款和當鋪利息，凡此種種，都讓馬克思心煩意亂。《資本論》作者個人的主要矛盾是，微薄的收入始終難以滿足來月的日常開支。1863年初，人類知識史上的點睛之筆，鴻篇鉅著的書名被正式敲定為《資本論》，原書名《政治經濟學批判》被定為副標題，鉅著第二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也即將完成。與此同時，作者卻瀕臨絕境。格拉弗頓排屋9號的租客做了最壞的打算：宣告破產，讓兩個大女兒去當家庭教師，將女傭琳蘅辭退掉，自己則帶著妻子和愛琳娜去住宿舍。
他再次向曼徹斯特發出呼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再次傾囊相助，送匯票的郵差又來敲門了。
馬克思同女兒們還有恩格斯
這一把，馬克思窘迫的財政有了大幅鬆動。恩格斯的資助解了燃眉之急，兩筆重要的遺產也不容忽視。1863年11月，《資本論》第三稿《1863―1865年經濟學手稿》剛開了個頭，馬克思母親逝世，他得到了一筆可觀的遺產，600英鎊。1864年5月，馬克思“不能忘記的朋友”、日後他在《資本論》第一卷扉頁致敬的人威廉·沃爾弗逝世，留給他一筆更可觀的遺產，800英鎊。
就在沃爾弗逝世的那個月，馬克思又搬家了，格拉弗頓排屋以南幾百碼的位置，梅特蘭公園路1號，一幢面積很大的獨門獨戶的房子。房子住著很是舒適，每個女孩都有自己的房間，能養寵物，甚至還能舉辦舞會，男主人終於有了一間可以俯瞰梅特蘭公園的寬敞書房。關鍵是這房子的名字讓馬克思聽著耳熟，莫丹那別墅，咦……得去找安東尼奧·帕尼奇聊聊。
自從1856年遷往漢普斯泰特荒阜附近後，無論是格拉夫頓排屋9號，還是梅特蘭公園路1號的莫丹那別墅，乃至1875年3月馬克思最後一次搬家的地址梅特蘭公園路41號，離大英博物館的距離都要比迪恩街遠很多，步行少說得一個小時。《資本論》寫到第三稿，馬克思去大英博物館主要是核實資料和抄錄引文，偶爾他會翻翻醫學書籍，看看瘡疥有沒有更好的治療方法。12點左右，他會去羅素大街上的博物館酒館享用午餐。找個臨窗能看到殉道者聖喬治教堂的座位，點上一杯啤酒，微醺的感覺，Nice。酒館是布盧姆斯伯裡作家們的樂園，馬克思喝酒的座位，也坐過寫偵探小說的眼科醫生柯南道爾。兩人之間隔著很多年，1891年，柯南道爾從維也納回到倫敦後才成為酒館常客。這一年，作家決心同自己筆下的神探做個了結：“我考慮殺掉福爾摩斯，一了百了，他佔了我太多時間。”他沒得逞，因為讀者不樂意，酒保也在惡狠狠地盯著他。
馬克思與柯南道爾，典型的“在不同時間共享同一空間”。另一位作家，卻是“馬克思在倫敦”的敘述裡無法迴避的隱形主角，查爾斯·狄更斯先生。如果說馬克思後半生以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為背景，那麼少了狄更斯，背景將會失真。他們倆，同城，同時代。從1849年馬克思到來至1870年狄更斯離世，倫敦是他們共同的舞臺，倫敦的霧是他們共同的朋友。
羅素大街朝東500米，道蒂街48號，狄更斯在倫敦唯一尚存的故居。狄更斯在此居住三年，1837年至1839年。成就不小，收穫《匹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和《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三部小說、瑪麗和凱特兩個女兒。道蒂街48號離迪恩街28號也很近，不到1.5公里。然而意義不大，即便依狄更斯搬離道蒂街那一年算，馬克思也要在十年後才移居倫敦。
狄更斯
馬克思在索荷那幾年，狄更斯住在塔維斯托克公寓，大英博物館北邊1公里。19世紀50年代，作家的熱力圖覆蓋了布盧姆斯伯裡，索荷是他行動軌跡的自然延伸。他愛去考文特花園的魯爾斯飯店就餐，也常去索荷廣場旁的弗依萊斯書店轉悠，上述地點，馬克思出門抬腿就能到。狄更斯很熟悉索荷的流亡者，1851年4月的《家常話》雜誌上，他用文字為這些人畫了像：“在索荷區的一家小咖啡館裡，人們正在編織著旨在破壞奧地利帝國統一的秘密計劃；一家廉價餐館的頂樓上，普魯士正遭受著24個波蘭人的威脅；在各色雪茄館內的小會客室裡，人們正在抽籤決定誰去刺殺路易·拿破崙·波拿巴……”
狄更斯下筆前，腦海裡是否閃過一位邋遢的大鬍子模特？問號藏在歷史深處，沒有關於狄更斯和馬克思見面交流的確切記載。也許可以大膽推測，在某個特定時間、某個特定區域，他們曾經如此之近——是索荷的小咖啡館，還是大英博物館的酒館？或者，其他什麼地方，譬如漢普斯泰特荒阜的一條悠長小徑。
21世紀，跨國地產商介紹漢普斯泰特的樓盤專案，“人文薈萃”是不可或缺的修辭，兩個大號註腳就是馬克思和狄更斯。搬到倫敦北郊後，週末帶著一籃子食物去漢普斯泰特荒阜野餐，是馬克思一家的保留曲目。此處也是狄更斯終身眷戀的地方，他在卡姆登鎮陰溼街巷長大，漢普斯泰特寄宿學校的畢業生，他的好友威爾基·柯林斯就住在荒阜西邊的莊園裡。他喜歡在漢普斯泰特荒阜散步，也會跟朋友們一起來此郊遊。馬克思肩上扛著小愛琳娜嬉鬧時，是否會同作家擦肩而過？一個值得期待的巧合，《大衛·科波菲爾》是少女時代愛琳娜的枕邊書。她的父親稱狄更斯是“傑出的小說家”，“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
