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蔣介石置艱難達成的抗日統一戰線及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於不顧，悍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共兩黨的對立情緒逐漸加劇，雙方之間信任度減弱，合作抗日的前景不明。
面對此種形勢，毛澤東提出了“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的方針。皖南事變的真相被公諸於世後，立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
中共方面的舉動，贏得了國內外廣大民眾及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同。國民黨強硬派受到了猛烈抨擊，國民黨左派人士，如宋慶齡、柳亞子等人在香港發起抗議運動，並多次致電蔣介石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懸崖勒馬”。
而此時國際局勢也發生了變化，1941年6月德軍進攻蘇聯，宣告了臭名昭著的“蘇德協定”失效，蘇聯加入了抗擊法西斯的陣營中。此時英、美等西方國家，為了打敗意圖與其爭奪霸權而締結同盟的德意日等國，開始緩和與蘇聯的關係。
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使得美國更加堅定了抗擊法西斯的決心。次年初美英蘇等國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陣線正式形成。此時，對中國局勢深有影響的美蘇兩國均不希望國共兩黨關係破裂，而是繼續保持合作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
在此國內外形勢之下，蔣介石明確提出“用政治方法”“解決共黨問題”。並於1942年8月中，約見在重慶負責統戰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表達了希望為解決國內問題而與毛澤東在西安會晤的想法。
雖然毛澤東欣然同意前往談判，但是周恩來則認為時機還不成熟，最終黨中央決定派林彪先行前往與蔣介石會面。
周恩來為何認為當時時機還不成熟？又是為何派林彪作為代表前去和蔣介石談判？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要從當時波雲詭譎的國內外局勢變化講起。
一、國際局勢風雲變幻。
蔣介石一貫喜歡從中蘇關係及國際局勢角度綜合考慮國共關係，當然蘇聯及美國的對華態度直接影響著他對中共的看法。
蘇德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其實，蔣介石一直以來對於蘇聯方面的看法就具有雙重性，全面抗戰爆發後，他一方面希望得到蘇聯在軍備物資等方面的援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擔心蘇聯對日本法西斯妥協並干涉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
與此同時，蘇聯的對華態度、國際以及國內政治局勢都深刻影響著他對蘇聯的心態，因此這種心態是動態的變化的。
在希特勒的鐵蹄踏破波蘭國土前夕，蘇聯就與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求自保，德國閃擊波蘭後，蘇聯隨即展開了對芬蘭的軍事行動，以加強蘇聯的防禦縱深。這些都與斯大林此前積極倡導的與英法等國合作共同遏制法西斯的提議完全相左。
此時的蔣介石對於蘇聯的反法西斯態度是否堅定及政策是否會有變化充滿疑慮，甚至是恐懼。因為這直接影響著蘇聯對日本的態度，國米的高層一直擔憂蘇聯會對日本妥協，尤其是在蘇日簽訂停戰協定後蔣介石的疑慮更加難以消除了。
諾門坎戰役
而在全面抗戰的這四年時間裡，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活動如火如荼，抗日根據地迅猛發展，這使得蔣介石十分忌憚，所以決定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同時實行“剿共”行動，蔣介石甚至錯誤的認為中共的危害要遠遠大於日本法西斯。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國訂立同盟，為了利用中國牽制住野心勃勃的日軍，將其拖滯在遠東地區，英美蘇爭相拉攏蔣介石，並加大了對華援助，這使得蔣介石的雄心和野心進一步膨脹，開始更加肆無忌憚地破壞國共合作。
