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村東頭的春梅喝敵敵畏死了。
彌留之際，她忽然抓著婆婆的手說，“我不想死，我想活”。但短暫清醒後，她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
春梅想不開的原因是丈夫根兒的“杳無音訊”，倆人結婚不到一個月，根兒就去了礦上打工。春梅暈車不能一起去，後來有了女兒，更是整天守在家裡等根兒。
她想念丈夫，讓村裡關係好的、讀多書的作者堂嫂幫忙寫信，但接連寫了兩封，都沒有回信，也聯絡不到丈夫，思念成疾，再加上村裡人風言風語，連婆婆也說她得了花痴。
“對於鄉村人來說，沒什麼事兒，不年不節，又不是春忙秋種，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那絕對是浪費錢。
而情感的交流與表達，更是難以說出口的事情，他們已經訓練出一套壓抑自我的本領，性的問題，身體的問題，那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事情。
中國有幾億這樣的流動大軍，如果要考慮這些小問題，那不是太麻煩了嗎？ ”
春梅死了，依舊沒人回答這個問題，甚至沒有人知道該如何作答。
而這只是《中國在梁莊》裡，作家梁鴻所記錄的其中一個發生在鄉村留守婦女身上的真實故事。
提起鄉村問題，人們的目光多聚焦在身體孱弱，孤苦伶仃的留守老人，以及從小跟父母分離，要早早學著長大的留守兒童。
但實際上，我們常常忽略了另一個弱勢群體——鄉村留守女性。這個群體內心的真實感受，在現代社會發展程序中，一直處於一種失聲狀態。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留守女性的人數日漸增多。
此前中國農業大學一項研究顯示，全國有8700萬農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萬留守婦女。
在丈夫們缺席的時間裡，這些女性要撐起一個家，照顧老人、小孩，甚至負責家裡土地的勞動。她們的身體是艱辛而疲憊的，而最艱難的是她們不被理解，也從未被看到。
現實生活中，有千千萬萬跟春梅一樣的鄉村留守女性，她們面臨著情感上的空虛，一條一眼望到頭的人生軌跡。
出生，出嫁，相夫教子，照顧公婆，好像只要按照這個路線好好活著，無病無災，就能算過得“不錯”了。
而家裡的男性出去打工後，只留下老人、女人和孩子，在缺乏防範的情況下，也引發了一些連帶問題，包括治安隱患。
從1993年到2009年，一名叫戴慶成的男子，在安徽省臨泉縣的鮦城、白廟兩鎮及相鄰的河南省沈丘縣，先後強姦婦女116人，其中未遂38人，搶劫91起（基本與強姦重合），盜竊23起。
而一些媒體對於這起惡劣的強姦案，關注的不是打工潮下農村治安難題，而是，強調“受害者大多沉默”，甚至把發生這麼多起案件的源頭，歸因於留守婦女的愚昧、怯懦、法律意識薄弱，這種譴責讓人心驚。
或許聽起來比較荒誕，但真的有受害女性給自己的丈夫打電話說明了此事，丈夫二話不說，從外地回來，結果是暴打了妻子一頓，然後覺得她不乾淨了，自此以後再沒回過家。
受害女性們，說或不說，身邊的人和環境都沒有給予足夠的保護和尊重。
而那些沒有受害的村民，大機率是表面上痛斥強姦犯，背地裡要傳一些風言風語，說受害者的壞話。
而鄉村中，喜歡傳八卦、潑髒水的又不僅僅是女人，還有一些覬覦留守女人的閒漢、二流子。
既得不到社會和情感的支援，又飽受輿論壓力的鄉村女性的艱難，無人知曉。
電影《系紅褲帶的女人》講述了一個真實事情改編的故事。西南邊陲的大山深處，漂亮的雲秀嫁給了阿旺，阿旺結婚時借了一個村裡二流子張二的錢。
張二催著還錢，想借機接近雲秀。為了早點還賬，阿旺決定去打工，雲秀想讓丈夫放心就係上一根紅褲帶，以表忠貞。
之後，雲秀在家中照顧父母，懷孕後也是如此。在辛苦的時候，是鄰居家的老實男人橋貴幫助了她，在她差點遭到張二強暴時，也是橋貴及時阻止。
但施暴者反咬一口，傳起雲秀和老實男人的壞話。人言可畏，連老實的公公、婆婆都開始懷疑起雲秀，他們都期盼著兒子回來。
八年過去，有人甚至傳言阿旺死了，雲秀一定會改嫁橋貴等等。這期間，張二依舊各種使壞，雲秀想依靠丈夫，但丈夫根本不在身邊。各種事情堆積下，由失望變成絕望，她也發現自己逐漸愛上了別人。
當她對橋貴說出那句“我要跟你過”的時候，是想要勇敢追求新生的，但沒想到八年沒有訊息的丈夫居然回來，而一直恪守著底線的橋貴因“朋友妻，不可欺”不告而別。
電影的結局是雲秀與阿旺離婚，她獨自帶著女兒種蘑菇過活。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電影中反覆出現過的——“我的命怎麼那麼苦啊！”
電影中的紅褲帶
