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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成功之道

(一)修身立志,儲才養望,奠定做大事業的基礎

清嘉慶十六年(1811),曾國藩出生在湖南湘鄉白楊坪(今屬雙峰)的一個耕讀之家。所謂的耕讀之家,就是家裡有讀書人的種田家庭,又耕又讀。這在湖南的農村比較普遍,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曾家與一般的耕讀之家不同的地方有這麼幾點:

第一,曾國藩出生的時候,家裡是四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很理想的家庭。他出生的時候,他的曾祖父還在,直到5歲的時候,曾祖父才去世。這樣的家庭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裡,是很完整的,很受尊敬的家庭。

第二,他的祖母和母親都比自己的丈夫大,這是他家庭的第二個特徵。他的祖母比他的祖父大7歲,他的父親比他的母親小5歲。

第三,他的父親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歲才考中。

第四,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通常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父但他不同,他認為相父才是英雄。直到曾國藩晚年封侯拜相,祖父依然是的曾國藩心目中的英雄。

曾國藩5歲發矇,23歲中秀才,24歲中舉,28歲中進土,選輸林院度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透過層層嚴格的考試,改變自己的處境。從偏遠的鄉村進入京師做官的人不少,這還算不上很特別。曾國潘跟其他科舉優勝者相比,他的特別不同之處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於他進京師以後,不但沒有陶醉在科舉勝利的喜悅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嚴重的不足。他覺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養。

到了翰林院以後,他有機會接觸到鄉村所不容易看到的書籍。於是在師友的引導下,選擇程朱理學作為修身養性的理論依據。他決心要與過去告別。把自己的號改為“滌生”。所謂“滌”就是滌去過去不好的東西,“生”就是重新獲得新生。過去有一句話,說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滌生”,表示他告別過去、追求嶄新境界的決心。

他當時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課,其中最主要的有這麼五個字,即“誠、敬、靜、謹、恆”。所謂“誠”,就是要誠實、誠懇,為人表裡一致,內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佈於眾。程朱理學非常講究“誠”,它甚至認為“不誠無物”。所謂“敬”,就是敬畏,內心裡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輿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間的大道理;畏法,就是畏法律,要遵紀守法;畏與情,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重視社會輿論、口碑,重視老百姓對你的有法,靜”就是人的心、氣、神、休都要處一種安靜放鬆的狀態。”就是指謹理。“值”指的是有恆心,生活進其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除了這些,還有一些別的要求,比如他早起有練字,晚上不出門等等。

許多人都認為,修身是很空疏的東西,辦事靠的是才幹和實力。但是我們縱觀曾國藩後半生的事業,可知這五個字對他的成功有很大的作用。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大致守住了這五個字,使得他在腐敗的晚清官場中不入濁流,不陷卑汙。

他當時用什麼樣的辦法來監督自己呢?除和師友一起互相幫助監督之外,主要是靠寫日記。他以日記的方式來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檢討,以取得心靈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特別是監督自己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的作為,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獨”。

曾國藩“慎獨”慎到什麼地步呢?他有一天的日記中寫道,早上起來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到別人得了好處,心裡很羨慕。於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講要按照聖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但是靈魂深處卻是那麼羨慕金錢,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個朋友家裡去,知道這個朋友得了一筆別敬,心裡又很羨慕。他回來後補日記,說上午剛剛進行了自我批評,下午又犯這個毛病,真可謂下流。這就是曾氏當時的“慎獨”。

就在這時,他為自己立下志向。他的志向大大小小比較多,主要有一大一小兩個志向。小的志向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他在給弟弟的一封信裡寫道:“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他不但以謀取非法之財為可恥,而且認為拿自己的積蓄給子孫,也是一件很可羞可恨的事情。“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鑑臨,予不食言。”他發了這個誓言:絕不以做官來發財,請老天爺監督,絕對不食言。下面又講:“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人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賙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就是絕不以做官來發財,假如今後薪俸多了,除了讓父母生活好一點以外,其他的錢都送給親戚朋友中貧窮的人。這是我的素志,就是我一貫的志向。這是曾國藩修身立下的志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志。與他後來大半生的事業比,這隻能算是小的。

