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歷來認為自己是炎黃裔胄，黃帝是我們的人文始祖。究竟是不是那樣，從來都不加以深究。可是進入近代以來，這個觀念發生了動搖。當西方列強紛紛侵擾中國時，一些西方學者也忽然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發生了興趣。他們無視中國文明的整體特點，摭拾一鱗半爪隨意比附，說什麼中國文化乃至中國人種是西方起源的，一時間弄得有些中國人也糊里糊塗。不過大多數學者並不相信那些說法，而早先的傳說似也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把許多學者推上了第一線，其間經歷了許多思考和探索。正如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所指出的那樣，人們開始“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注：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一卷自序，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起步的。
用考古來探索中國早期文明是從20年代末開始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對河南安陽殷墟的大規模發掘，揭示了一個商代晚期的都城，伴隨有一個巨大的帝王陵墓區，大量的出土遺物證實商代晚期已經有了高度發達的青銅冶鑄業和成熟的文字體系，已經進入文明時代，但不像是文明的開始。主持安陽發掘的李濟就曾說過：“殷商以前仰韶以後黃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種青銅文化，等於歐洲青銅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國傳統歷史的夏及商的前期。這個文化埋藏在什麼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家的發現；但對於它的存在，我們根據我們考慮各方面事實的結果，卻可以抱十分的信心。”（注：李濟《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年。）李濟的預言到50年代就開始逐步驗證了。從1952年起對鄭州二里崗等處的發掘，不但確定了一個早於殷墟的二里崗文化，而且從1955年開始發現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宏偉的都城遺址，其中包括有多處宮殿基址和鑄銅、制骨、製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儘管它是不是成湯所建的亳都還有不同看法，但說它是一個都城級遺址，並且體現了較高的文明水準，則是沒有爭議的。
商代考古的重大進展以及一系列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發現，特別是龍山文化與商文化內在聯絡的識別，使許多學者堅信中國文明是本土起源的。例如梁思永早在1939年就從十個方面論證了龍山文化與殷文化的密切關係， 明確提出龍山文化是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注： Liang, S.Y.: “The Lungshan Culture: A Prehistoric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Sixth Pacific ScienceCongress, no.4,PP69—79,1939.中譯文載《考古學報》第七冊，1954年。）。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在其所著《最初的文明：關於文明的起源的考古學研究》（注：Glyn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一書中指出中國是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起源地之一。何柄棣從自然生態環境、農業、養畜業、陶器、青銅器、文字和其他方面詳細論證了中原黃土地帶是中國文明乃至整個東方文明的搖籃（注：Ho, Ping—ti, “The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 C. Chicago & Hong Kong. 1975. ）。張光直在其早年的著作中也明確地指出：“中國的文化是一個具有特色的本地產物，是中國人民和他們的環境互相影響的結果。”（注：張光直《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繼續探索》，”Archaeology”，vol. 30, no. 2 & 3, 1977.引文據《考古學參考資料》第一冊20頁，1978年。）事實上，從50年代以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古代文明是本地起源的，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獨自發生的古代文明之一。
但中國古代文明並不是從商代才開始的，因而對於夏代文明的探索一直吸引著許多考古學家。1959年為著尋找夏墟而發現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是一座規模很大的都城級遺址（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5年第5期。）。那裡有大型的宮殿基址和一萬平方米以上的銅器作坊遺址，大家都同意它已進入文明時代，而年代比鄭州商城早。至於早到什麼時候，是夏是商還是前夏後商，長時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1983年在二里頭遺址附近的屍鄉溝，發現一座晚於二里頭而與鄭州商城基本同時的大型城址（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工作隊《偃師商城的初步勘探和發掘》，《考古》1984年第6期。）， 學術界逐漸認識到它的始建可能與商湯滅夏的事件有關，從而二里頭遺址為夏都，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的見解便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鑑於二里頭已有若干用青銅做的兵器、禮器、樂器、工具、用具和裝飾品等，並且有較大的銅器作坊；鄭州商城則有更多、更大、製作也更精良的青銅器和規模更大的銅器作坊，至此李濟關於夏和商代前期為青銅文化的預測便已得到完全的證實。而夏代不僅有青銅器，還有宮殿、宗廟和一系列典章制度，說它屬於文明時代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中國文明的起源似乎還要追溯到更早的時期。