父親顯然是過謙了。在愛琳娜開始迷上《大衛·科波菲爾》的時候，1867年，馬克思最傑出的作品《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出版。這是一部既解釋了世界又改變了世界的書，人們用書中所發現的歷史規律，演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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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3月14日下午，梅特蘭公園路41號的書房，馬克思在他心愛的安樂椅上打盹時與世長辭。恩格斯說，19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頭腦停止了思考。但馬克思逝世時，大部分倫敦人還從來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即便是最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也很少跟他有什麼聯絡。《資本論》的第一個英文版，要到他逝世四年後才問世。
馬克思本人，從沒對倫敦或英國產生過一絲好感。巴黎自帶革命的基因，倫敦則不是。儘管闊步向前的工業化和陷入貧困的勞動者，以觸目的方式並存於這座城市。奇怪的是，革命始終沒有到來。這座城市的居民似乎都是費邊主義者，安於自己的處境，等待歷史在漸進中得以完善。馬克思和他的思想，與倫敦是何等格格不入。也正是在巨大的張力中，日後撬動地球的能量悄然孕育。共產主義幽靈徘徊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34年。倫敦是馬克思生活時間最久的城市，英國是馬克思生活時間最久的國家。
參考書目及論文：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馬克思傳》，戴維·麥克萊倫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馬克思在倫敦》，阿薩·勃裡格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6月版
《卡爾·馬克思：一個19世紀的人》， 喬納森·斯珀伯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版
《馬克思與燕妮》，石仲泉著，廣東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恩格斯畫傳》，中央編譯局編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她這樣的一生：愛琳娜·馬克思傳》，瑞秋·霍姆斯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大英博物館的故事》，出口保夫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版
《大英圖書館書籍史話》，大衛·皮爾森著，譯林出版社2019年1月版
《大英博物館日記（外二種）》，陳平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2月版
《倫敦文學地圖》，唐娜·戴利、約翰·湯米迪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狄更斯傳》，赫斯基恩·皮爾遜著，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6月版
《羅西尼》，鄒建平、施國憲著，東方出版社1997年1月版
《梅特涅：帝國與世界》，沃爾弗拉姆·希曼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版
《馬克思英國早期流亡生活中的朋友和同志》，湯伯杞編譯，河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四期
《馬克思在倫敦迪恩街的日子》，夏瑾著，《光明日報》2018年06月06日第13版
《馬克思200歲，他和他的主義的63個面孔》，蔡一能、韓方航、孫今涇、蔣亦凡著，好奇心日報2018年5月5日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劉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