他的大志就是他的《年譜》裡講的“澄清天下之志”,就是經邦濟民,安定天下。這是儒家信徒最高的理想追求。

儲才養望。儲才就是儲備才幹。翰林院清閒,給了他讀書的好機會。他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發憤苦讀先輩大家之作,如諸子百家,二十三史,韓、歐、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讀了很多治理國家的實用之學,如兵書、荒政、水利等方面的書籍,以充實自己的知識結構,為做大事做準備。

養望就是培養自己的聲望,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提高知名度。曾國藩靠什麼來提高知名度?今天提高知名度,比較容易,接受報紙、電視的採訪,很快全國就知道了。那時候沒有這些東西,他主要以詩文和奏摺來達到養望的目的。

曾氏一生真正自詡的是詩文。30歲出頭的時候,他就說他的詩文已達到很高的境界,只是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類人來與他談論。那時候在北京官場士林中間,他的每一篇詩作出來,便有很多人爭相傳抄、爭相閱讀。在文人圈裡,有很高的知名度。

還有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給朝廷上奏章。咸豐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國藩一連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針對當時時政,反映社情民意的。限於時間關係,我只舉一個例子。他在一道奏疏裡講,官場問題很多,最主要的問題是官員的自身素質和能力不行。現在朝廷京官最大的毛病是“退縮、瑣屑”。所謂“退縮”,就是不擔擔子,遇到事情往後退。“瑣屑”就是隻做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不去想大事。外官最大的毛病也是四個字:“敷衍、顢頇”。“敷衍”就是應付上級,自己不去動腦子,應付了事。“顢頇”就是糊塗。你問他,一問三不知,問錢糧不知道,問稅收不知道,問老百姓的情況不知道。他說,假設“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他寫這道奏摺的時候,太平軍尚未起義。一年以後,果然應了這句話。後來太平軍在廣西揭竿起義時,從中央到地方,沒有對付得了的人。太平軍勢如破竹,文武官員哪怕是欽差大臣拿著皇帝送的尚方寶劍也沒有用,真的就是曾國藩講的“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體制內沒有人才,要靠曾國藩從體制外去尋找人才,自立一支軍隊。我曾經有一篇文章專門談到這個事情,說曾國藩創立的湘軍,實際上是中國近代第一家民營公司,是體制外的東西。

他甚至敢於直接批評咸豐皇帝,指出咸豐有三大缺點:謹於小而失於大;徒尚文飾,不求實效;自以為是,聽不得批評意見。要知道,這個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無上的時代,批評皇帝,重則殺頭,輕則撤職。此外,當時還有一個背景。曾國藩講自從道光皇帝晚期以來,朝政非常疲沓,“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言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九卿指各部官員,司道指地方官員。“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已經成風氣,大家都不談。這個時候,只有曾國藩敢於上疏。這五道奏摺,無異於政壇上的五顆重型炮彈,引起很大的反響。

他把這份對皇帝提意見的奏疏親筆抄一份寄給家裡。他父親看了以後,為他捏著一把汗。寫信給他,告訴他不應該以批評朝廷來表現自己的本事,而要從正面引導君王。父親很擔心這個事情給他帶來禍患。但是社會普遍給他以很大的正面反應。他的好朋友劉蓉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兩句話:“曾公當世一鳳凰,五疏直上唱朝陽。”把他比喻成一隻鳳凰,說他這五道奏疏將會引出一片朗朗晴天來。這是知識界對他的反應。就這樣,曾國藩為自已製造了巨大的知名度。

透過“修、立、儲、望”,曾氏在當時已經是人人皆知的政壇上的傑出人才。自己的努力再加上運氣好,使曾國藩在當時的官場上春風得意,飛黃騰達。他中翰林後,十年七遷,37歲便已是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湖南省,有清一代,37歲官居二品的官員,空前絕後,就他一個人。不久正式做禮部侍郎,後來又先後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官運非常之好。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即使沒有後來的時世劇變,曾國藩也會在十年二十年後入閣拜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的一位賢能名臣。然而命運卻把他從平靜的書齋官衙裡推到血火刀槍的戰場中,這個轉變的結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尋常的事功。

(二)抓住機遇,做大做強,讓事業蓬勃發展

咸豐二年(1852)末,一個改變命運的巨大機遇降臨到曾氏的頭上。這便是前一年起義的太平軍衝出廣西,向江南進軍,東南各省陷入戰亂之中。為了配合正規部隊的作戰,朝廷在江南各省很快任命了43位團練大臣。什麼是團練?團練就是民兵,配合、協助正規部隊。沒有事,大家都是農民,有事了,拿起刀槍,就是軍人。這個制度自古以來就有。