考古發現告訴我們，在二里頭文化之前是中原龍山文化，再以前是仰韶文化，三者在年代上是依次銜接的，中間並沒有什麼缺環。過去以為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後來在龍山文化和中原龍山文化中都發現了不少小件銅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個別遺址中也發現有小銅器或銅器痕跡，說明那時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石器時代，而應該屬於銅石並用時代（注：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是從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的一個時代。這樣二里頭青銅文化的產生也就不顯得那麼突然了。同樣的道理，以二里頭為代表的夏代文明的產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面必然有一個醞釀和逐漸走向文明的過程。從70年代末期以來的一系列考古發現，使這個問題日益明朗起來了。
在中原地區，從1978年開始發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面積達300 萬平方米，那裡的墓葬非常明顯地分為大中小三類（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1期。），其比例大約是1∶10∶90。大墓中隨葬鼉鼓、大石磬、龍紋盤等大量高檔次的物品，說明死者不僅富有，而且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小墓的死者則幾乎一無所有。這種級差明顯反映其社會已經形成為等級分明的金字塔式的結構。1977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崗發現了龍山文化的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979～1980年在同省的淮陽平糧臺又發現一座龍山文化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陽平糧臺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3期。）。兩處城址雖然都很小， 但前者城內有大片夯土基址和用殉人奠基的情況，後者城內有當時少見的全部用土坯砌築的分間式房屋、鍊銅遺蹟和複式地下排水管道等，似乎不是一般的軍事城堡，倒有些像是貴族居住的小型統治中心。這些發現都立即引起了熱烈的討論，有的認為是夏代遺存，有的認為早於夏代。不管怎樣，它們都比二里頭文化為早。因而它們的發現表明在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努力中，又向前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進入80年代以後，重要的發現一個接著一個。已經發掘了多年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到1983年又有新的突破。在一個大型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中，發現了一座特大型的房屋（注：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秦安大地灣901號房址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2期。）。有前堂、後室和東西兩個廂房，僅前堂的面積就超過130平方米， 前面還有很大的廣場。前堂中有直徑超過2.5米的特大型火塘和直徑達90 釐米的頂梁大柱，地面鋪類似於現代水泥的沙漿，牆壁和房頂都抹灰漿。如此規模宏大、設計嚴謹、工藝先進的房屋建築，在以前的仰韶文化遺存中從來沒有見過，顯然不是一般性的公共建築。有人稱之為原始殿堂當不為過。大地灣除這座大型房屋外，還有幾座結構和工藝相似的中型房屋和數百座小型房屋，是明顯高於一般聚落的一處中心聚落。
在遼寧，從1983年開始發掘的凌原牛河梁則是一處大型的貴族墳山和祭祀中心（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8期。）， 屬於紅山文化晚期，與大地灣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的年代相當。那裡有許多巨大的積石冢，每冢有一座主墓，隨葬豬龍等精美的玉器，上面還有一些陪葬的小墓。還有一座“女神廟”，出土了許多女性塑像的殘塊。其中一個人頭跟真人的一般大，形象逼真；另有些耳、鼻和手臂等殘塊竟有真人的三倍大，塑像大小不等表明其地位不同，也許當時在多神中已經產生主神，反映當時的社會已經有等級的差別。郭大順等認為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已進入原始文明階段（注：孫守道、郭大順《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蘇秉琦則認為當時“已經產生了植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注：蘇秉琦《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文物》1986年第8期。）。
