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中央蘇區是怎樣組織群眾發展合作經濟、遏制奸商剝削的？

1933年 8月，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提出“必須注意經濟工作”，要求“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為中央蘇區開展經濟工作提供了行動指南，對打破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經濟封鎖、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鞏固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學術界關於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這一重要論斷和要求的研究成果比較少，本文擬從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撰寫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重要文獻入手，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對毛澤東關於“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思考與實踐的意蘊作出一些分析和解讀。

一、“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是就中央蘇區時期經濟建設的定位而言的。立足於當時中國革命整體形勢和中央蘇區時期革命戰爭的實際，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要為這個中心任務服務，以紅色區域經濟的發展夯實革命戰爭的物質基礎。

從中國革命整體形勢看，1840年鴉片戰爭後，戰爭始終是籠罩在近代中國人民頭上的陰雲。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即明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綱領，帶領中國人民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前赴後繼、英勇抗爭。再從中央蘇區時期革命戰爭的實際看，大革命的失敗，讓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要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須與反動勢力做堅決鬥爭。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戰爭、建立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在八七會議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後，我們黨先後領導了秋收起義、廣州起義、海陸豐起義等一系列武裝起義，但因為敵我力量懸殊，大多失敗了。黨迫切需要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從進攻大城市轉為向農村進軍，是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根據地迅速發展。為了撲滅紅色政權的星火燎原之勢，國民黨政府接連發動了針對根據地的“圍剿”。特別是中央蘇區形成後，不甘失敗的國民黨政府又陸續開始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企圖以更具人數和裝備優勢的兵力實現圍殲紅軍的目的。因此，堅持以革命戰爭為中心任務，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戰爭壓力，也是全黨匯聚力量贏得勝利的迫切需要。

中心任務的明確，實際指明瞭中央蘇區時期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定位。作為基礎性工作，在革命戰爭環境下的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三次反“圍剿”勝利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使國民黨政府極為恐慌。他們“以軍事圍剿、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三管齊下”，透過設立“公賣會”和“封鎖卡”等方式，加緊了針對根據地的封鎖。這使得中央蘇區的軍需用品及群眾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出現了嚴重困難，“食鹽、土布、煤油、西藥等工業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加上奸商和反動勢力對金融和商業的破壞，區內的物資更為匱乏。毛澤東從當時的實際出發，要求大家必須重視經濟建設的作用。他指出，務必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動員群眾開展可能和必要的經濟建設事業，透過發展工農業生產、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及加強糧食調劑等舉措，使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使紅軍“專心一意去打敵人”，使群眾因為“得到生活上的相當的滿足”而更加積極地“去做各項革命工作”。

因此，必須正確把握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克服幹部群眾中存在的兩種錯誤觀點：一種認為，革命戰爭環境下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哪裡還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另一種則認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因而“忽視革命戰爭”。毛澤東指出，這兩種觀點都是不對的。前者錯誤地認為經濟建設只有在和平安靜的環境下才有進行的可能。這些同志沒有認識到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環境下的重要地位，取消經濟建設實則是“削弱戰爭”，因為它直接關係戰爭的物質基礎及群眾生活的改良。反過來，後者則不瞭解當時的中心任務是革命戰爭，我們必須圍繞這個中心去開展各項經濟建設事業。因此，這些同志錯誤地將經濟建設視為當時任務的中心，認為可以離開革命戰爭去開展經濟建設事業。在毛澤東看來，在當時，每項工作都應是根據戰爭形勢要求而進行的，離開革命戰爭進行經濟建設的錯誤想法，需要立刻改正過來。

二、“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

為了服務革命戰爭的中心任務，需要推動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毛澤東指出，經濟建設要“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指明瞭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工作的重點任務。

首先，把農業生產放在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毛澤東指出，“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這是根據中央蘇區農民人口占比大、蘇維埃政府財力有限及根據地長期處於反動勢力包圍之中等客觀實際情況作出的科學判斷。《中央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土地人員委員部佈告——為發展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指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這些生產，一半是人民的糧食，一半是工業原料，是發展蘇區經濟的基礎。”如何才能推進農業生產？一方面，加強土地政策的執行，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以激發其勞動熱情。經過對比，毛澤東指出，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和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束縛。而蘇維埃紅色政權建立後，透過打土豪、分田地，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並對其生產加以鼓勵，農民的勞動熱情得以極大激發。比如，“濯田左拔鄉張慶有一家一個半月開荒一百二十一擔，下坊村松橋頭夫妻二人，開荒七十擔，守化一個女同志開了十五擔荒田，興國上沙區楊登鄉楊牛村紅屬鍾氏一人，開了十八擔荒田”。另一方面，重視勞動力的調劑。因為戰爭的需要，各根據地大部分的青壯年男子都參加了紅軍，造成農業生產勞動力的緊缺。毛澤東指出：“有組織地調劑勞動力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是我們農業生產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務。”在調查中，他對才溪鄉群眾以組建“耕田隊”來調換勞動力的做法予以了肯定，並提出把耕田隊提高為“互助社”的建議，使勞動力得到有組織的調劑。此外，考慮到因為青壯年男子參軍，很多農業生產的任務實際都落到了婦女身上，毛澤東提出，設立婦女勞動教育委員會，鼓勵婦女參加生產並學習使用犁耙等生產技能，以有效緩解勞動力緊缺的問題。當然，農民在生產上遇到的困難，還需要透過組織“犁牛合作社”、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及發展科技等途徑得到解決，對此毛澤東也給予了重視和提醒。

