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頭之下：“英國人”的身份認同

（圖片來源：圖蟲網）

陳芝/文

1707年，雖然英格蘭與蘇格蘭因為共主邦聯在一起已經有一個世紀，彼此的經濟聯絡也相當密切，但很難說有多少人對這一正式聯合感到滿意。英格蘭的主導者是為了保護北方邊疆的安全，避免蘇格蘭落入被驅除的斯圖亞特王室手裡，蘇格蘭人則是為了清償債務，進入英格蘭殖民地等經濟好處。許多蘇格蘭人既不甘心這一聯合，又希望在聯合中與人口、財富是其數倍的英格蘭平起平坐，而英格蘭人更是惱怒一個古老的舊身份就此埋沒在“英國人”名頭下。

琳達·科利的《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年》討論的就是，《1707年聯合法案》將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個王國合併為大不列顛王國，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新的國家認同的形成以及他們在新的框架內自我身份的定位問題。

與“英國人”這個新身份相比，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威爾士人這些舊身份內部也並不是鐵板一塊，蘇格蘭低地與英格蘭北部在語言和文化上很相似，並可能晚至1759年尚因為高地的蓋爾氏族支援斯圖亞特的王位覬覦者所挑起的戰端，將其看成不斷侵擾文明地帶的野蠻人而不是同胞，威爾士因為山脈分隔南北不通，而且與同樣是凱爾特人為主的高地也沒有什麼共情感。

用作者的話說，大不列顛，也就是中文裡的“英國”，是一個人為製造的國家，“其存在深深依賴於泛新教文化、不斷出現的戰爭威脅和滋養（尤其是與法國的戰爭），以及龐大的海外帝國所代表的勝利、利益和異己”，再加上自由立憲政體。而這也是為什麼晚近三十年，蘇格蘭民族主義、威爾士民族主義以及英格蘭民族主義在英國這個大框架內興起的緣故，隨著二戰以後，宗教狂熱的退潮、持久的和平、帝國的解體以及民主政體在歐洲的普及，英國已經找不到可以清晰與老歐洲分離的標誌，於是許多英國人只能退往更加古老與獨特的舊身份。

但在18世紀，這些標誌與不同異常顯著的鮮明，足以區分敵我，進而將這個孤懸海外的島國整合在一起。這些符號裡面最重要的是新教，儘管英國理論上有國教，對非國教派出任公職等有著限制，但實際上各種五花八門的新教教派滲透了公共政治的每一個角落，特別在1714年的漢諾威王朝由非國教派的輝格黨一手迎立，而國教派的託利黨在漢諾威王朝早期態度曖昧，與支援斯圖亞特的詹姆斯黨人關係不清不楚的情況下。

另一方面，所有新教徒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支援天主教的法國，以及更早之前的西班牙。在西班牙衰落後，從1689年到1815年，英國與法國又打了一百多年的戰爭，1688年後的英國沒有被內戰分裂，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居民的野心被定期和無怨無悔地釋放到戰爭和帝國的海外擴張當中。在這場被英國史學家單方面宣稱為“第二次百年戰爭”的對抗裡，英法兩國為了宗教、殖民地與歐陸均勢殘酷廝殺。在滑鐵盧之前，英國人無時無刻不為法國入侵的威脅感到膽戰心驚，深恐失去信仰與自由，在更早之前，又與西班牙有著漫長的戰爭，於是這種恐懼便轉化為對西班牙、法國與天主教的憎恨。

是以英國將自己界定為新教國家，各種新教教派團結一致對抗共同的敵人天主教，並對國內的天主教徒殘酷迫害，一如大陸的天主教徒迫害新教徒。這就是為什麼1541年便與英格蘭結成共主邦聯的愛爾蘭無法融入英國的緣故，後者始終信仰天主教，從西班牙強盛的時候，便是天主教國家軍隊登陸不列顛，入侵英格蘭的跳板。

從很早開始，英國人便相信他們是上帝的選民，所經受的鬥爭是罪孽深重的人類必有的考驗，其目的是建立新的耶路撒冷，而英國則是另一個以色列，一個更加美好的以色列。這樣的觀念經由出版物與歌謠在18世紀的英國廣為流傳，雖然每個英國人要繳納更多的賦稅，頭頂著一個嚴苛的刑法，但他們深信自己的國家要比天主教徒更加自由與繁榮。

而且這樣的觀點也並不是完全的自吹自擂，與宿敵法國相比，18世紀的英國已經沒有饑荒，捱餓的人口比例更小，即使有食物短缺也是暫時的；英國人也更加富裕，相比歐洲人早早就取消了國內的關稅和貿易壁壘，大不列顛各地之間商貿繁榮，伴隨著持續不斷的人員流動以及更高比例的城市化；由於英國的兩個天主教死敵西班牙和法國都是絕對主義國家，因此英國人形成了天主教等於專制，新教等於自由的看法，而這自由便著落在議會上。