稍後不久，長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中也露出了文明的曙光。1986 和1987年，在浙江餘杭縣的良渚遺址群中，先後發掘了反山和瑤山兩處遺址。前者是人工築成的貴族墳山（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 後者原來是建造在小山上的祭壇，後來又改做貴族墓地（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期。）。在這兩處貴族墓地中， 出土了數千件工藝十分精巧的玉器，有的玉器上有近似微雕的王者形象或神徽。1987年底因為擴建公路而在良渚遺址群中間偏西發現一座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臺城”，上面有數萬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推測應該是宮殿或宗廟一類大型禮制性建築的地基。所有這些發現使人有理由推測良渚文化時期已經出現某種政治組織形式，論者多認為當時已進入初級文明社會。張忠培則認為當時已經是文明社會，只是在良渚文化分佈範圍內還沒有形成處於一尊統治的局面，而是被眾多權貴分割統治的若干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注：張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文物》1995年第5期。）。
在長江中游，早在50年代就已發現並且進行過多次發掘的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群，在1990～1991年春進行全面考察時，確定了一個始建於屈家嶺文化而一直沿用至石家河文化中期的古城（注：北京大學考古系等《石家河遺址群調查報告》，四川大學博物館編《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1992年。）。它的面積超過1平方公里， 是已知同時代的許多城址中規模最大的。對於城內外格局和出土遺蹟遺物的分析，使調查者提出了“石家河文明”的概念。在此前後在長江中游還發現了若干屈家嶺文化的古城，規模都不及石家河古城那麼大，看來石家河一帶有可能是整個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區域或最發達的區域。
這些發現自然會引發人們的極大關注，同時激發考古學家們去尋找更多、更早的城址和高等級的大型聚落遺址。據個人不精確的統計，陸續發現的早於二里頭文化的史前城址，1991年以前有20多座，1995年即增加到30多座，至1997年更達40多座，現在已知有50多座了，發現速度是十分迅猛的。這些城址分佈的地域雖然遍及黃河中下游的河南、山東、內蒙古和長江流域的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等省，但還不能說已經非常普遍。一些很有希望的地方如河北、山西、陝西、安徽等省至今還沒有發現。據說江蘇已發現良渚文化的城址，也還沒有得到確認。這些城址的年代大體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少數可能略早於前3000年。鄭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和湖南澧縣城頭山最早一期屬於大溪文化的城址，則已達到或接近於公元前4000年，是現在所知道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過去因為考古工作做得不夠充分，許多東西沒有被發現出來，自然會低估某些考古學文化的發展水平。例如龍山時代的諸考古學文化理應屬於銅石並用時代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石器時代，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在這個時期不但有銅器，還有玉器、漆器、絲綢、象牙雕刻和快輪製作的精美陶器，個別遺址還發現有原始青瓷器（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夏縣東下馮龍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3年第1期。）。在物質文化迅速發展的同時恰巧出現了一批禮制性建築和較大的墓葬。從隨葬品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墓主往往掌握了軍事、宗教等方面的特權和大量財富。事實上這個時期物質文化的最新成就差不多全部為這些新生的權貴所壟斷。權貴們不會滿足於對本族平民的剝奪，在氏族血緣關係還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這種剝奪自然還會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於是他們把目標轉向外部，為著掠奪資源和他人的財富不惜頻繁地發動戰爭。正是在這個時期，專門性武器石鉞等的出現與改進，表明戰爭越來越經常和激烈化了。在這種情況下，發動戰爭的人自己也難免受到強敵的掠奪。為了免受戰爭的慘禍，只好下決心組織大量人力物力來構築防禦工事。於是一大批城址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地拔地而起。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第一批土築或石頭砌築的城址是一種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觀，它好像是歷史長河中一種高聳的里程碑，把野蠻和文明兩個階段清楚地區分開來，中國歷史從此開始了新的篇章。但走向文明應該有一個過程，不是一個早上就能夠從野蠻跨入文明，更不是一下子就能夠達到一般意義上的文明的發展水平。但是無論如何，城址的出現應該視為走向文明的一種最顯著的標誌。