這43個團練大臣,後來死的死,走的走,幾乎都沒有辦成什麼事,惟一一個成就了一番大事業的就是曾國藩。成與不成,這中間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機遇,充分利用機遇,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曾國藩充分利用機遇的一個主要手段,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大做強。回過頭看,他的做大做強,有三個步驟。

過去團練只在縣裡,在鄉下,當時所有的團練大臣都因循舊例,但曾國藩不是這樣。他一到長沙做團練大臣,馬上就給朝廷上了一個奏摺,說眼下的團練不行,起不到什麼作用,必須在省城裡建立一支大團,才好指揮。有什麼突發事變,立刻把團練派去應付。哪地方有亂子,省城裡有一支人馬才好去彈壓。請求朝廷批准在長沙建立一個大團,人數不多,只有1000人。朝廷同意了。他一接到朝廷的指令,就把羅澤南、李續賓這些他最親信的好朋友調來,利用他們原來在湘鄉的團練基礎,把1000人調到長沙,編成三個營。這些人拿薪俸,穿軍服,每天訓練。他們工資比別人拿的高,待遇也好。不要做別的事情,每天操練,聽候命令,這實際上就是軍隊,名義上仍叫團練,但實質已經變了。這是第一步。

曾國藩在長沙城裡,完全按照嚴格的雷厲風行的作風訓練一支新的軍隊,這就跟長沙城裡的其他軍隊形成對立。那些士兵原來都是懶散慣了的,八旗、綠營完全都是老爺兵,根本不訓練。到訓練時就在街上找個要飯的,給他十文錢二十文錢代替,他們自己下館子上酒樓。曾國藩嚴格訓練,他們不高興。此外,曾國藩為了地方上安定,大開殺戒。凡是遇到有作亂的抓了就殺。後來有人講曾國藩是“曾剃頭”,就是從這開始的。就地正法,壞了規矩。不用法律,也不要地方行政官員,所以省裡的行政官員很不滿意。軍隊不滿意,省政府市政府對他也不滿意,他在長沙就呆不下去。於是,他就給朝廷打報告,說現在南部很亂,北部相對安定些,請朝廷允許我到南部去鎮守。朝廷同意了。然後他到衡陽,藉口為江忠源提供兵力,大力擴張軍隊。很快就在那個地方建立水陸兩支人馬,20個大營。水師10個營,陸師10個營。再加上輔助人員8000多,共18000多人,號稱2萬,在衡陽建立了一支軍隊,浩浩蕩蕩。這樣,他就從民兵師長變成一個正規軍隊的總司令。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他率這支軍隊,一路北上,很快把武漢打下來了。打下武漢以後,他給朝廷上一個報告,要求攻打南京。曾國藩帶領湘軍收回中南重鎮武漢,這是很大的本事,所以朝廷同意了。那時候打南京,相當於現在的國家第一號專案,誰拿到,誰就是最了不起的。湘軍是民兵,不是朝廷的正規軍隊,曾國藩卻向朝廷要到了這個專案。然後他率領這支軍隊打南京,做大做強做到這一步,也就是做到最高了。

(三)打脫牙和血吞,屢敗屢戰,贏來最後的勝利

真正的做大做強何其艱難!有一個千難萬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苦多樂少,敗多勝少。從衡陽出師到打下武漢,這七八個月裡曾國藩歷經過兵敗投水自殺、湘軍四散潰逃、湖南軍政兩界譏諷、長沙城閉門不納的羞辱。他打了敗戰,回到長沙,長沙把城門關起來,不讓他進。一個堂堂朝廷大員,為國家的事情打了敗仗,竟然連自己的省城也進不了,這個羞辱非比一般。直到武漢打下,才一洗滿面羞慚。