其次，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生產。中央蘇區地處邊陲山區，工業極為滯後，現代工業幾乎沒有。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就發現，贛南、閩西蘇區很多日用的工業製品“一向仰給外縣之輸入”。中央蘇區建立後，國民黨政府加緊經濟封鎖，使得食鹽、布匹、西藥等工業品很難輸入，影響了群眾的正常生活，也導致原先就不發達的手工業生產因為原料供給問題而處境艱難。為保證作戰供給及百姓日常生活之需，毛澤東要求，“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實現制煙、造紙、織布、製藥、製糖、制農具及生產肥料等工業的自給。為此，中央蘇區先後成立了中央兵工廠、中央被服廠、中央印刷廠等國有企業，還結合實際需求成立了一批公營民用企業，如長汀造紙廠、長汀樟腦廠等。在工業生產得到恢復發展的同時，毛澤東強調，要增強工業生產的計劃性。特別是國家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制定精密的生產計劃，對原料的生產及銷場進行確切計算，“是完全必需的”。

再次，重視發展對外貿易。因為經濟封鎖，日用的工業品運輸不進來，農產品及特產也輸不出去，加上奸商的“中間剝削”，蘇區的貨物流通發生了嚴重困難。為應對困境，毛澤東指出：“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並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現在是異常需要的了”。一方面，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為此，蘇維埃政府呼籲：“尋找許多交通小道到白區去，有組織的去進行買賣，使敵人無法封鎖我們。”蘇區群眾積極響應，把鹽、西藥等藏在棉衣夾縫、毛竹、糕點盒中，衝過了國民黨政府設定的重重封鎖。另一方面，成立中央糧食調劑總局和對外貿易總局，指導發展對外貿易。糧食調劑總局負責糧食的收購、儲存及內部調劑，同時也組織餘糧出口，發展了蘇區經濟。僅 1933年 4月到 8月，就“有二十七萬元的商品流轉，並得到七千餘元的盈餘”。對外貿易總局則透過設立採辦處、組織運輸隊伍及做通白區商人的工作等舉措，實現在蘇區的生產品和白區的工業品之間的交換。中央蘇區貨物進出口通道的暢通，為打破經濟封鎖、發展中央蘇區對外貿易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毛澤東也因此將對外貿易稱作“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

最後，創辦合作社。蘇區合作社的創辦，初衷是為了解決經濟封鎖下區內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問題。中央蘇區形成後，毛澤東要求蘇維埃政府必須幫助合作社的組織和發展，透過創辦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抵制投機商人之操縱”，“抵制資本家之怠工”，“抵制私人的高利剝削”。作為服務於群眾的經濟組織，合作社的創辦堅持依靠蘇區群眾，透過動員群眾入股、調節糧食價格、原價供給日用品等舉措，將蘇區群眾更有力地團結起來，進而增強了蘇區的經濟實力。

三、“從組織上動員群眾”

毛澤東始終堅信，“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人民群眾。在領導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實踐中，他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重視對群眾的經濟動員，力圖“在廣大工農群眾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

首先，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為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關鍵需要在經濟戰線上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調動其參與的熱情，為革命的勝利創造必要的經濟基礎。為著“從組織上動員群眾”，各級政府及其相關工作人員就要經常地“抓著經濟建設的工作去討論”，加強對糧食調劑、發行公債、發展合作社等工作的督促和檢查。同時，“用大力去領導”工會和貧農團等群眾團體，依靠他們動員群眾加入到經濟戰線上來。就宣傳方式而言，毛澤東提出，可以透過群眾大會的形式去做經濟建設的宣傳。在宣傳中，既要講明白經濟建設與革命戰爭的關係，也要將經濟建設怎樣服務群眾生活、人民群眾如何參與經濟建設等問題“講得十分實際”，號召群眾為推動經濟建設而鬥爭。

