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在網上走到了一篇好文章，一本好書，介紹給大家！
這本書叫做《袁寶華回憶錄》。
一、袁老其人
袁寶華（1916年1月-2019年5月9日），出生於河南南召，1936年2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9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2019年5月9日，袁寶華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
閃光點在這裡：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2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並擔任北大分隊組織委員，參加革命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9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袁寶華同志回到家鄉河南開展抗日鬥爭，1940年底，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隨後在中央組織部工作。
1949年起，袁寶華同志轉入經濟戰線工作，歷任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副處長、處長，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秘書長，重工業部鋼鐵局副局長、基本建設局局長、辦公廳主任，冶金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副部長，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物資管理部部長。
第一、袁老是民國北大畢業生，是當時中國不多的大學生之一；
第二、袁老參加革命多年，見多識廣，閱歷豐富。
二、事非經過不知難
1、剛剛建國的我們不懂得如何做計劃，知識積累從零開始
（1）在正式進行談判之前，我們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這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兼計劃委員會主席薩布洛夫的建議。早在斯大林逝世前，他提出在開始討論專案之前，先由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主席和部門負責人輪流給我們講一講關於怎樣做計劃的問題。1953年1月26日確定了講授的內容，並從1月30日開始講授，到2月26日結束。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裡，由蘇聯計劃委員會的14 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員分別給我們講課，前後共講了20次。我們二十來個人，分頭把聽課內容詳細記下來並加以整理，編輯成一本書，其中 “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生產費和週轉費”三章，以及開頭兩部分是我整理的。計劃工作的組織和計劃工作的方法是我負責審查的。這些整理的文稿後來彙集成《經濟計劃概論》一書，正式出版。
（2）蘇聯專家講授的主要題目有：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組織和國民經濟計劃的平衡方法;工業生產計劃;黑色冶金計劃;有色冶金計劃;燃料工業計劃;電力工業計劃;機器製造工業計劃;基本建設計劃;勞動計劃;幹部教育及技術人員與工人的分配計劃;人民財政收支計劃;商品週轉計劃;生產費與週轉費計劃;農業計劃;財務計劃;物資技術供應與物資平衡計劃;統計工作;新技術計劃;等等。
此外，還請蘇聯建設事業委員會、冶金部的專家講授了“蘇聯建設事業委員會機構設定”“都市改建問題”和“蘇聯地質工作問題”等專題。
（3）協定正式簽訂後，我們大家都開始整理資料，做好善後工作，準備回國。其他未了事宜則交大使館辦理。富春由於要乘坐飛機回國，所以動身晚些。王世光、齊明、陳平和我4個人，帶著裝滿十幾個箱子的大批資料，乘火車回國。
2、一五計劃的編制，蘇聯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1953年4月初，正式進入關鍵性的談判階段。在此之前，我們同蘇聯方面也不斷接觸，但都是談零星、個別的專案。李富春和米高揚先後談了三次，中方參加主談的除了李富春外，還有宋劭文、我和錢之道。
李富春和米高揚是熟人，見面沒什麼客套話，寒暄幾句就進入正題。米高揚是貿易部部長，擔任主談，卡岡諾維奇是談判主要助手，參加談判的也是四個人。米高揚先通報了對我國“一五”的意見，大意是從社會主義陣營考慮，中國工業化首先應優先發展重工業;要保證計劃的完成，培養自己的專家;加強地質勘探;發展手工業;大力發展農業;發展商品流通;工業總值增長大於職工人數增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於工資的增長;技術人員增長速度大於工人增長速度。這些是蘇聯的經驗，也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3、地主家也沒有餘糧，蘇聯也不富裕