經過一個短暫的勝利時期後,曾國藩來到江西,很快又處於戰事膠著狀態。從咸豐五年到咸豐十年的五六年裡,曾國藩在江西安徽一帶的軍事行動一直在低迷中徘徊。這期間,曾國藩遭受到江西官場的排斥,湖南官場的指責,朝廷的不信任,友軍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殺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從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異類,以致得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回到家裡守父喪,那時是他神經官能症最嚴重的時候,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歲,連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對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用湖南鄉間的一句土話來安慰激勵自己:“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一個好漢牙齒被人打脫了,連血一起吞到肚子裡。“打脫牙和血吞”,一層含義是不人以弱,不要人憐憫,不在人前求取寬容。第二層含義就是把仇恨記在心裡。

野史中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有一個湘軍將領寫報告,說現在是“屢戰屢敗”。曾國藩拿來改了一下,改作“屢敗屢戰”。屢戰屢敗和屢敗屢戰,一字之動,精神面貌就完全兩樣了。

(四)儘可能地減少人為的阻力和障礙,全力以赴於大目標

湘軍有很重的私家軍隊的味道。當時野史記載,對於湘軍,朝廷的命令無法調動,但曾國藩的一紙手令,他的部屬可以為之千里驅馳,可見湘軍私家軍隊的性質。當時,從武漢到南京,千里長江江面數以萬計的戰船上,飄揚的都是寫著斗大“曾”字的帥字旗,給人一種“東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覺。曾國藩心裡當然知道這樣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這樣,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產生的負面影響。他是怎樣儘可能地減少人為的阻力和障礙,來確保大目標的順利實現呢?他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

1.啟用滿人做湘軍名義上的統帥。私家性質的軍隊一向為當國者所防範,眼下的當國者又是滿人,其防範又更進一步。滿人是少數民族,他要統治漢民族,靠的就是軍隊,他自己奪得天下靠的也是軍隊,所以軍權是不能輕易授予漢人的。這一點,曾國藩作為一個滿腹詩書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給朝廷造成這個印象:這支軍隊不是我的,這支軍隊是朝廷的,是愛新覺羅氏的工具。於是他在創立湘軍時,就立即提拔一個滿人塔齊布做這個湘軍的第一號人物。這個人本來是一個很小的官,大概類似現在軍分割槽的參謀長,一下子提拔成相當於省軍區司令員。後來,他又把官文抬出來。曾國藩其實最不喜歡官文,但因為官文是滿人,就把他抬出來。打下南京的捷報上,第一個就掛官文的名字,讓朝廷覺得攻打南京的第一號功勞是滿人所立。曾國藩這樣做,有必要嗎?朝廷難道真的對曾國藩如此不信任?事實上,當時的朝廷對曾國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國藩創辦湘軍,咸豐四年(1854)七月打下嶽州府,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朝廷只賞他一個三品頂戴。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國藩那時已經是二品官,創立一支軍隊,打下嶽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勞,朝廷反而給他三品官的賞賜。這很奇怪!當然有個理由說,曾國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經沒有官職,在家守制,是個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從感情上來說,一個二品大員給三品銜的酬勞,這無異於羞辱。

第二,咸豐四年八月打下武漢,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撫。只有七天,馬上撤掉,然後給他一個兵部侍郎銜。其實這個官職對他毫無意義,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幹了五年,可以說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丟了。咸豐七年(1857)他守父喪,回家的時候仍然是侍郎銜,而這時多少沒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後,朝廷沒有辦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銜。

第四,咸豐十年(1860)江南大營潰敗,兩江總督何桂清失職,被朝廷逮捕法辦。朝廷在四顧無人的情況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國藩做兩江總督。

朝廷對待曾國藩是這樣的,而對於其他一批湘軍系統的統領又是什麼樣子?他們一個個官運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豐元年對付太平軍的時候,只是秀水縣的代理縣長,了不起一個七品官員。到了咸豐四年他死的時候,已經是安徽巡撫。胡林翼在咸豐四年領兵入湘的時候,還只是剛剛提拔的四品道員,就在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裡,不斷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撫。只有一年零一個月,從一個道員到巡撫。李續賓咸豐二年(1852)起兵的時候,只是一個秀才,咸豐八年(1858)死的時候,是巡撫銜的布政使。羅澤南起兵時也只是一個秀才,到了咸豐六年(1856)死的時候,是一個布政使銜的道員。左宗棠,咸豐十年(1860)是曾國藩保他,稱讚他“剛明耐苦,曉暢兵機”。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時間,左宗棠就是閩浙總督,已經跟曾國藩平起平坐。這些人都不能跟曾國藩比,資歷既沒有他老,貢獻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麼幾年的時間,一個個平步青雲,更不用說還有一批人碌碌無為混日子,卻一個個高升。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朝廷對曾國藩這麼不公平?大概有這麼幾個原因。一個是曾國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記載,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撫的時候,馬上有一個宰相就提醒咸豐皇帝,說曾國藩現在不過是一個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一呼而應者雲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壓抑他。

