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誰會知道，究竟有多少像火一樣的激情和新鮮的念頭，會在某個人波詭雲譎的心裡安家落戶？
年輕是資本，輕狂是底色。
而在那液體之火、玉液瓊漿的加持下，人生更易被澆灌地跌宕起伏。劉伶因酒醉，李白因酒狂，曹孟德因酒而張揚，鴻門宴因酒被書寫。
曾經的蒙古總理博勒吉德·根登又何嘗不是仗著一身狂傲，縱著酒氣壯膽，在盛大的宴會上打了斯大林一耳光，可這一巴掌打的不只是斯大林的臉，更是葬送了他自己政治坦途。
蘇蒙交好，平步青雲
1733年，蒙古國的所有領土都歸清王朝管轄，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隨著英國鴉片戰爭叩開中國緊閉的外交大門，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
1911年，趁著中國辛亥革命無暇顧及，沙皇俄國慫恿蒙古高層領導進行獨立運動。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蘇聯以強硬的態度迫使中國承認蒙古的獨立。
由此，蒙古與蘇聯建立了親密關係，被稱為蘇聯的“第十六個聯邦國家”，蒙古自此開始了向蘇聯學習的征程。
蒙古不僅貫徹蘇聯的“斯大林模式”，還在二戰期間向蘇聯發起不求回報的“支援運動”。單在1942年，蒙古國就向蘇聯捐助了羊皮衣服3萬件，食品600噸，現金10萬美元，黃金300公斤，坦克54輛。
同時，又低價出售給蘇聯48.5萬隻馬匹，不光如此，蒙古還無償贈送給蘇聯3.2萬匹。
除此之外，還派兵增援蘇聯與其他國家的戰役，並且始終保持在蘇聯留有8到12萬的免費勞動力。
而在當時，蒙古任用幹部的一個標準就是：必須得到蘇聯的認可。
甚至那些只要擁有蘇聯背景或者是蘇聯關係的幹部，都會得到官職快速晉升的機會。根登自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當選小呼拉爾主席團的主席開始步入政治舞臺，1928年又成功當選為中央三位書記之一。
進入蒙古核心權利層級後，根登與斯大林的往來較為密切。作為天生的政客，他不僅口才不錯，心眼靈活，具有蒙古人一貫的冒險精神，而且又一直追隨斯大林的政治腳步。
如此這般，根登才能避免了之前一次蒙古核心權利層級的“大清洗”。於是，在斯大林的大力支援下，1932年，根登成功出任蒙古的總理。
矛盾重重，隱患頗多
儘管蒙古為了與蘇聯維持親密友好的關係不惜付出沉重的代價，可蘇聯並不是想和蒙古建立平等的兄弟國關係，只不過是想將蒙古作為戰略緩衝地帶，增加自己的勢力而已。
況且，蒙古國資源豐富，對蘇聯的工業化程序大有裨益。就這樣，蒙古和蘇聯建立了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關係。
蘇聯將自己的政策手段在蒙古推行，讓蒙古全盤“蘇化”。在經濟方面採用血腥的手段推行“牧化”和集體化，僅僅兩次的“充公戰役”就搜刮了1000萬蒙圖的財產。
而在政治方面則是採取殘酷的殺戮手段用以“清洗”在蒙的蘇聯反對分子。一大批頗有威望的僧人、領導者不由分說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正所謂“要征服一個民族，首先要征服她的思想”，於是，蘇聯又開始焚燒經文，劃分禁書，教授俄文，詆譭蒙古人心中的英雄成吉思汗。
更過分的是，斯大林為了籌集軍事經費，將目光投向了蒙古最後一塊能擠出“油水”的地方——寺院。
但寺院在蒙古人心裡，是不可玷汙的神聖之地。斯大林使用強硬的手段控制蒙古的宗教活動最終引發了僧侶的大暴動和牧民的大流亡。甚至有很多人民革民黨黨員和蒙古革命青年團團員加入了這場武裝暴動。
蒙古政府自然無力平息，於是，蘇聯派出軍隊，不惜採用飛機，坦克平復暴動，無情地用機槍掃射阻止七千多個家庭共計三萬多名手無寸鐵的牧民向中蒙邊境逃亡。
忍無可忍，彌天大勇
根登自上任以來，政績顯著，他推行的新政策使人民受益頗深，是很受人民愛戴的一位總理，可他的執政手段也與斯大林明顯相悖。
他曾多次對斯大林的命令陽奉陰違，在斯大林心裡，只要不危及大體的政治利益，他都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根登一次次地試探底線，斯大林一次次地給根登臺階下，這讓根登驕傲自負的人格單方面認為被稱為“人間上帝”的斯大林也不過是一個紙老虎。
他們二人之間本就存在隔閡，但矛盾還尚未激化，隨著蒙古布里亞特人勢力的壯大，斯大林滿心忌憚。
於是，蘇聯方面根據安插在蒙古領導階級身邊的“特工”提供的資訊進行了徹底的排查和抓捕，其中包括黨委書記在內的幾百餘人。
其中有五十多個遭到了殘忍的殺戮，甚至連懷有身孕的女性也未能倖免於難。其他的一百多人被流放至國外的荒蕪之地，二百多人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刑法。與此同時，斯大林對根登下了最後通牒，要求根登減少寺院僧侶活動，並暗示將蒙古數十萬喇嘛全部殺害。
根登作為一個有血性，有信仰的蒙古人，當然不會聽從斯大林的指揮。但斯大林對根登的陽奉陰違早已心懷不滿。
1935年末，斯大林邀請根登到莫斯科參加酒宴，希望平心靜氣地和根登討論蘇蒙兩國政事。
幾杯酒下肚，斯大林開始以長輩的口氣數落根登，而根登作為成吉思汗的後代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根登本不想和斯大林撕破臉，可斯大林越說越過分，根登忍無可忍，揚手就給了斯大林一耳光，嘴裡不停地吼著：“你這個血腥的喬治亞人，你早就是個魔鬼了！我再也不想看你的臉色了，蒙古正在考慮與日本人結盟！”
這樣說完還不夠解氣，根登向斯大林靠近一步，一把奪過了斯大林手中的菸斗，將其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後揚長而去。
而斯大林也很平靜地離開了宴會，第二天像無事發生一樣安排根登乘坐專車回到烏蘭巴托。
而喬巴山一直把根登當做是自己的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早點取而代之。因此，他拿此事大做文章，給根登扣上“破壞蘇蒙友好關係”的政治帽子，並將其送到了蘇聯西部靠近黑海的克里米亞半島實施軟禁。
1933年，被雪藏的根登因為“嚴重的叛國行為和充當日本間諜”的罪名被執行死刑。
根登扇斯大林耳光的手一落，就註定他已是窮途末路，無力迴天。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一代蒙古總理隨著政壇的隕落也就此湮滅，無人提及。
直至1937年，根登之女策倫都蘭策劃建設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博物館”開放，後人才開始瞭解到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蒙古總理，關注他的生平往事，評論他的功過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