由於考古的發現總是要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過程，人們的認識也會根據考古發現的進展情況而有所調整和深化。在剛剛發現史前城址時，人們雖然會覺得很重要，但在估計其意義時難免有失準確，所以不少學者採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當發現越來越多，時間也越提越早的時候，人們就有可能通盤考慮中國史前文化的發展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社會的，其中史前城址的出現和演變自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早年在討論中國文明起源時，有的學者還提出首先要明白什麼是文明，要弄清楚文明的概念，才可以明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大多數學者不贊成那種從概念出發的思維方式，而主張從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分析。至於文明標誌，不同的學者多有不同的說法，每個地區也可能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注：童恩正《有關文明起源的幾個問題——與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夏鼐先生在論述中國文明的起源時採取了一種非常平實的敘述方法，先從小屯殷墟談起，接著談鄭州商城，然後談二里頭都城遺址（注：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這既反映了中國考古學探索古代文明的歷程，又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幾個主要發展階段。夏先生雖然明確提出都市、文字和青銅器可以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標誌，但是他的主要立論根據卻是上述幾個都城。因為都城是國家物化形式的集中表現，是各種文明因素的總彙。
在夏先生髮表那篇著名文章的時候，中國還只發現了幾座不大的史前城址。所以他認為二里頭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夠得上稱為文明。“如果不是中國文明的開始，也是接近於開始點了。比二里頭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屬於中國的史前時期。”不過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談到：“有人以為‘文明’這一名稱，也可以用低標準來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時代中。不管怎樣，文明是由‘野蠻’的新石器時代的人創造出來的。”（注：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6頁。）這個意見曾經被廣泛接受。在1989年《考古》編輯部召開的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學術座談會上，則把文明要素的起源與文明社會的產生相區別，而究竟是什麼時候進入文明社會，在會上就有不同的意見（注：白雲翔等《中國文明起源座談紀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蘇秉琦先生獨樹一幟。他高屋建瓴，在區系型別學說的基礎上，先後提出了被歸納為多元論的條塊說和滿天星斗說；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種形式：裂變、碰撞與融合，以及文明起源的過程：古文化—古城—古國。與此相關還提出了國家發展的三部曲與三模式。他在最後完成的一部總結性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這些觀點（注：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蘇先生的研究充滿辯證法。他注意到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有相通的一面；中國又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有它自己的許多特點。我們要研究這些特點，才能認清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國人對世界文明史的貢獻。他在研究中國文明發展史時，總是不忘記從960萬平方公里的全域性出發， 同時又充分注意地方的特點。他認為以中國之大和民族、文化之複雜，使它的文明起源不可能是單線條的和單個模式的。所以他在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和國家發展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的時候，認為這一過程在中國的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曾經以不同的方式一再重現過。所以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應該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還有次生型和續生型，最後才形成為現代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他的這一思想在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研究中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蘇先生關於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理論最先是從遼西地區的工作提出來的，當時還不知道有像鄭州西山和澧縣城頭山那樣早的遺址。如果我們根據蘇先生的思路，將現在所知早於二里頭文化的城址和中心級聚落的資料排比一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相當於仰韶文化的廟底溝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等，年代約為公元前4000～前3500年左右。