18世紀在歐洲大陸，中世紀流傳下來的議會要麼像法國已經不存在，要麼像德意志各邦國被嚴重削弱，要麼像波蘭是良好和高效政府的絆腳石，而英國1688年建立的君主立憲制，一方面限制了君主的武斷權力，另一方面又（在當時）高效廉潔，帶領英國打贏了除美洲獨立外與法國的所有戰爭。這一成就，被視為政體的優越性與上帝祝福的證明。

是以，在18和19世紀，人們對議會的意見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地高度一致，認為議會獨一無二、卓越非凡和至高無上，是這個自由和信奉新教的民族來之不易的特權。這一觀念並不侷限於貴族階級當中，而是整個國民的共同信念。儘管大部分底層民眾在國會中根本沒有投票權，但他們也深入捲入到議會生活中來，頻繁召開平均三年一次的大選為男男女女反覆提供了了解、歡呼或嘲笑其紳士代表的機會，每一次選舉活動都是一場盛會，聯合王國的國旗高高飄揚，樂隊演奏愛國樂曲，焚燒教宗的肖像，免費啤酒激勵人們為忠誠乾杯，偶爾也激起不忠誠的示威遊行。更何況，在地方自治市鎮與教區，普通人也有選舉權和發言權，即使是最窮的人，也學會透過組建大範圍的組織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總而言之，新教的身份“給大多數人一種‘他們在歷史上擁有一席之地而且有價值’的感覺。它讓他們為這種優越感自豪（他們的確很享受這種優越感），並幫他們在遇到困難和危險威脅時，能耐心承受。它給他們以一種身份。當然，還有其他強大的身份在起作用。新教徒的團結感並不總能超越社會階層，它對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之間複雜的文化和歷史分歧掩蓋得也不多。但對‘誰是英國人，他們是否真的存在’這一問題，新教卻提供了一個有說服力和有效的答案，可能是唯一令人滿意的答案。”

因此，儘管托利黨人對斯圖亞特的覬位者充滿同情，漢諾威王朝一開始的兩位國王又缺乏魅力，但斯圖亞特的天主教身份以及專制主義的黑歷史註定了他們失敗的命運，清教革命與光榮革命已經完成了英國的國家構建，革命的鐵與火有意識的篩選共同體的成員，將反對新教、君主制和立憲主義的國民剔除出去，留下了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共同體。

另一方面，這個全新的國家也為它的奉持愛國主義的男男女女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些支持者裡商人格外突出，在18世紀的英國，有五分之一的家庭依靠貿易和銷售謀生，並且商人要比其他階層更需要國家保持秩序，為海外貿易提供保護。幾乎所有從事貿易的商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受益於英國對殖民地市場無情的攫取，以及它與商業和帝國霸權的另一個主要競爭對手法國的不斷戰爭。

於是在新教之外，貿易是另一個英國人定義自我的符號。大量貿易不僅僅只是出於這個不可能像大陸國家自給自足的島國物質上的需求，對這一時期的英國人而言，它也明確證明了他們是世界各國中最自由和最具有新教精神的民族。對貿易的推崇同樣是跨階級的，甚至包括土地貴族在內，儘管土地所有權仍然是獲取最高權力以及社會地位最好、最可靠的方式，土地貴族對統治的掌控甚至維繫到維多利亞時代，到很晚商人出身的富豪數量方超過土地貴族。

可能正是因為18世紀初商人尚威脅不到土地貴族的統治，再加上商業帶來的巨大稅收使他們不吝於誇讚貿易——光榮革命除了帶來立憲政體，還包括消費稅改革與國債制度等現代財政制度，使英國以不到法國一半人口，擁有旗鼓相當甚至尤有勝之的收入——到了18世紀最後三十年，他們的從容方才消失。

這個時期的英國的統治階級以中世紀的威尼斯為榜樣，在威尼斯的身上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商業精神、帝國版圖、對自由的愛好以及唯我獨尊的精英們穩定的統治，所有這些都能夠輕鬆地結合在一起。由於新興的議會政體提供了以往所沒有的對商業的大量關注與支援，商人階級也對自己的處境保持滿意。

於是在地主和商人的合作下，英國在七年戰爭打敗法國，決定性的證明其體制相對“舊制度”的優越性，併為自己帶來了龐大的帝國。帝國的擴張，也為融合蘇格蘭人提供了一個途徑，遙遠的殖民地為在家鄉窮困潦倒的蘇格蘭人提供了出人頭地的機會，在詹姆斯黨人越來越不可能有機會復位後，高地氏族紛紛為帝國出賣手中的劍，他們從中世紀起就有為歐洲各國充當僱傭軍人的傳統。在英軍，已經有四分之一的軍官是蘇格蘭人，同時有大量的蘇格蘭人南下，躋身倫敦的文官系統和上流社會。