這個故事也體現了鄉村留守女人的困境和難處，她們要做高強度的體力活，還會有很大的精神負擔。缺乏安全感，婚姻也不穩定。
雲秀能夠離婚已經是一種出路，還有一部分沒有生存技能，養不活自己的農村女人，不是不想離婚，而是不敢離婚。
而鄉村留守女性中，還有一類人在日復一日的消耗中，安於現狀，失去了進取心，她們的世界越縮越小，只有眼前的那一方小小天空。
36歲的田嬸子，讀過初中，剛過20歲就嫁了人，婚後生了兩個女兒，現在大女兒15歲，二女兒13歲，孩子住校，週末回家。丈夫在外地當電焊工，一年只回來兩次。
此前，田嬸子也外出務工，但因婆婆前幾年出了車禍，癱瘓在床，她回鄉照顧。丈夫每月寄回生活費，她也在園子裡種些青菜，兩年前，婆婆去世，她終於擁有了一部分私人時間。
而她目前最大的心願是生個兒子，閒暇時就玩手機，看快手，刷抖音，也會跟丈夫影片聊天。
村委會、婦聯都曾找過她，做個辦事員，但她感覺“自己就是個擺設，啥事情都沒做……”，最後，也就不去了。
於是，她的身邊沒有朋友，沒有子女，沒有丈夫，終日為伴的是一部似乎連線著外部廣闊世界的手機，但實際上，她的生活中只有自己。
鄉村留守女性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不安，艱辛，如同一潭死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們的青春、人生就緩緩逝去了。
這種生活的根源，充滿了無力與無奈，而它們恰好是最蹉跎人的地方。
那麼，如何突破困境、改變現狀就成了很多人關心的事情。
50多歲的麻芳英，在快手上直播賣手工藝品，每月還有200多元的額外收入，她獲得了家人所不能給予的成就感。
麻芳英的針織作品
56歲的蘇敏，決定逃開那段丈夫會拿起凳子砸她的婚姻，選擇自駕遊遠離家庭而在網路走紅。
她臉上的笑容變多了，整個人的狀態也變好了，得到了無數網友的關注和鼓勵，還接到了廣告，這樣的蘇敏是閃閃發光的。
最近對我觸動比較大的是，在紀錄片《無窮之路》中看到的一群佤族女性，她們一直生活在雲南阿佤山，佤族是“直過民族”，直接從原始社會過度到現代社會，所以思想很落後。
當地女性地位低下，很多女性連上桌吃飯的權利都沒有。她們也不能出去打工，很多人一輩子也沒看過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讀過初中的葉萍想要改變這種情況。
她想利用孟連位於咖啡黃金種植帶的地理優勢，帶領佤族婦女種植咖啡豆，建立咖啡合作社，“改變我們這一代女性”。
“城市的女人能做到的，我們也照樣能做到，我們也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不要看別人臉色過日子。”
於是，經過10年的辛苦耕耘，葉萍和相信她同村姐妹真的做到了，依靠種植精品咖啡豆，收入增加，家庭地位也得到了提升，她們自己賺錢自己花。
一個曾經連咖啡都不知道是什麼的女人，最後種出的咖啡豆連續三年拿全國性的大獎。
葉萍品嚐咖啡
這種改變無疑是令人振奮的，但改變的過程卻也艱辛、漫長。種咖啡豆的第一年就遇到霜凍，根本沒有什麼收成，第二年又遇到國際咖啡豆市場遭逢低價，接連不斷的打擊，別說靠種咖啡豆賺錢，葉萍反而是貼錢給那些相信自己的農戶。然後自己想辦法提升種植能力和咖啡品種的鑑別。
所以，這條路真的很難。
葉萍和她帶領的鄉村女性，何以堅持了十年？葉萍說，“不是因為希望才堅持，而是咬緊牙關堅持才看到希望。”
《人物》採訪曾經上過《半邊天》節目的鄉村女性劉小樣，她在旁人看來稍稍有些不一樣，“有飯吃、有衣穿就很好？我不滿足這些的。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得到的東西，因為我不能出去……”
20年過去了，我們發現她前後經歷了四次“出走”，但並沒有成功。
去過北京參加節目錄制，去過縣城當售貨員，去過貴州打工，也去過西安跟女兒同住，但她的這些嘗試都沒能幫她抵達那種“充實的生活”，反而開始接受心理治療。
沒有人理解她，丈夫，家人，村裡人等等，全都覺得她是個不找邊際的、異想天開的女人。
我覺得劉小樣，正是那些被困住且想要改變又失敗的代表。
鄉村留守女人的命運，需要從一個個微小的改變開始，去勞動，去賺錢，去改變現狀，去嘗試區別於當下的人生。
但她們的文化程度、生活的環境都限制了部分表達的能力，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城市女性們為自己發聲，卻極少聽到關於她們的內容。
即便有劉小樣這樣的女性，也無力對抗整個結構。因為自主改變是一部分，而其他人的關注與幫助是關鍵的助力，很多困難，需要放在整個時代，去追問社會才能得到解答。
要傾聽，要看見，更要理解和支援。
因為她們，也是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