除城頭山外，據說還有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山東陽穀王家莊城（注：張學海《東土古國探索》，《華夏考古》1997年第1期。），但還沒有見到詳細資料。這是城址初現的時期，數量少、規模小，結構上還保留環濠聚落的一些特點。其中城頭山城內有較大的製陶作坊和橢圓形祭壇等遺蹟，說明那裡是一個陶業中心和宗教中心；城內發現的墓葬表明其居民已經有初步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地位的分化（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6期。）。在大汶口文化早期，至少在它的中心大汶口遺址已出現貴族墓和明顯的貧富分化與社會地位分化現象（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續集》，科學出版社，1997年。）。仰韶文化廟底溝期則出現了像陝西華陰西關堡和華縣泉護村等面積達數十萬以至一百多萬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西關堡的白衣彩陶豆和泉護村的黑陶鷹鼎，是別的遺址所不見的精美重器。與此年代差不多的還有安徽含山凌家灘的祭壇與貴族墳山，那裡出土了玉人、玉龜和刻有方位的玉牌等眾多精美玉器。凡此都說明這個時期在一些較發達的文化中心，已經率先邁開了走向文明的堅定步伐。
第二階段相當於仰韶文化後期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紅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等，年代大約為公元前3500～前2600年左右，各地的年代容有一些差別。這是史前城址迅猛發展的時期，公元前3000年以後發展更為迅速。城址的數量大增，有的似有成組和分等級的現象，有的規模也十分可觀。這個時期社會分化的現象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紅山文化晚期看得最為清楚，這幾個文化的資料往往作為文明起源較早的重要證據，對於它們的個案研究也進行得比較深入。這時社會的分層已十分明顯，甚至達到了比較尖銳的程度。儘管文化之間的聯絡、接觸與碰撞大為增加，而各自仍然保持著相當獨特的風格，走著不同的發展道路。按照蘇先生的說法，它們都應該屬於原生型的模式。目前對這個階段的社會性質還有各種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已經進入文明社會，有的則認為還是史前社會。不管怎樣，這個時期已經比第一階段進了一大步，文明化程度更高了，文明社會的色彩更濃了，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第三階段即通常所說的龍山時代，年代約為公元前2600～前2000年。這時長江流域和燕遼地區似乎出現了文化發展的低谷，而黃河流域則更加迅速地發展起來。這一帶全域性性的轉變對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歷史的影響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以至吸引不少學者去探索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只是至今還沒有得出比較滿意的結論。這個時期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遺址也大多見於黃河流域，諸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的王城崗、平糧臺和禹縣瓦店等處，都曾被指認為某某都城，雖然不一定準確，也不失為一種探索的途徑。這個時期的銅器已經比較普遍，製陶業已經從手製為主轉變為輪製為主，建築上大量使用白灰，有些建築用人和牲畜奠基，人祭現象也時有發現，墓葬反映的階級和等級分化更為尖銳。所有證據表明這個時期文明化的程度又提高了一步，也許確實可以看成是文明社會了。由於龍山時代已逼近二里頭文化，而二里頭文化又已被公認為夏文化（注：關於二里頭文化應屬於夏文化，鄒衡先生曾經進行過詳細的論證，見所著《試論夏文化》（載《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年）及其後發表的許多文章。過去一些學者以為二里頭是成湯所居之亳而反對此說。自從1983年於二裡頭遺址附近發現屍鄉溝商城以來，特別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以後，大家已一致同意屍鄉溝商城小城的始建應作為成湯滅夏的一個標誌，從而同意二里頭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所以龍山時代黃河流域的突出發展，就直接為夏商周文明的相繼勃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碳十四所測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左右，總積年僅300年， 比古本《竹書紀年》所說“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覽》卷八二皇王部引）差了許多，起始年代也比一般估計的晚了許多。而中原龍山文化已有許多測年的資料，似不可能比公元前2000年更晚。也許二里頭一期的資料太少，又略有誤差；也許中原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間還有一個小小的缺環，這是需要在今後的工作中著重解決的問題。不論怎樣，龍山時代應該大體上相當於古史傳說的唐堯虞舜時代。根據古文獻的記載，堯舜時代已經是初具規模的朝廷而不是什麼部落聯盟。如果說有一定的聯盟性質，也應該是古國的聯盟，是有政府有元首的聯盟。《墨子》就經常把虞夏商周連稱，孔子也說“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萬章》引述）。所以說龍山時代是文明初期的古國時代也是與古文獻相合的。