但蘇格蘭人的權勢的擴張，激起了以威爾克斯運動為代表的來自英格蘭人的不滿，這背後伴隨著喬治三世登基以後，允許以往被排擠的托利黨人和國教派進入權力結構，激起了既得利益者的憤怒。不過威爾克斯運動本質是自覺受冷落的英格蘭人以張牙舞爪的姿態，以撫慰自己受傷內心的運動，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真正嚴重的是一口氣征服瞭如此之眾的土地，特別是吸納了大量異教徒的亞洲土地——在英國人眼裡，亞洲同樣意味著專制——英國人該如何保證自己的自由，而不像羅馬那樣被埃及腐化——這是腐敗成性然而又是征服印度的大功臣黑斯廷斯回國後被伯克激烈彈劾的背景，以及如果剝奪其他民族的自由，英國又有何理由自稱自由的民族。

該如何處理帝國的外緣成為重要議題，特別是緊迫的美洲問題。美洲的殖民地來自斯圖亞特國王的特許狀，因此自認只從屬於英王而不是議會，17世紀英王忙著與議會爭鬥，又無暇處理美洲問題，建立制度結構，等到塵埃落定的18世紀，英王已經不可能拋開議會獨自統治，於是美洲代表的這一主張在英國不切實際，為了王位安全，喬治三世更是反覆強調自己會老老實實做一個立憲君主。

從本質來說，美洲的獨立並不是因為英國政府的橫徵暴斂，而是因為在帝國的框架內找不到可以保護地方利益的安全機制，派寥寥幾個代表去三千英里之外的倫敦議會並不足以防範多數人暴政和忽略美洲的利益。這在現代，是採用聯邦制以及少數民族代表在內閣中有固定位置等方式予以解決互信，但在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思想資源，現代的聯邦制還是美國獨立後發明的，英國政府甚至無法理解美洲的這一憂慮，自覺帝國為了美洲安全付出了大量防衛開支，卻沒徵多少稅等一系列照顧美洲人感情的政策已經足夠優容。

於是猜疑和不理解，最後走向了內戰。戰爭分裂了美洲殖民地，也分裂了英國。對英格蘭的戰爭支持者來說，這場戰爭是新教徒和英格蘭同胞之間的內戰，並不理直氣壯。對反對者來說，由於後期法國加入戰爭，他們同樣面臨被指責叛徒的尷尬。反倒是蘇格蘭地區，向倫敦踴躍發出支援的聲音，以顯示自己的忠君愛國，期望倫敦政府日後能更加照顧蘇格蘭，並回敬威爾克斯對蘇格蘭的攻擊。

美洲戰爭的失敗，重塑了英國人的身份，在新英格蘭這個外緣獨立的同時，促進了英格蘭與蘇格蘭這個外緣的融合，人們已經習慣了蘇格蘭人的存在，於是再也沒有大規模攻擊蘇格蘭的現象。失敗以及戰爭中頭一次被整個歐洲孤立，使英國人在舔舐傷口之餘更緊密的團結，並解決了七年戰爭後關於帝國的猶豫不決和不確定性，其結果就是帝國的一系列改革，旨在明確和強化倫敦的統治：1784年的《印度法案》、1791年的《加拿大法案》以及1800年其重要性只會有增無減的與愛爾蘭的《聯合法案》。雖然帝國後來意識到這隻會使殖民地變成下一個十三州，不過這就是題外話了。

對統治階級的批評在美洲戰爭後也開始廣為傳播，批評者把地主階級當作一個寄生於國家的單獨的階級，而不是當作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及其天然的領袖。這樣對貴族腐化的批評，不再侷限於激進分子，在保守的中產階級裡也大量流傳。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更加劇了對不事生產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貴族生活方式的衝擊。

於是，英國統治階級開始重建他們的統治合法性。這一時期，由於土地透過繼承和購買方式大量轉手、土地利潤史無前例的高漲以及凱爾特家族與英格蘭家族之間越來越多的聯姻，高階官職向蘇格蘭人、威爾士人甚至愛爾蘭人開放，再加上公學教育帶來共同語言，一個全面融合的英國統治階級形成。

這個統治階級依然是封閉的，並且充滿裙帶關係，但是他們開始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愛國心：對法國迷人的貴族文化的摒棄，大肆宣揚愛國主義，贊助英國藝術家，深入英國各地旅遊接觸本土文化等等。他們依舊會用各種符號與底層相隔離，但如今採用的是屬於英國的文化形式。

同時他們也會強調自己的治國能力：包括充滿男子漢氣概的體育活動，準軍事化的服裝風格，大範圍地投身軍旅，戰功赫赫的個人英雄主義的塑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當中，以及無可指摘的私人生活……