第二個原因,朝廷始終認為曾國藩出兵是“衛道”,而不是“勤王”。史學界也一直有這樣的爭論:湘軍是“勤王”之師,還是“衛道”之師?這個原因出在曾國藩起兵時,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討粵匪檄》。文章裡面打的是捍衛孔孟之道的旗幟。他認為太平軍破壞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會這套西方傳來的東西來否定中國的“孔孟之道”。他號召天下的讀書人起來捍衛孔孟之道,捍衛中華文化。如果是漢人當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滿人做皇帝,他就看著不舒服。你為什麼不說捍衛朝廷,而是要捍衛漢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後藏的是什麼呢?朝廷始終覺得曾國藩動機不純,他只是“衛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奏摺》一書中講到,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國藩實在不應該寫,導致很長時間裡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個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實力最強。剛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過是他的偏師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強,而曾國藩手下的兵力最強,實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壓他。同時要迅速提拔那些人,藉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軍,尊重與之地位相當的官員,以收協同作戰的功效。

當時與湘軍共同作戰的軍隊,有胡林翼指揮的湖北綠營、袁甲三(袁世凱的叔祖)指揮的安徽綠營、都興阿的八旗兵等,曾國藩都儘量與他們保持友好的關係。特別是對於胡林翼,他既是湘軍中的重要領導人,又是湖北省綠營的統帥,他本人是靠曾國藩發跡的,曾國藩卻對他特別尊重。

3.嚴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權謀私。

在社會上,家裡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權勢來謀私利,這種現象極為普遍。這種謀利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從做官者手裡索取利益,一種是打著他的旗號從旁人那裡索取。我剛才說過,曾國藩對他的祖父特別尊敬,這是為什麼?我只講一點,他的祖父有過人之處。當年曾國藩考上翰林,這是他們曾家500年來出的惟一一個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個偏僻的山村裡,是多麼震動的一件事!在送曾國藩進京的時候,曾國藩祖父對前來祝賀的親友說了這樣一番話。他說,我這個孫子現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們仍然靠種田吃飯。我們在家裡還是種田,不要去麻煩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對於一個做官的孫子,祖父這番話是多麼重的一份禮物。所以當年曾國藩在北京做了那麼多年的官,他家鄉很少人來找他。

史料上記載,他一個親妹夫來找他,想謀求翰林院的一個臨時工的職務,曾國藩沒有答應他。讓他住了三個月,陪他到北京城裡各處走走看看,然後打發他一點錢,讓他回去了,勸他安心做一個農民。所以曾家人直接利用他的不多。比較多的是打著他的旗號。曾國藩非常注意限制這一點。我們都知道曾國藩治家很有方也很嚴。他有兩個目的,一是他真誠希望自己的子弟成為人才,這是他主要的目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他作為一個從政者,不希望他的家屬給他帶來麻煩,要確保後院安靜,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這一方面非常注意。比如他的兒子在湖南參加科舉考試,他給兒子寫信:你千萬不要遞紙條,不要去開後門,不要去找人,以免招來非議。他的家屬從湖南到南京來跟他團聚,坐的船是當時湘軍的船。他就講,我現在沒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個帥字旗就一定不能掛,以免沿途驚擾地方。 (五)交錯使用儒法道三家學說,依時而變,左右逢源

曾國藩的一個朋友名叫歐陽兆熊,曾說過曾國藩一生在學理持守上有三變。

第一變是由詞賦之學變到程朱理學。說的是早期曾國藩從湖南鄉村到北京以後的修身行為。原來只講八股文,後來才知道程朱理學的修身養性,真正的學問在這裡。第二變是由程朱理學變為申韓之術。他後來奉命到湖南辦湘軍,認為混亂時期,必須要以重典來治理,嚴刑峻法,雷厲風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韓之術,毫不講情面。他有一篇奏摺,講我現在做這個事情就是為了社會的安定,老百姓的安寧。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罵我,我也不在乎。