其次，毛澤東強調：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一個重要目的是“為著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革命深入推進並取得最終勝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不斷鞏固的工農聯盟，為革命勝利爭取到廣泛的群眾力量。毛澤東十分重視工農群眾的力量，考慮到經濟方面的聯合是極為重要和牢固的聯合，因此“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便成為鞏固工農聯盟的有效現實路徑。客觀地看，蘇區工人在革命前也遭受重重剝削，有著強烈的革命願望。中央蘇區時期，他們積極展現主人翁姿態，成為蘇區經濟建設的主力軍。僅就購買公債來說，“1933年夏，中央蘇區發行 300萬元經濟建設公債，在 3個月中蘇區工人就認購 100.7萬元，佔國家計劃發行額的 1/3多”。為更好發揮農民生產積極性，蘇維埃政府把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幫助農民解決好生產困難，以農業生產的勝利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並提供手工業和工業發展的原材料支撐。此外，恢復發展手工業和工業生產，也可以滿足農民對日用工業品的需求。兩方面齊發力，推動了工農聯盟的進一步鞏固，也夯實了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群眾基礎。毛澤東進一步強調，加強對工人階級的政治教育，要“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有效“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他認為這一點很重要，“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

是不是能夠動員群眾，最終取決於群眾是否信服我們黨的經濟建設方針和政策，是否擁護我們黨的領導。毛澤東指出，國民黨軍閥置人民利益於不顧，往往使他們統治區域的群眾出現“民窮財盡”的情況。而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一切出發點都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客觀地看，蘇區經濟整體水平不高，接連而來的軍事“圍剿”及經濟封鎖，使得群眾基本的生活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吃飯時，無鹽無油，經常以辣椒和芋頭幹送飯。日子長了，大家感到力氣不足”。因此，毛澤東強調，要關心群眾的生活，解決好群眾的吃飯、穿衣、住房、柴米油鹽等問題，不僅要把它們提上議事日程，還要加強討論、決定、實行和檢查等方面的工作，推動問題的切實解決。“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

四、“需要有很大數量的工作幹部”

如果說人民群眾是經濟戰線上的“戰鬥員”，那麼，開展蘇區大規模經濟建設運動，也離不開一批懂經濟建設的“指揮員”。毛澤東提出：“經濟建設運動的開展，需要有很大數量的工作幹部。”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也是推動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

毛澤東認為，工作幹部“是經濟戰線上的指揮員”，“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送到經濟建設的陣地上去”，充實蘇區經濟建設的指導力量。這些幹部都是在革命和鬥爭實踐中鍛煉出來的，經驗豐富，並且與蘇區群眾的聯絡密切，可以依靠他們加強對群眾的經濟動員。因此，在毛澤東的積極推動下，1933年 4月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成立，同時省、縣兩級也按要求增設國民經濟部，以進一步加強對紅色區域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蘇維埃中央政府要求，各級國民經濟部要“抓住目前經濟建設上幾個中心工作”，如農業和工業生產的發展，糧食的調劑，“合作社的擴大，對外貿易處的建立，國有企業的發展等，實際的進行起來”。在健全各級領導機構的同時，蘇維埃政府重視推選經驗豐富的領導幹部及經濟建設專家，使其擔任國民經濟部部長或相關部門、企業的負責人。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由財政部部長鄧子恢兼任，後改由林伯渠接任。他們和各級國民經濟部部長、地方幹部一起，為加強蘇區經濟建設作出巨大貢獻。

毛澤東還指出，“這不是幾十幾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幾千人幾萬人”，必須加強對熟悉經濟建設工作的幹部的培養、選派和訓練。首先，加大幹部的培養力度。毛澤東強調，這些幹部在工作中還負擔著一種責任，即“幫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幫助那些還不善於工作的同志們作好工作”。因為思想認識不夠、黨內“左”傾思想影響及中央蘇區戰爭形勢嚴峻等主客觀原因，各地蘇維埃政府的國民經濟部門不夠健全，“有些連部長還沒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較差的人去湊數”。為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要求加大對幹部的培養力度。《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的決議》中對幹部的培養工作進行了專門部署：“省蘇要立即為本身及縣區兩級訓練大批工作積極政治堅強的幹部”，以充實省、縣、區經濟戰線上的戰鬥力量。其次，加強幹部的選派和訓練工作。省蘇維埃政府派出幹部赴邊區和新區，加強這些地方的階級鬥爭、查田運動及籌款等工作。同時，地方也要選派有經驗且擅長管理的同志到中央國民經濟部訓練，學成後分發各採辦處，承擔相應工作。最後，重視引進蘇區之外的人才。蘇維埃中央政府頒佈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徵求專門技術人才啟事》，廣泛發動蘇區內外專業技術人才參加蘇區經濟建設，尤其提出重金聘請白區各類技術人才。當然，對這些專業技術人才，毛澤東強調，要加強教育，耐心引導他們克服舊社會的思想，幫助其一步一步提高。

