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科學經歷了漫長的發展，人們對於自然和科學的認知也隨著時間不斷變化。錯誤的觀點在時間的沖刷下逐漸被淘汰，人類一步一步地走近真理。然而在人類探索的過程中，也走過不少的彎路，更有甚者，打著科學的幌子來打擊異己，迫害同僚。在前蘇聯時期，就有這麼一個人，他在科學上並沒有什麼卓越的貢獻，卻能在科學界一路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他以一己之力讓蘇聯的生物學界動盪了三十年，他就是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
李森科出生在一個烏克蘭的農民家庭，他的履歷看起來平平無奇，1925年從基輔農學院畢業後，他在一個育種站工作，作為一個育種站的普通工人，沒人會想到這個人未來將會成為蘇聯科學界的“紅衣主教”，為無數蘇聯科學家帶來滅頂之災。
在育種站工作的日子裡，李森科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埋在雪地裡的小麥種子，在春天播種時可以提前發芽，這讓他產生了濃厚的好奇心，在對這個現象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研究後，他提出了“春化處理”的育種法——在種植前對種子進行冷凍和高溼度處理，這種方法提高了小麥的生長速度，同時降低了死亡率。
其實這個不過是許多越冬植物都有的習性，在經歷過嚴寒之後，在合適的條件下，植物會判斷冬天已經過去，於是就開始發芽。這在歷史上並不是李森科首先發現，中國農民早就有用低溫處理種子的經驗。如“悶麥法”，就是把萌發的冬小麥種子裝在罐中，放在冬季的低溫下40～50天，以便於春季播種時，獲得和秋播同樣的收成。1918年德國植物學家G．加斯納發現黑麥有冬性和春性之分。春黑麥不需要經過低溫時期就可以抽穗，因此可以春播。而冬黑麥則需在發芽前後經過一段1～2℃的低溫時期才能抽穗，所以必須秋播。
“春化處理”在俄國的歷史上也曾經出現過，但是缺乏足夠的理論依據，李森科對對理論進行了補充，然而任何理論都需要透過實踐來進行驗證，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李森科卻總是採取一些投機取巧的手段，他大肆鼓吹自己的“春化處理”，將其吹得神乎其神，似乎只要有了這個，蘇聯的糧食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在當時，蘇聯在國際上並不受許多那些資本主義國家待見，無論是在工業還是農業上，都要面臨資本主義的圍追堵截，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蘇聯迫切地需要想辦法糧食自給，李森科的理論無疑正中當時蘇聯的下懷，烏克蘭農業部在奧薩德植物育種研究所裡設立了專門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門，並任命李森科負責。
李森科為了推廣這項技術，堅持錯誤的拉馬克遺傳學，即所謂的“用進廢退”和“獲得性遺傳”，否認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他說冬小麥在經歷過低溫後獲得了新的特性，提高了產量，並且可以透過子代可以透過遺傳繼承。
這無疑挑戰了當時許多蘇聯科學家的認識，很快反對的聲浪就一波大過一波，對於科學上的質疑，李森科無力反駁，但是在政治迫害上，他無疑是一把好手。
他把政治鬥爭帶入了科學界，由此，蘇聯的科學界掀起了一陣腥風血雨。
為了打擊異己，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李森科在他的演說中將那些反對他的科學家稱為蘇聯的階級敵人，給反對者扣上了“反唯物辯證”和“形而上學”的帽子，將科學研討變成了對堅持原則的科學家的無情迫害。同年，李森科被選為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還當上了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的所長。儘管在此時，烏克蘭各地的實驗已經表明了春化處理並不能提高小麥的產量，但一切似乎都已經無可挽回，很快，那些李森科的反對者的噩夢就開始了。
著名的科學家，後來的諾貝爾生物學獎獲得者赫爾曼·約瑟夫·穆勒就因為反對李森科的理論，將其稱為偽科學而遭到追捕，穆勒只得逃離蘇聯。蘇聯植物育種學家和遺傳學家瓦維洛夫則沒有那麼幸運，他在1940年被捕，1943年在獄中因飢餓去世。
瓦維洛夫
此時的李森科儼然已經成為了蘇聯科學界的“紅衣主教”，對於異見者動輒搜捕關押，儘管許多科學家對其感到不滿，但也是敢怒不敢言。
不久之後，蘇聯獲得了二戰的勝利，而蘇聯科學界的沉重氛圍略有鬆動，反對李森科的聲浪又開始逐漸出現。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發表文章批判李森科的理論。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里·日丹諾夫接受了包括耶弗羅意蒙孫、留比曉夫在內的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
李森科面對巨大的危機，他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動用自己的力量進行反擊。他召開了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史稱“八月會議”。大會上李森科做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再次將自己的理論與無產階級掛鉤，宣稱自己的理論是無產階級的，唯物主義的，而孟德爾的理論則是反動、唯心主義、資產階級的理論。
這次大會的結果立竿見影，深得斯大林賞識的李森科不僅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而倒下，他的地位反而更加的穩固。斯大林很快下令禁止在蘇聯境內宣傳孟德爾理論，瀰漫在蘇聯科學界的陰雲剛有散去的跡象，就又重新匯聚起來。大量的蘇聯生物學家在這次事件之後失去了工作，蘇聯的生物學界遭受了沉重的損失。
這場蘇聯的浩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連中國也未能倖免，當時的中國剛剛建國，很多的事情上仍然是與蘇聯共進退的，在蘇聯科學界颳起的這股妖風，也讓中國剛剛起步的生物學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在八月會議之後，李森科的權勢到達了頂峰。可是即使是這樣，真理的聲音也始終存在，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蘇聯《植物學雜誌》於1952年底起衝破阻力，再次發出了與李森科不同的聲音，在這份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批判李森科偽科學的文章，揭露了李森科以及他的追隨者弄虛作假，顛倒黑白的行為。
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的高壓政策有所緩解，蘇聯科學家不必擔心突然有一天自己會突然
被克格勃帶走。
1955年，300多名蘇聯著名科學家聯名寫信給蘇聯最高當局，要求撤銷李森科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此時的李森科，失去了斯大林這個最大的靠山，迫於形勢在1956年提出辭職，並得到蘇聯部長會議的批准。看上去似乎這一次，他再也沒有機會了，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赫魯曉夫在批判了斯大林的種種錯誤後，卻再次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轍，利用政治力量來干預科學界，李森科因此捲土重來。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大批的科學家被迫離職，大批實驗室不得不關閉。
然而事情又峰迴路轉了起來，很快，赫魯曉夫在政變中下臺，再次失去了靠山的李森科如同喪家之犬，很快就被趕出了蘇聯科學界。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李森科主義在蘇維埃科學院被投票否決。在撥亂反正之後，蘇聯的科學界終於回到了正軌。
蘇聯在這場浩劫中失去了大量的人才與寶貴的時間，長達數十年的發展時間被浪費，失去了整整兩代優秀的生物學家，這樣慘痛的教訓，又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思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