一個從政者應該有這樣的氣魄。當時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對聯,就是“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在一個非常時期需要這樣做,手段是靠靂的,心腸是菩薩的,是為了百姓好,為了社會好。這就是申韓之術。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處碰壁,到處樹敵。湖南、江西文武兩界都不能容他。最後有人指點他,你不能一味這樣蠻幹,要以柔克剛,以退為進。所以他後來逐漸體會到黃老之術的妙處,把道家的學理用於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後獲得了大成功。從此曾國藩有了一個新的境界。

(六)成功後不居功,謙退自抑,淡化光環,縮小靶的

翻開中國史冊,常見這樣一些故事:與人相處,共患難易,共成功難,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難保。人們都知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們,成功之位不易居,尤其是在握有生殺大權的君王面前,立有蓋世之功的臣子更難自安。這種事情發生,是由主客兩個方面決定的,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某一方。上司的防範猜疑,同事的眼紅嫉妒,屬於客觀的情形;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則屬主觀的原因。曾氏對這種種人性和社會性,看得透徹,甚至到洞若觀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對家人說,自古以來,建立大功又得善終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經過十幾年的千辛萬苦後,湘軍終於打下南京,取得對太平天國作戰的決定性勝利,朝廷給予曾氏封侯之賞的同時,也對他手下的十餘萬虎狼之師——湘軍存高度警惕。與曾氏同處於一個戰場的其他將帥,一面對他頌揚恭維,好話說盡,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將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對這個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國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卻昏昏然,沉醉於大勝之中,放火燒南京城,大肆搶劫金銀財寶,同時又埋像朝廷對他們的賞賜太薄。以老九為首的吉字營的將領,與曾國藩對當時險悉局面的清醒認識是一個強烈的對比。曾國港而對這個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個方面的工作:(1)把功勞歸之於先帝、太后和朝廷,歸之於協同作戰的友軍。他在給中央的報告、給別人的信件中,反覆講到這個事情,說這是朝延裡太后的功勞、軍機處的功勞,朋友們的功勞,我自己沒有什麼功勞。這個話看起來像是官樣文章,其實仔細想一想,也是事實。假如朝廷不支援他,中途撤換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設友軍完全不配合,總是跟他爭吵,也不能收到這樣的戰功。(2)動員牢騷滿腹的九弟辭職回家養病。(3)大量栽減湘軍,90%的湘軍裁掉。湘軍當時是一把橫在朝廷脖子上的劍。他現在把90%的軍隊解散,讓他們回到家裡去當農民,自動斬斷羽翼,朝廷最大的顧慮消除了。最後達成一個交易。本來朝廷是要求湘軍將攻打南京時得到的金銀財寶交公。但是,這些錢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達成一個協議:軍隊撤退,朝廷也不要錢了。(4)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買路錢的卡哨,因為當時湘軍沒有軍餉,朝廷沒有錢。沿途設卡,靠收買路錢來保證軍餉。老百姓很痛恨這些東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立即裁掉。(5)在百廢待舉的時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復江南貢院,開科取士,輿論是靠什麼人造的?是靠讀書人。南京城裡被太平天國領導了十多年,正規的科舉考試停頓了十多年。曾國藩先修貢院,停頓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鄉試很快舉行,18000多個考生來參考,中國科舉史上前所未有。很多父親帶著兒子,爺爺帶著孫子來參加考試。這一來,大家都歌頌曾國藩聖明。就這樣,曾氏及其代表的湘軍集團,較為平安地度過了表面風光、內裡危機四伏的政治險灘。

(七)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是曾氏的最大本事

曾國藩這個人很奇怪。他是帶兵的人,但是他自己不能領兵打仗,所謂“將人則勝,自將則敗”。就是說他自己帶兵打仗一定失敗,他指揮別人打仗就勝利。曾國藩早期很多失敗都是因為他自己帶兵去打,敗得一塌糊塗,狼狽不堪。所以他後來凡打仗,就不去。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會兒就要走,說我住在這裡,你會打敗仗。但是他能夠指揮別人去打仗。這叫飯什麼,叫做不是將才而是帥才。曾國藩作為帥才超過別人的地方就是能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湘軍的做大做強是一個很大的戰略決策。還有一個很大約戰略決策,就是攻打南京。