五、“用切實的方法來改善我們的工作”

要開展好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工作，離不開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毛澤東指出，如果“領導方式不對，不能採取各種正確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會立刻影響到工作的成效”。因此，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整體性原則，克服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以順利推進蘇區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

首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際出發，就是要做一些現在應做、能做並且做得到的事情。毛澤東指出，相比較“修一條鐵路通龍巖”“修一汽車道通贛州”及“糧食完全專賣”“鹽布生意都由政府經管”等當時還無法完成的任務而言，還是要做一些切合實際、能完成的工作，如提高糧食收成，恢復農具、石灰和鎢砂的生產，加強食鹽輸入等。也正是立足於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毛澤東要求堅持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的“同時並進”。國營事業目前雖然只限於一部分，但前途“不可限量”。合作社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針對當時部分受“左”傾思想影響的同志主張限制私人經濟發展的觀點，毛澤東提出，從客觀實際出發，“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經濟在相當長時間內必然佔優勢。在《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及相關經濟工作的條例中就明確規定，對於資本家的企業和手工業“尚不實行國有”，“商人的糧食買賣是不禁止的”，“鼓勵各種群眾的與私人的商業機關的自動性”，等等。從當時的經濟基礎和革命需求的實際出發，蘇維埃政府對以個體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為代表的私人經濟採取“提倡和鼓勵”政策，能夠充分調動起蘇區群眾投身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從而推動經濟建設工作的發展和深入。

其次，堅持整體性原則。做好蘇區經濟建設工作，需要把握好整體性原則，從全面、聯絡的宏觀視角妥善處理經濟建設與革命戰爭、群眾生活及蘇維埃其他任務的辯證關係。一方面，毛澤東指出，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是當時的中心任務，我們的同志必須看清楚這個任務，自覺將“組織革命戰爭”和“改良群眾生活”聯絡起來。事實已經證明，“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他特別批評了一些將軍民利益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要求極力改良群眾的生活，並認為這樣做才是真正的“服從戰爭”。另一方面，處理好經濟建設與其他任務的關係。毛澤東提出，經濟建設是蘇維埃整體工作的一方面，不能把它單獨分離出來，要聯絡其他工作進行整體性把握。他舉例指出，深入開展查田運動，因為打擊了封建殘餘，使農民能“迅速地走入經濟建設的戰線上來”；堅決實行勞動法，使工人群眾因生活的改善而“積極地迅速地參加經濟建設事業”；正確地領導選舉運動和檢舉運動，使“我們的政府更有力地領導”經濟工作；開展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至於擴大紅軍的工作對於經濟建設的意義，“那更不待說了”。因此，毛澤東要求，應保持蘇區經濟建設工作與其他工作的密切聯絡，並使這一切條件都積極服務於革命戰爭，以贏得最後的勝利。

最後，克服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毛澤東指出，這種領導方式，或表現為敷衍塞責的怠工，或表現為蠻橫提要求的命令。前者缺乏具體實際的工作方法，後者則缺乏耐心說服，都會導致群眾的反感。相反，要迅速開展經濟建設，就要努力去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做經濟動員的工作，並注意發揮領導幹部的示範作用。因此，各級蘇維埃政府、機關同志和具體工作人員需要深入基層，瞭解群眾的具體訴求。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導方式，毛澤東進行了舉例對比。汀州市政府只管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對於群眾實際存在的“沒有柴燒”“沒有鹽買”“沒有房子住”等實際問題，則“一點也不討論”。結果，工作成績極少。與之相反，長岡鄉和才溪鄉是“真正模範的鄉政府”，他們關心並切實解決了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看到農民的房子被火燒了，“發動群眾捐錢幫助他”；看到有人沒有飯吃，“馬上捐米救濟他們”，等等。因此，他們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績，“擴大紅軍多得很”，“公債也銷得很多”。對此，毛澤東發出號召：“我們要學習長岡鄉、才溪鄉，反對汀州市那樣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者！”

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關於“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思想，為蘇區開展經濟建設提供了行動指南，有助於打破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經濟封鎖，改善蘇區群眾生活，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還為我們黨積累了領導經濟建設工作的豐富經驗。重溫毛澤東關於“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思想，特別是深刻把握蘊含其中的思想方法，對我們更加深入體悟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黨領導人民開展經濟建設的歷程，更好地汲取黨史中的智慧和力量，做好今天的經濟建設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餘守萍，南京曉莊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