為了達到反對我黨的目的，蔣介石提出很多無理要求。1940年10月，他強令在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中共方面為了抗日大局屢屢妥協。
提出在皖南的新四軍立即向長江以北轉移，但是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卻遭到了國民黨重兵突襲。我軍奮起反擊，在激戰七晝夜後終因寡不敵眾而慘敗。
這就得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事件發生後，中共方面極為憤慨，但是共產國際為避免因國共關係破裂而影響到國民黨抗日，要求中共方面做出讓步息事寧人。毛澤東雖然對共產國際的態度非常不滿，但是迫於當時國共之間軍事實力上的差距，不得不將之前擬定的政治上、軍事上反攻並舉的方針轉變為採取政治攻勢、軍事守勢的方針。
中共決定動員國內外一切愛國力量共同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惡行。1941年1月20日中央軍委宣佈重建新四軍軍部，並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與此同時，毛澤東透過新華社向全世界揭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並要求嚴懲禍首。
皖南新四軍北移路線
中共方面採取的尖銳對立的政治進攻策略甚有成效。在皖南事變的真相公諸於世後，立即在國內外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蔣介石及國民黨強硬派遭到了許多愛國人士的口誅筆伐。宋慶齡、柳亞子等國民黨左派立即發起抗議活動，並多次致電蔣介石，要求其立即“懸崖勒馬”。
其實，在此抗日戰爭的關鍵時期，美蘇兩國均希望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能暫且擱置國共之間的矛盾，將全部精力完全用於抗擊日寇，這樣就能有效地牽制並消耗日本軍力。
因此，在得知蔣介石公然發動皖南事變後，美蘇立刻表達了不滿。並透過各種渠道要求其立即停止這種必然會削弱中國抗日力量的愚蠢行徑。
蘇聯外交官員立即電令國民政府，希望蔣介石“勿做使敵人快心之事”，並要求其立即“妥善處理”，已達到“不影響抗戰”的目的。
崔可夫
而蘇聯駐華大使則在隨後面見蔣介石，向其轉達了蘇聯政府對此次雙方衝突的關懷，以及對引起內戰、損失抗戰力量的擔憂。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崔可夫則暗示如果國民黨堅持槍口對內，定會影響蘇聯方面對中國提供軍事援助。
而美國政府則更加直接，立即決定暫緩實施此前與蔣介石政府預定的價值5000萬美元的援華物資，並要求即將來華的總統經濟顧問居里切實調查國共雙方發生衝突的具體情況。
隨後，居里向蔣介石轉達了羅斯福總統的口信：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相類者多，相異者少，深盼能排除異見，為抗日戰爭之共同目標加緊團結”。並表示如果中國發生內戰，那必定會“影響其援助中國之熱誠”。
在中共的猛烈政治攻勢及美蘇不斷施壓之下，蔣介石意識到此時的他已經陷入左支右絀的境地。尤其是美蘇兩個國家對於此事的態度如此強硬，使得蔣介石不得不再三斟酌。
羅斯福
因為不論是抗日還是“剿共”，蔣介石都需要兩國的物資援助，一旦美蘇不再與其合作，那就相當於抽掉了他背後的支柱。面對此孤立和被動的局面，蔣介石不得不改變態度，收斂囂張的氣焰。
他在之後召開的參政會演說中無奈表示“保證今後決無剿共的軍事”，並在會後態度極為“誠懇”地向周恩來提出“諸多問題均可提前解決”。自此，國共關係在多方努力之下趨於一定程度的緩和。
而之後的突發事件，讓美蘇兩國更加堅定了聯合全世界一切力量共同抗擊法西斯同盟的決心。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單方面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集結五百多萬兵力對蘇聯展開進攻，蘇德戰爭爆發。
日本偷襲珍珠港
而半年之後，日本偷襲珍珠港，在未經宣戰的情況下對美國發動突然攻擊，如此狂妄舉動令美國社會及人民甚為震怒，尤其是不久之後德意等國也陸續對美宣戰，美國政府不得不放棄一直以來受孤立主義思潮影響而在外交領域採取的“中立”政策，被迫向德意日宣戰。
幾天之後，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冒著冬季大西洋的寒風，航行幾千公里遠赴美洲大陸與羅斯福會面，討論全球局勢。