在古國時代，各國的關係可能有聯合，有對抗，有徵服，有兼併。其中堯舜的國家可能是勢力較強而為禹及其後人所繼承的。在夏商周時期同樣還有許多中小國家，也是有聯合，有對抗，有徵服，有兼併的。商周都經歷過從部落到國家的的過程，建立國家以後又分別為夏商所兼併。雖然如此，它們都保持著相對獨立的地位，等到逐漸強大起來以後，又反過來滅掉夏、商。這種所謂滅也有點像改朝換代，是地方政權取代中央政權，所以文化上多有繼承，只不過有所損益而已。這是在中原及其周圍發生的事情，也是在古代文獻中記載較多的事情。至於其他地方，也曾經歷了從部落到國家的過程，也建立了許多中小國家，也有自己的文明。近年發現的嶽石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三星堆文化、包括大洋洲大墓在內的吳城文化，以及湖南寧鄉黃材青銅器群所透露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等，就是最有力的證據。這些國家也發生過聯合、對抗、征服和兼併的事情，只不過沒有夏商周勢力發展得那麼大。其中有些勢力也曾與夏商周發生過關係，從而為以後建立秦漢那樣統一的大帝國奠定了基礎。所以講文明起源不能只講到夏代以前，至少要包括夏商周，甚至還要包括周秦以後，因為在邊疆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還在走著從部落到國家的道路，其中有些甚至掌握了全國的政權，以至最後融入偉大的中華民族之中。由於年代較近，相關的文獻記載較多，對它們文明化的過程可以瞭解得比較清楚，對於以前發生的文明化過程還可以有比較研究的價值，所以不可忽視。當然研究的重點還應該放在夏代以前或周秦以前。
回顧過去，對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雖然有70多年的歷史，而進展最快、成績最大，從而引發觀念的轉變，真正切入到問題的實質，則不過是最近20多年的事。現在我們認識到：
一、中國文明的起源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在整個世界的東方，即從印度的馬爾瓦高原向北經過帕米爾高原直到烏拉爾山脈一線以東的廣大地區，中國文明是最先起源，發展水平最高，並且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她強大的生命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二、中國文明的起源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最先發生社會分層和分化，從而邁開走向文明的第一步，當不晚於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前2600年是普遍文明化的過程；公元前2600～前2000年當已初步進入文明社會；夏商周是中國古代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秦漢帝國建立以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而在邊疆的某些少數民族地區仍然經歷著逐步文明化的過程。
三、中國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個狹小的地方，也不是在邊遠地區，而是首先發生在地理位置適中，環境條件也最優越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各地情況不同，文明化的過程也有所不同。它們相互作用，此消彼長，逐漸從多元一體走向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體的多元一統格局，再把周圍地區也帶動起來。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點，也是她之所以具有無窮活力和強大凝聚力，以至成為世界上幾個古老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而得到連續發展的偉大文明的重要原因。
中國古代文明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諸多方面。現在考古學揭示的主要是一個框架結構，具體內容的研究還很不夠。例如對古城的研究看起來很熱鬧，實際內容不多。現在大多數古城僅僅找到一個城圈，城內有什麼建築設施，功能如何？城內和城外的關係如何？是否城都有城牆圍護？如果不一定是，又如何確定城的性質？凡此都要進行系統的考古發掘和深入的研究。僅此一例就可以知道要切實弄清楚中國文明的起源，不是短時期可以奏效的，需要有戰略的眼光進行長期規劃，把重點發掘和普遍勘察結合起來，把田野工作和室內研究結合起來，庶幾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近在一篇短文（注：嚴文明《以考古學為基礎，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第一期，1999年5月。）中指出， 研究古代文明及其起源，需要以考古學為基礎，實行多學科合作，以便進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這既是課題本身的要求，也是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關於考古學研究需要與人類學、民族學和各種自然科學合作已經談論得很多了，這裡不談，不等於說不重要。這裡我想特別強調一下古文字學和古文獻學的重要。因為考古發現的古代遺存，往往涉及到十分廣泛的社會歷史內容，諸如城郭制度、宮廟制度、陵寢制度、棺槨制度、車馬制度、禮器制度乃至各種器物的命名和用途等，都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內容，講文明起源不能不講這些制度的起源，如果不結合古文字和古文獻的研究，這些情況就難以徹底弄清楚。再如某些考古學文化族屬的考訂，某些上古地名特別是一些重要都城的認定等等，無不需要結合古文獻和古文字的研究。有人認為強調與文獻相結合會喪失考古學的特點，不足為法，我卻認為這是中國考古學的特點和優點，必須發揚。如果把握得好，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必將取得更加輝煌的成果！
來源：《文物》1999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