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之際，我們腦洞大開一下，對2022年的十大財經進行了預測，看能應驗幾個？
第一，中國經濟先抑後揚，經濟增長保5成功。
根據庫存週期的變化，中國經濟從2021年四季度開始進入下行期，然後有望在2022年中築底，並在2022年下半年開始重新開啟復甦週期。因此2022年我國面臨較大的穩增長壓力，預計貨幣和財政政策都將維持適度寬鬆。雖然充滿波折，但全年實現5~5.5%的經濟增長目標依然可行。
第二，國內產業結構持續調整，製造業復甦，網際網路平臺型企業治理持續。
新冠疫情以來，我國採取了相當剋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沒有像歐美國家那樣放水救市—―正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我們不放水是因為疫情防控到位。反而加強了產業結構轉型的步伐:地產調控、整治資本無序擴張、扶持“專精特新”、減稅降費、教育雙減、推行雙碳戰略等等。
在2022年，這些重大的經濟結構調整依然會繼續。製造業受益於原材料成本下滑和政策的持續傾斜，有望從2021年的高成本壓力中復甦。而針對平臺型企業治理也依然會持續，互.聯網巨頭野蠻擴張的時代已經終結。同時，在政策的指引下，我們會看到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到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上。
第三，國內線下經濟二季度後或迎來修復，但消費復甦仍然需要時間。
一季度是2022年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最大的時期，隨著2月北京冬奧會、3月全國兩會結束、國產新冠特效藥取得進展、以及海外疫情態勢進一步明朗，我國的抗疫狀態也應該有所緩解。如果0病毒真的意味著疫情進入尾聲，那麼我國線下經濟或迎來持續性的修復。
但是，居民收入從2年多的疫情中恢復尚需要時日，因此消費層面的復甦還要更多的時間。但旅遊、餐飲、酒店的修復趨勢將進一步鞏固。
第四，我國下半年或開始嘗試“重開國門”。
如果新冠病毒沒有進一步變異，以及國內在病毒快速檢測、預防和消殺、特效藥等方面取得更大的進步。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我國或將嘗試“國門重開”。但是這種嘗試仍將是漸進和審慎的，畢竟疫情的發展很難預測。尤其是，當歐美國家選擇“共存”策略之後，對我們的國際環境提出了更復雜的挑戰。
第五，新能源車為應對鋰資源約束，或大量投產混動型號。
隨著新能源車滲透率提升，鋰資源的供求矛盾愈發明顯，碳酸鋰價格也一路水漲船高。隨著補貼退坡、保費上調等變化，新能源車的“經濟性”正在重新影響消費者的選擇，車企也在考慮應對。在比亞迪DMI技術受到市場認可的鼓舞下，2022年更多的車企或投入混動的懷抱，屆時對鋰資源需求或不再那麼迫切，消費者的選擇也會更多樣。
第六，資源類公司的週期性或削弱，並開始表現出一定的成長性。
受益於產能出清期的“出海潮”以及行業格局的變化，有色金屬的盈利逐漸從過去的“賺一年虧兩年”慢慢扭轉，開始變為“賺一年錢+少賺兩年錢”的企業。碳中和背景下，國內產能進一步受限，同時帶來的是國內資源類公司的大整合，行業龍頭不斷獲得資產注入，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產能受限的影響，並且整合的過程形成了更高的壁壘，龍頭公司的市場份額進一步提高，產能受限又帶來了供給曲線的剛性，導致了商品的價格難以大幅下跌，國內有色金屬的龍頭企業迎來了量價齊升的階段。
第七，數字經濟成為新的“賽道”。
隨著5G、大資料、雲計算技術滲透率不斷提升，質變引發量變，數字經濟的落地場景或呈現爆發態勢。
智慧交通（輔助駕駛＋車聯網）、智慧醫療（精準醫療+遠端診斷+數字醫院)、智慧能源（數字電網）、數字政務（政務雲平臺）、數字貨幣等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應用進一步普及;而工業互.聯網、數字孿生、邊緣計算等技術在工業領域的應用也將促進產業升級。
數字經濟有望接棒新能源，成為新的投資賽道。
第八，美國經濟見頂下行，美聯儲緊縮虎頭蛇尾。
目前美國由於供應鏈不暢，飽受高通脹困擾。美聯儲為此不得不開啟“激進加息”的政策通道。目前市場中性預測美聯儲年內將加息至少3次，而激進的聲音已經喊道7次了。在加息的壓力之下，美股開年以來大幅調整，並帶動全球股市下行。
但是，當前美國經濟並沒有資料表現得那麼強勁，尤其是隱含的債務、企業盈利、結構性失業、供應鏈等隱患。因此，美聯儲的加息如果引發了經濟層面的變數，美聯儲可能不得不暫停貨幣緊縮的步伐。屆時，全球金融市場或又面臨一段政策切換的動盪。
第九，美國中期選舉，民主黨可能失勢，拜登政府提前進入“垃圾時間”。
今年11月初，美國將進行中期選舉，國會和州將面臨換屆。根據當前拜登的支援率，民眾對其十分失望。拜登已經成為美國曆史上當選後支援率下滑最快的總統。而且從政績來看:
疫情防控更糟糕，美國死於新冠的人數一點不比川普時期少，而且感染人數更多;
經濟成果欠佳，基建法案黨內都遭反對，供應鏈阻塞也沒有緩解，通脹高企，貿易赤字和關稅依舊高企;
外交方面，上演了阿富汗“大潰退”，和中俄兩國關係非但沒有改善，還更進一步惡化;
因此，民主黨很有可能在中期選舉中全面失勢。屆時，拜登將成為“跛腳鴨”總統，政令更難推行，提前進入“垃圾時間”。
第十，疫情疊加經濟衝擊，部分發展中國家社會危機加重，地緣風險加大。
新冠疫情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欠發達國家的壓力不僅限於公共衛生方面。2年多的疫情影響之下，全球流動性氾濫和供應鏈梗阻，造成了更加嚴重的財富分配和資產價格扭曲。廣大發展中國家積累的社會矛盾加深。
“公共衛生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地緣危機”的演化鏈條逐漸清晰。如果此時再有外力“策動”，這些發展中國家將很難頂住壓力。尤其是在敏感的地緣政治區域，例如中東、東歐、東南亞、南美等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