1942年元旦，《聯合國家共同宣言》正式發表，其要求全球各國集中所有經濟與軍事力量，共同抗擊德意日法西斯，自然也包括當時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政府。
為了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羅斯福曾託人轉告蔣介石，說他希望中國在三年之內不要發生，同時強調美國提供的援華軍火不得用於反內戰。在此背景之下，蔣介石暫時放棄了發動內戰的念頭，開始謀求與中共緩和關係。
《聯合國家共同宣言》
二、國共雙方之間的博弈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不久，一直在蘇聯養傷的林彪啟程回到國內，由於日軍的封鎖，林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費盡一番周折之後終於在1942年1月到達迪化。在途徑西安時，林彪特意與自己在黃埔軍校的學長鬍宗南會面，擔當了一回國共兩黨之間的“親善大使”
7月初，為紀念抗戰五週年，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了“七七”抗戰宣言。其中表示“我們願儘自己的能力來與國民黨當局商討解決過去國共兩黨間的爭論問題，來與國民黨及各抗日黨派商討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及建設戰後新中國的一切有關問題。”
面對中共方面丟擲的橄欖枝，蔣介石在與國民黨高層商議之後，約見了此時在重慶負責統戰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表示希望一個星期後能夠在西安與毛澤東會晤。
“七七”抗戰紀念宣言
周恩來當即電告延安，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他認為蔣介石在“在態度上看不出有何惡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測”。在收到周恩來發來的電報後，毛澤東當即表示願意赴渝與蔣介石展開談判，“將國共根本關係加以改善”。
身在重慶的周恩來經過深思熟慮後回電表示毛澤東遠赴重慶存在風險：蔣介石可能“藉口留毛長期駐渝，不讓回延安”，這種情況對我黨來說損失太大。
為了保險起見也為了能夠表示友好，周恩來建議毛澤東稱病，然後派林彪作為代表赴西安與蔣介石會面。之所以選擇林彪代表毛澤東前往，周恩來有很深的考量。首先，幾年前西安事變後張學良提出親自送委員長回京，臨行前蔣介石再三保證會確保其安全，但是卻出爾發爾將其扣押。
周恩來在重慶
其次則是因為林彪在國共兩黨中的特殊身份。林彪曾在黃埔軍校學習，也就是蔣校長的學生，他對黃埔系向來友好。而且當時毛澤東有意培養林彪，是我黨較為年輕的高階幹部。
另外，林彪當年在黃埔軍校的同窗與校友，現在很多在國民黨軍政中已身居高位，更有利於雙方交流與聯絡感情。更重要的是林彪剛剛由蘇聯回國，而且還曾受到斯大林的親自接見，這段經歷讓他更具號召力，也更有神秘感。
中共中央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給周恩來發去了電報“毛現患感冒，不能起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徵蔣同意。”周恩來隨即向蔣介石轉達此意。
在隨後的兩天時間裡，毛澤東再三思索反覆斟酌後，覺得從目前整個局勢考慮，如果能夠確定蔣介石確實沒有惡意，還是他親自出面比較好。於是在8月19日凌晨給周恩來發去電報表示“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
毛澤東、周恩來在延安
十天之後的8月29日，毛澤東再次提出面見蔣介石：“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候林見蔣後即確定我去時間。”
但是，周恩來國共第一次、第二次合作期間均在國民政府所在地廣州及重慶開展統戰工作，所以與蔣介石接觸較多，也最瞭解他的想法。
周恩來在9月5日給中央的回電中表示：蔣缺乏誠意，“決非民主合作”，“蔣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併即大部消滅。”蔣竭力打擊我黨領導，“尤其對毛”，“包藏禍心”，而且局勢亦“並非對我有利”。
他仍然堅持先由林彪出面會見蔣介石，然後“看蔣的態度和要解決的問題，再定毛是否出來。”最終，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決定先派林彪出面試探。
周恩來與林彪在重慶
