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外事管理”新媒體設立“百年風華 紅色外事”專欄。圍繞紅色外事地點、重大歷史事件等，回顧百年來黨領導外事工作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輝煌歷程，聚焦在黨的領導下外交外事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展現外交外事戰線的積極作為與重要貢獻，激發廣大外事幹部幹事創業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1949年1月，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各大城市相繼解放，我們黨迫切需要一支能夠從事外交工作的隊伍，去接管和負責城市涉外事務。鑑此，周恩來決定在西柏坡召開一次外事組會議，為這些從事外事工作的人員講一講當前形勢。這是中央外事組自成立以來，周恩來第一次給大家做報告。周恩來對此非常重視，專門下發了會議通知，要求外事組科長以上幹部全部到會。
王炳南帶領中央外事組科長以上幹部參加了這次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夜舉行的重要會議，聆聽周恩來就新中國外交工作所作的第一次講話。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做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報告。
周恩來的講話除了宣佈中共對於進城以後外事工作的主要原則和方針政策外，還著重講了外事工作紀律，強調“外事幹部就是文職的解放軍，外事工作對外影響大，所以外交無小事，外交大權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這些紀律要求，後來就被髮展為十六字方針: “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成為外交幹部的基本守則。
聆聽周恩來報告後不久，中央外事組由西柏裡前往石家莊，在石家莊兵分兩路。一路穿過冀中平原到達天津，章文晉、馬牧鳴等人留在天津軍管會外事處，其餘人員繼續北上，到達北平。另一路由王炳南率領，後來經保定進入和平解放的北平。
1949年，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在即。1月8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強調“外交上我國人民百年來受壓迫，現在站起來了，要有些氣慨。要反對恐美媚外，增長自己的志氣，去掉國民黨的買辦作風。”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指出:“一切跡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建議是在美國人的授意之下搞出來的。該建議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贊成停戰，主張實現和平，而中國共產黨若是斷然拒絕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那就是主張將戰爭繼續打下去。”
1949年1月 12日，毛澤東答覆斯大林: “我們認為，對南京政府建議由蘇聯出面調停以結束中國內戰的照會，蘇聯政府似應作如下答覆: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一直希望看到一個和平、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但是，如何實現中國的和平、民主和統一，這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蘇聯政府本著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認為參加中國內戰雙方之間的調停是不可接受的。”
最後，蘇聯不得不妥協，按照中共的要求拒絕了國民黨政府的調停請求。由於這一事件， 1月19日，毛澤東在修改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稿時，還特地增加了一條: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之。”
1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們與任何外國尚無正式的國家的外交關係”，因此不承認這些國家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為理所當然”。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的具體化。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釋出《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
與1944年《關於中共中央外交政策的指示》中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接待外國人的態度和方法不同，1949年1月19日的 《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對對外工作進行了系統梳理，將外事活動分為15類，主要包括外交關係、外資關係、對外貿易關係、海關稅收、外國傳教士、外國人辦的學校、外國人辦的醫院、外國辦的報刊及外國通訊社和記者等。《指示》分別規定了具體暫行政策，除了對人民利益有切實危害的，基本都維持現狀，但需接受中共檢查，登記備案。
1949年1月25日中央再次發出關於外交工作方針的補充指示，指出我們採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外交傳統的束縛。原則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必須被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在執行時，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這也正是毛澤東提出的“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的具體化。
1949年10月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外事組的大部分人員轉入外交部工作，成為新生的共和國外交隊伍的骨幹力量。
周恩來總理曾提出，外交部初創時期幹部由三部分人組成:軍隊中的將領和一些地方領導同志，擬擔任駐外大使等領導職務；中央外事組同志包括地下黨中有外事工作經歷的同志，則擔任業務司、科級領導（解放初司下直屬科，20世紀60年代初科改為處）；解放前後參加工作的青年知識分子則成為外交部的基層業務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