太平天國佔領南京十多年,朝廷一直想打。但過去歷次打南京,都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南京周圍設江南大營、江北大營,設在最靠近南京的地方,以為一下子就打下來了。還有野史說,江南大營、江北大營的頭領是滿人,朝廷的設想是讓漢人拼命,滿人立功。不管怎麼樣,朝廷的決策是錯誤的。曾國藩當年在打下武漢以後,給朝廷上奏摺,要改為西面制勝。從西面步步推進,穩紮穩打,是自古攻克江寧的正確方法。這個戰略決策,朝廷後來採納了。他用這樣的辦法果然把南京打下來了。這是因為他看中了一個“勢”字。所謂勢,即形勢、態勢。就是誰佔領了這個勢,誰就在軍事上取勝,而南京這個勢是由長江來控制的。南京本是長江下游的碼頭。只有把長江的西部即南京上游的重要碼頭控制住了,南京才會失勢而孤立。這是一個統帥很重大的決策。所以,曾國藩作為帥才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八)識才用才,是曾國藩成功的第一秘訣

後世對曾國藩有很多爭論,看法不一。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點幾乎沒有什麼爭論,那就是都認為曾國藩很會識才用才。

曾國藩是一個文人,他沒有帶過兵,不會領兵打仗,他靠的是手下的人才。大家都知道,劉邦在得勝以後,跟他部下說他有“三不如”:謀劃不如張良,打仗不如韓信,後勤不如蕭何。這是一個很著名的關於用人的歷史典故。李秀成晚年有一篇自敘,內裡有兩句很重要的話。他說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天王洪秀全“誤國不用賢才”,而曾國藩卻“能識別賢將”。曾氏自創湘軍,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隊伍,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最後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他的幕府成為晚清人才的淵藪,一時有“第二朝廷”之稱。許多中進士的人,不願意在朝廷為官,而願意到曾國藩手下做幕僚,這是當時的一個特殊現象。因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國藩手下做幕僚有出息,能得到鍛鍊,很快能夠提拔。

曾氏到底是如何網羅人才的?第一,曾國藩從心裡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他知道要集齊眾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正所謂“辦天下事,要天下才”。第二,曾國藩做到了真正的“愛才、惜才”。曾國藩在他的1500多萬字文集中,處處都可以看到他對人才的愛護和珍惜。這裡略舉兩個例子:胡林翼本來是應湖廣總督吳文鎔的邀請,帶了600名貴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吳文鎔。結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時,吳死了,武漢城已經被太平天國打下來。胡林翼以一個剛剛提拔的道員身份,一個翰林出身的文人,帶領著600人,進退失據,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軍餉也沒有著落,也沒有人管。曾國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軍一起作戰。於是他給朝廷寫報告,說把這支軍隊留在湖南,一切軍餉由湖南來供應。他說“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他那個時候有那麼高的地位,這種話不是那麼容易說出來的。

在保舉人才時,他都在後面加上一句話:如果這個人不能勝任的話,今後出了什麼事,請朝廷撤掉我的職,我用我的名聲來為他擔保。清朝末年的官兵

“惜才”,他愛惜人才。比如當年左宗棠是一個幕僚,充其量相當於省政府的一個秘書長,但是這個人自視很高,也不很約束自己。沒有一官半職,他居然可以指揮省長,號令三軍。人家一個軍分割槽司令員,到省裡彙報工作,沒有向他行禮,他就罵人家,拿腳踢。這個人覺得受到奇恥大辱,給朝廷寫了一個報告,說左是一個很壞的人,非要處理不可。左宗棠踢朝廷命官,簡直是打朝廷的耳光。咸豐皇帝接到報告以後,下令湖南調查這件事,如果是真的話,就地正法,殺掉左宗棠。後來很多人來保他,曾國藩也堅決保他。他講左宗棠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就是性格不好。他說天下紛擾,培養一個人才不容易,請為天下愛惜這個人才,請咸豐帝刀下留人。然後又推薦左任藩臬一級的官員。本來曾國藩對左宗棠有再造之恩,但左宗棠這個人後來因為本事也大,官位也高,他完全不記得這些恩德了。後來就什麼時候都罵曾國藩,跟他關係搞得一塌糊塗,兩人鬧翻了。但是曾國藩不計較。後來左宗棠奉命到新疆打仗的時候,曾國藩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一支軍隊老湘營,交給左宗棠。當時湘軍創始之時,有兩個很有名的將領劉松山、劉錦棠,他們是很會打仗的兩叔侄,老湘軍的統領。左宗棠打新疆主要靠的就是這支老湘營,新疆第一任巡撫就是劉錦棠。那時曾國藩是兩江總督,錢糧源源不斷地予以供應。這個事情最終感動了左宗棠。在曾國藩死後,左宗棠發自內心地給曾國藩一副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第三,曾國藩善於識別人才。後人講曾國藩善於識別人,尤善相士。現在坊間有一本書叫做《冰鑑》,這本書類似於《柳莊相法》、《麻衣相術》。《冰鑑》署名曾國藩,但不是曾國藩寫的,是後人假冒的。早在道光年間就有《冰鑑》這本書了,為什麼後來署上曾國藩的名字呢?就是因為曾國藩有善於識人這樣一個知名度,於是書商就打著他的旗號來推銷。