對拿破崙幸運的勝利，使統治階級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自己，也影響了何為英國。作者指出，“公學、獵狐、對軍事英雄主義的狂熱崇拜和對一種獨特的‘男子漢氣概’的狂熱崇拜、相信高貴莊嚴的府邸也是國家遺產的組成部分、喜愛統一的制服：英國生活中所有這些富有特色的成分——其影響在今天依然猶存——是在美洲戰爭之後的半個世紀裡，在貴族的推動下才第一次變得顯眼。”

這也伴隨著對王室熱情的提升，喬治一世與喬治二世缺乏魅力的重要原因是他們是外來的德國人，更喜歡他們的漢諾威領地，從未巡遊過威爾士、蘇格蘭或英格蘭的中部或北部，不能滿足民眾對國王的嚮往。也沒有錢建造宏大的宮室，像路易十四那樣吸引全國人的注意力，並且他們也被視為輝格黨國王，而不是超越黨派的全國領袖，由於他們的王位來自輝格黨，因此這一問題無解。正統性的不足也困擾著他們對英國王位心安理得的接受，因而自外於英國民眾。

喬治三世則是土生土長的英國王子，像他有政治遠見但早逝的父親弗雷德裡克親王一樣，拒絕做輝格黨的傀儡，從所有政治集團中選擇朋友和同盟，他花錢和時間，把自己與打造一種愛國文化的舉動聯絡在一起。但他試圖重振王權的野心使其一開始並不受歡迎，要到美洲戰爭的失敗，以及他身患瘋病，健康狀態每況愈下，才激起了越來越多的同情。

大革命的威脅，更是使英國人意識到君主制是團結整個國家的紐帶，議會願意為了國家安全而投入更多的金錢以塑造皇家威儀，為了與共和國及拿破崙競爭，出現了越來越多公開的皇室慶典和節日，以吸引民眾參與。王室的巡遊，也滿足了民眾渴望接觸的願意，雖然喬治三世太過虛弱，無法旅行，但他有一大把的兒子，訪問了大不列顛各個角落，喬治四世1822年訪問愛丁堡，更是1630年後國君首次訪問蘇格蘭。

君主制能量的根基，就建立在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以及君主的近身接觸，帶給民眾不假思索非理性的嚮往與認同。而一個超越黨派，沒有實權的立憲君主，能避免黨派鬥爭不可避免的負面觀感與攻擊，反而更能實現國民紐帶的功能。

大革命也影響了底層民眾，對英國人這一身份的塑造。法國日復一日的軍事威脅和傳播的理念，點燃了整個王國民眾的愛國心與政治參與，大量的受過教育的婦女踴躍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甚至推動諸如反奴隸貿易的事業中來，並爭取女性的政治權利，男人們則站出來組織民兵和志願軍以防禦法軍可能登陸的危險。據統計，英國政府動員了超過五十萬名志願軍，下一次如此大規模的動員是一戰。這一動員對日後普選權的放開是促進因素，畢竟血稅是最重的稅，自然需要同等的回報。

天主教徒與猶太人也以其忠誠，迎來了1829年法案政治上的解放，特別是愛爾蘭人的地位得到了顯著提高。雖然這損害到了新教這一團結國家的紐帶，但1832年對選舉體制的改革以及下一年對奴隸貿易的廢除，使英國人能以自由國家的身份自傲於遍地專制的歐洲和奉行奴隸制的美國。在宗教被理性不斷祛魅的年代，這成了新的公共宗教。

英國政府也開始有意識地將愛爾蘭融入到英國當中，然而遺憾的是，時間太晚了，或者說，作為一塊最古老的殖民地，各種歷史包袱使得愛爾蘭始終不可能像蘇格蘭那樣與英格蘭平起平坐，最終還是走向了獨立的道路。

不過，到了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加冕，英格蘭、蘇格蘭與威爾士已經在大不列顛這個框架內相安無事，在堅持地方認同的同時也有著作為英國人的認同，一個我們在文學作品裡所認知的那個英國正式誕生，各種被認為是英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此時都已形成，並影響至今。

但也正如之前提到的，隨著這些符號的抽離，英國在如今的世界不再與眾不同，如何定位英國如今又成為了一個問題。到底是英格蘭、愛爾蘭、威爾士就此分崩離析，還是如作者所說的，一個更加權力下放和多元文化的英國將最終在一個內部聯絡更加緊密和越來越強大的歐洲內確保其自身存在的位置。抑或者，英國可能會選擇保持不確定和疏離的狀態，其政治領導會緊緊保持與美國的不對稱關係。這都取決於英國人民的智慧和包容，以及時運的安排。畢竟，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程序，國家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