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達拉宮壁畫區域性：多聞天王（財寶天王）
西藏財寶幣“桑久果木”
耿毅
藏曆十六饒迥（甲子）第二十二年土鼠年（1948年），西藏地方政府“扎西電機廠無邊幻化稀有寶藏”首次鑄造“桑久果木”10兩銀幣。
銀幣正面中間圓圈內為雪山獅子圖，在陽光的映照下，一隻雪域雄獅回首而立，前腿下為球狀寶輪，並環有如意綬帶紋飾，背景處為高山流水，下方有浪花水波紋飾，圓圈外環以八等分蓮花瓣狀分隔，每個蓮花瓣內都有藏文，順時針依次排列為“甘、丹、頗、章、卻、列、朗、傑”，意為“甘丹聖殿，戰勝四方”。
背面中間圓圈內有多層寶幢形圖案，彎曲綿延至下方敞口聚寶盆，左右兩邊各有一隻鼬鼠，從口中不斷吐出如意寶珠，散落在聚寶盆中。圓圈內還有藏文“二十二年”字樣和“十兩銀”紀值標示，並與外圍蓮花瓣狀輪廓中的藏文相呼應，漢譯為“政教合一”“十六饒迥”；正背兩面均有珠圈環繞。
從整個幣面圖文設計來看，其融合了多種藏族吉祥紋飾和動物元素，圍繞著藏族人民喜聞樂見的“財寶”主題，如蓮花、勝利寶幢、雄獅、吐寶鼬鼠等圖案，皆源於藏傳佛教中的財神，常被稱作“多聞天王”“財寶天王”“黃財神”等本尊及相關器物。
與以往相比，“桑久果木”圖案元素和形制樣式也都有一定創新，如結合先進的制幣工藝，本可成為藏幣體系中又一經典品種。但遺憾的是從其誕生之初，卻註定淪為藏地通貨膨脹和搜刮民財的歷史見證。有關制幣原料純度的大幅下降和監管懈怠，進一步促使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演變。
有學者曾因此糾結於其貨幣金屬定性，是該歸於低銀銀幣還是鍍銀銅幣？
對此，在扎西機關檔案中有詳細說明，按照初期呈報計劃，本想參照1933年批准所造三兩銀幣初版“桑松果木”的成色標準，即“每二十兩白銀摻銅三兩”，少量摻雜主要為貼補金屬熔鍊中的損耗。而由於當時白銀比價時常波動，清中期以來發行流通的各類高純度銀錢被回熔或輸出境外。市面上流通的各類銅幣形態紛雜，發行過的大量藏鈔紙幣，又缺乏配套的準備金制度和相關物質保障，地區財政長期赤字，僅憑增發幣鈔和不斷提高貨幣面額，顯然難以為繼，也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在“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下，所造新幣既不能純度太高，以免被不法商販及周邊貿易商人兌換輸出，又要顧及市場反應和民眾的接受度，需要重新制定純度摻雜比例，儘可能地提高幣值並降低造幣成本，最終確定製造“每十兩白銀摻紅銅十八兩和黃銅二兩”的銀幣。
這樣的摻雜比例，使得造出的銀幣常常泛有銅色，這對市場接受度及持續發行帶來了風險憂患。考慮到摻銅量較大，不應和已發行的三兩銀幣大小相同（實測31毫米左右），要比三兩銀幣明顯大一些（實測32.5毫米左右），並在錢幣圖文設計上花費心思，選用藏地民眾熟悉和喜愛的財寶題材，採取機制造幣，自藏曆土牛年（1949年）元月上旬開始在全區發行。
其後逐年製造流通，時間跨度從1948～1952年，共有三種基本樣式：
第一種為正面內圈雙日雪山獅子圖，外圈為藏文“甘、丹、頗、章、卻、列、朗、傑”環繞，背面內圈為藏文紀年和紀值，外圈藏文漢譯“政教合一”“十六饒”。
“桑久果木”10兩銀幣，藏曆16-22 （1948年）
第二種正面為日月雪山獅子圖，其他與第一種基本相同。
“桑久果木”10兩銀幣，藏曆16-23 （1949年）
第三種正面也是雙日雪山獅子圖，背面內圈為藏文紀年和紀值，外圈藏文漢譯“謀求福祉、願念迴響”。
“桑久果木”10兩銀幣，藏曆16-24 （1950年）
按不同年份和細節差別，如藏文字型大小寫、紀年末尾數字後有無音節點等，組成以下常見主要版式。
（另有修模及細細目亦會衍生出多種樣式）如：
“桑久果木”10兩銀幣，（1950年）(16)-24/22藏文年份修模
此外，即便同一年份版式的銀幣，實際成色也存在差異，有些能明顯看到幣面泛黃抑或微紅的銅色。在後續造幣過程中，成色也時有起伏，有些甚至遠比發行之初規定的銀銅摻雜比例還要低，在經歷了五個造幣年份後終告結束。
綜上所述，所謂西藏“財寶幣”僅僅只是針對幣圖設計元素和寓意而言，實際反映的是自清中期以來，藏幣由盛到衰的轉變，以及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藏區較紛雜的貨幣形態及嚴峻的通貨膨脹，直到人民幣的介入才逐步安定。作為特定歷史下的產物，它亦是舊奴隸主舊貴族剝削民眾的佐證，是多方利弊權衡下的階段性金融產品。
原文曾刊載於《收藏》2018年2月刊
本文已獲得作者授權樂藝會發布
作者簡介：
耿毅 關注民族傳統文化脈絡傳承，熱心公益事業，多年來專注於西藏地區貨幣文化與藝術領域研究考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