三、談判無果亦有收穫
不久之後，國民黨便致函中共中央表示林彪可到西安與蔣介石會面。9月14日從延安啟程前往西安，雖然路途不算遠，但是因為路不好走，汽車又經常出故障，一行人愣是走了三四天才到了西安。
然而此時蔣介石已經因故返回重慶了，他在臨走時託西安行營告知林彪，希望他到重慶面談。
毛澤東囑咐林彪在西安等待，藉此機會與西安各界人士多溝通交流。於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林彪遂在西安住了下來，這段時間裡，他拜訪了很多國民黨高階將領，如李宗仁、胡宗南等，向他們宣傳中共的抗日方針，闡述了國共雙方合作的深遠意義。
在西安小住十幾天後，林彪根據中央指示乘汽車前往重慶，經過一週的長途跋涉，一行人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與等待多時的周恩來等人會合。
毛澤東、周恩來、張治中
按照約定，10月13日，林彪、周恩來在張治中將軍的陪同下，來到蔣介石辦公室。見面之後，林彪很客氣，稱蔣介石為“校長”。首先他轉達了毛主席對蔣介石的問候，並表示這段時間毛澤東身體不好，待日後身體稍好一些，便可親自前來會面。
此次會面大概持續了一個小時，在此期間林彪高度讚揚了國民黨十中全會精神和蔣介石在會上的演講，並表示中共上下均誠心擁護蔣介石為民族領袖。
林彪還提到在國民黨內部有“一部分人總是希望挑起內戰”，並特別指出“中國社會之特點，決不容國內再發生戰爭，否則，必為全國社會之所反對”。
本來一開始蔣介石還饒有興趣地與林彪交談，但是當他聽到“內戰危險”等字眼時，立即變得不耐煩起來。
此時，周恩來敏銳地發現蔣介石一直不停地看自己的手錶，說明他不願意再聽下去了，所以他立即示意林彪停止，雙方的第一次會面就這樣不歡而散了。
陳誠
即使如此，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依舊對林彪在重慶與國民黨各界人士開展會面所取得的的成效很是滿意，因此仍希望親自與蔣介石詳談。並提出讓林彪第二次會面時徵詢蔣介石“關於會面的時間地點等”。
但是周恩來則表示目前工作的重點是與國民黨緩和關係，而不是解決問題。毛澤東考慮之後覺得周恩來的話頗有道理，便同意了。同時他還提出在林彪第二次與蔣介石會面後便起身回延安。
為了給林彪談判創造有利條件，毛澤東於12月1日親筆致函蔣介石，“嗣後如有垂詢，敬乞隨時示知，自當趨轅聆教”，語氣相當誠懇。讀完毛澤東的親筆信後，蔣介石認為中共方面很有誠意，便決定再次約見林彪。
12月16日，林彪再次來到蔣介石辦公室。在此次會談中，蔣介石表達了國民黨對此次談判的誠意，並表示談判不是政治手段。
毛澤東致蔣介石親筆信
而當林彪表示中共方面希望恢復新四軍番號時，蔣介石當即憤怒地表示：“新四軍一不抗日，二系叛軍，我已下令取消了番號，還談它幹什麼？”並表示“今後勿再提新四軍”。
為了緩和此時較為緊張的氣氛，蔣介石接著說道：“因為你是我的學生，所以我有什麼，就跟你說什麼。對別人我就不說了。”此次會面亦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
但是，之後發生的一件事，讓蔣介石更沒有誠意與中共談判了。1943年5月22日，共產國際宣佈解散，訊息一經宣佈，立即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而此時國民黨強硬派又開始作祟，醞釀再一次發動破壞兩黨合作的活動。
然而迫於美蘇的態度，蔣介石認為此時保持國共關係對其有利，於是對中共代表提出的諸多方案均採取拖延的辦法，始終不予理睬。周恩來等人多次展開交涉，但是國民黨卻要求越來越無禮和苛刻，甚至表示中共應放棄軍隊。
共產國際解散
此時林彪覺得對方根本沒有任何談判的誠意，於是提出了返回延安的想法。6月7日蔣介石第三次會見林彪，最後他表示“這次我們的意見未統一，下次再談吧。”自此，為時八個多月的國共談判結束。
此次談判雙方雖未達成任何協議，但也並非全無收穫。在周恩來看來，至少完成了兩個任務，一是緩和了自皖南事變以來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二是國共雙方重開談判之門，表達了各自的和談誠意。
此外，在重慶使得這段時間裡，林彪與很多諸如何應欽、白崇禧、陳誠等國民黨軍政要員展開會面，表達了中共方面的心聲，並深入瞭解了他們的想法，對緩和兩黨關係起到了推動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透過此次會談國共雙方均掌握了對方的底線，為日後毛澤東受邀來渝與蔣介石展開正式會談打下了伏筆、創造了有利條件。
我是史海魅影，關注我歷史點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