（1）我們當時的建設熱情極高，主觀上都想把勁鼓足，想多依靠蘇聯的援助，所以做的計劃比較大。例如鐵路，“一五”計劃草案提出5年修鐵路一萬公里。卡岡諾維奇是交通專家，他問：為什麼一上來就修這麼多鐵路？ 我們說，我們國家同蘇聯一樣，幅員廣大，地域廣闊。他問： 有那麼多鋼軌和枕木嗎？ 如若這些蘇聯可以援助，但誰給你修這麼多車站、上水裝備、通訊裝置？ 我們回答，請蘇聯給予支援。蘇方表示，他們也負擔不起，力所不能及。對此，富春電話請示國內，很快回復，改為五千公里。
（2）談判桌外，我們同蘇方各部門的人，也常常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他們也很勞累，話裡話外聽得出來，蘇方也有難處。
蘇聯為援建中國也做了很大的努力。用蘇方人員的話說，中國是個大國，提的專案工作量大，接受這些專案就必須修改他們自己的計劃，與援助東歐國家不同。蘇方人員還說，援建中國的專案他們要根據進度供應裝置，有些還要供應材料、派遣專家。據說為中國專案僅設計單位他們就增加了3萬人。
4、沒有經濟工作的經驗，對全國的情況兩眼一抹黑
我負責冶金專案的談判，談判對手是蘇聯計劃委員會負責冶金工作的副主席。談判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我們前後談了20多次。他很認真，對每個專案都事先做研究，摳得非常細。我們沒有搞現代化工業企業設計的經驗，好多問題一時回答不上來。特別是礦山專案，前期工作做得太粗，很難滿足設計要求，許多礦山資料不完整，勘探資料遠遠不能滿足設計的需要，給專案和設計談判帶來了很大困難。
我們只好打電話把談判情況報告中央，並請地質部副部長宋應到莫斯科，專門把我國對礦山進行的最新勘探情況向他們作了通報， 他們表示同意和理解，認為我們做到這一步就可以了，不能對中國同志要求得太嚴格，因為中國當時還不具備對礦山進行詳細勘探的能力。蘇聯地質部一表態，他們國家計委的同志也就基本同意了我們提出的專案。
5、工業佈局既要考慮蔣介石空軍的因素，也得考慮需求問題
關於鋼鐵專案，我們提出：除了改造鞍鋼之外，還必須新建兩個大鋼鐵廠，一是包鋼，二是武鋼（當時叫華中鋼鐵公司）。蘇方對包頭鋼鐵廠的建設很有興趣，認為包頭鋼鐵廠條件比較好，地理位置也好，背靠蘇聯。而對華中鋼鐵公司的建設，則不感興趣，認為武漢處於臺灣飛機轟炸的範圍之內，武漢的礦山儲量太小，必要性不大。後來，國內又提供了大冶鐵山發現很多新資源的新情況，他們才同意設計武鋼。
關於鋁專案，我們提出，除了恢復撫順鋁廠之外，計劃再建兩個鋁廠，一個建在貴州，另一個建在鄭州。對於這兩個專案，蘇方也不贊成。他們認為根據中國的情況，有兩個鋁廠就夠了。鋁生產多了，中國自己用不了，賣給誰？賣給蘇聯，他們也不要。在東歐已集中建了一批鋁廠，蘇聯已經夠用了。他們認為中國有兩個鋁廠，年生產能力就能達到10萬噸，夠用了。他們還舉例說，在蘇聯衛國戰爭期間，鋁產量最低時每年只有4萬噸，可還是製造了4萬架飛機。
其他領域的談判也是一樣艱苦。沈鴻負責機械工業專案，由於我們提出的專案較多，蘇聯摳得特別細。沈鴻是專家，他的談判對手是蘇聯國家計委一位委員，幾乎是天天為專案“吵架”。
6、蘇聯幫助中國是互惠互利的
當然，正常的國家間談判都應該是互利的，中蘇談判也是如此。蘇聯也有求於我們，特別是蘇聯需要的戰略物資，如稀有金屬鎢、錫、銻、鉬、汞及天然橡膠等專案，談判時進展較快。蘇方提出在海南島種植橡膠林。人造橡膠技術當時蘇聯也沒有完全過關，蘇方援建我們的蘭州人造橡膠廠，調整多年才投產，說明技術並不成熟。這類技術西方對他們也是封鎖的。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有中國的海南島可種植橡膠。為了得到天然橡膠，我國在海南島下了大本錢。當時擔任農墾部部長的王震將農業專家何康（後來曾任農業部部長）從廣州的研究部門調到海南島，成立了熱帶植物研究所，還辦了個大學，培養了一批人。海南島種橡膠成功後，又在與海南島處於同一緯度的雲南西雙版納試種成功。
7、蘇聯是新中國最真誠的朋友
在談判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到蘇聯政府提供的援助雖不是無償的，卻是真誠的。記得後來陳雲也多次說過：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那時他們對我們的援助是真心誠意的，有的裝置，蘇聯剛試製出兩臺，他們一臺，給我們一臺。為維護中蘇友誼，新中國成立後，“一五”計劃開始時，蘇聯將旅順、大連交還中國。中長鐵路兩家共管多年後，交還中國。中蘇合營新疆有色金屬公司、中蘇合營大連造船廠也於50年代交還中國。作為友誼的象徵，“一五”計劃中有些專案的確定，我想也有對我國補償之意，因為戰後蘇軍從我國東北拆走了大量的裝置。
8、寧可少些，也要好些，一口吃不成胖子
4 月17 日，毛主席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門聽取了宋劭文的彙報，重點彙報了與蘇聯新議定的91個專案和原已決定的50個專案，一共是141項。對蘇聯答應援助中國的專案，以及蘇聯希望中國向他們出口一些稀有金屬的要求，毛主席基本上表示贊同。這是中央第一次討論五年計劃。毛主席說：蘇聯削了的專案，有的缺乏地質資料，實際不能幹;有的自己可以幹，何必給別人幹;有的可以緩幹。削了大家都舒服了，削了我們的主觀主義。五年計劃完成、完不成、超額完成都有可能，我們必須完成，爭取超額完成。錢多了，修鐵路，辦學校，為農民辦事。
宋劭文還彙報了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薩布洛夫對我們制定計劃的建議，即制定五年計劃要留有餘地，計劃指標應該能讓企業提前一年完成，至少能提前一個季度完成。社會主義國家力量還很薄弱，缺乏經驗，訂的計劃指標太高，最後完不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要哭鼻子了。做計劃的同志還要估計到一些不可預見的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