曾國藩識人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學問和閱歷上的,應該是可以值得重視的。比如說他講的“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這些講的都是一種修養,一種性格,一種處事態度,不是很神道的東西。

他在識人上有兩個要點。一是在“德”與“才”之間,他特別重視“德”。他曾經說過,“德”好比水之源頭,“才”是水之波浪;“德”為木之根本,而“才”是木之枝葉。二是在“學”與“識”之間,更重視“識”。他說過“凡辦大事,以識為主”。“識”是最主要的。他很推崇諸葛亮“才需學,學需識”的觀點,他認為這是至論。他一看到容閎,就認為容閎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容閎是中國第一個在美國獲得學位的人,對促進近代中國走向世界起了很大作用。他跟容閎第一次見面,聽容閎談中國富強的出路。容閒講中國要學西方,要把科學技術引進來。曾國藩認為這是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馬上就給他6萬兩銀子,要他到美國去買機器。後來就用這批機器,建立起中國第一家機器製造局。同時曾國藩還給朝廷上了一個奏摺,建議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這個奏摺,被史學界認為是揭開中國洋務運動的一個里程碑。從那以後,中國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向西方學習,走向世界。這就是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

在具體識別人才上,他有一些自己的做法。首先,他特別看重言談,他不喜歡誇誇其談的人,甚至喜歡木訥的人,他認為這種人比較可靠。其次,他特別注重小事。有一個人從鄉里投奔他,跟他一起吃飯,看到飯裡有穀粒,就將穀粒丟掉不吃。曾國藩覺得這個人不好。他本來是窮苦人出身,到軍營裡能吃飽飯,跟鄉里比已經很不錯了,他卻把穀粒丟掉。他覺得這個人不可重用,後來就打發這個人回去。再就是看舉止。他認為一個可以擔當大事的男人,最好的舉止是穩重。他教育他的兒子,一再講要穩重,不能輕飄。

第四,曾國藩很善於使用人才。使用人才才是最後的目的。他的做法是,(1)廣收慎用。人才大量接收,但是使用上很謹慎。(2)因量器使。你是什麼才,我就把你放到什麼地方。(3)區別對待。絕對不能把賢才和庸才放在一起。(4)培養人才。他認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培養的主要方法是“宏獎”,即充分鼓勵。他認為鼓勵可以使一箇中才變大才。對待部下要鼓勵,要愛護。他有句話說得好:“揚善於公庭,規過於私室。”對部下好的地方當面表揚,不好的地方個別談話批評。他也很善於儲備人才,這方面最大的貢獻就是開創公派留學生的先河。他和李鴻章一起提出建議,派一批幼童到美國學習十年十五年,讓他們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學成後歸國,使中國徐圖自強。

第五,慎選替手,使事業後繼有人。曾國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就是他選擇了一個好的接班人-李鴻章。李鴻章是曾國藩嚴格意義上的真正的學生。他著意裁培重用李鴻章,使得李鴻章成為他事業的接班人。在曾國藩去世後的30年中,李鴻章執掌中國軍事、外交的大權。曾國藩死後,他的名聲在很長一段時間比生前還高,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李鴻章不斷為他的老師鼓吹宣揚,這是曾國藩死後名聲大顯的一個主要原因。

分類: 新聞
時間: 202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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