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一天，78歲高齡的梁煥起床，從門外的報箱中抽出了今天的報紙，開始一邊閱讀，一邊吃早飯。這是老人家雷打不動，幾十年的習慣，不過今天不一樣的是，老人家讀著讀著，突然流下了淚水。

坐在飯桌旁的兒子梁仲玉趕忙上前為父親擦拭淚水，他不明白從不輕易掉淚的父親，怎麼看著報紙就能哭出來了。接過今天的報紙，梁仲玉看見今天的報紙的頭條印著“尋訪1953年破獲華南行動的小英雄”的文章。

擦乾淚水後，老人說道：“這麼多年了，我的身份終於可以公開了”。

那麼，梁煥老人的真實身份究竟是什麼？他和報紙上的文章又有著怎樣的關係，為什麼這麼多年，老人要隱瞞身份呢？

秘密受召，梁初特勤

故事的一切，都需要從1949年說起，那個時候新中國剛剛成立，國民黨反動派敗退臺灣，但敵人亡我之心不死，仍舊在臨近臺灣的沿海地區，潛伏了大批的間諜分子，並多次計劃實施對我國的恐怖襲擊。

由於廣東省剛剛解放，而且這片地區距離還沒有迴歸的香港僅一江之隔，再加上當時的香港是由英國統治期間，所有很多歐美間諜和國民黨特務都是從香港進入中國大陸的。彼時，廣東省內部的沿海城市都成為了敵我雙方激戰的範圍。

一方面是敵人不斷地對我們進行滲透，並伺機計劃實施恐怖活動。另一方面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要偵察，找出這些敵人的線索，在他們實施恐怖襲擊之前，將他們抓捕歸案。

當時的深圳市還只是一個小漁村，全村人口不超過5000人，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地方，就成了敵我雙方戰鬥的第一線，只因為該地區有一座不到百米的橋樑羅湖橋，羅湖橋連線著香港新界和深圳羅湖。這裡常年混跡著一批行走在兩地之間的搬運工。

負責在深圳駐紮的是解放軍邊防公安30團，這支部隊主要的工作任務就是偵察敵情，找出國民黨特務和間諜。為完成組織交代的任務，30團的一名叫徐展的參謀提出，主動派出特勤，打入敵人的內部，一舉端掉敵人的團伙。

而特勤的目標，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搬運工的身上，原因有兩點，第一是這群搬運工剛好符合國民黨特務傳遞資訊的需求，第二是搬運工身份普通，沒有軍人和警察身上的氣質，所以不容易被懷疑。

很快，一個名叫梁初的搬運工，進入徐展參謀的視線。梁初是一個搬運工人，但是在解放之前卻是一位受欺壓的老百姓，他的弟弟就因為家窮被賣了出去。直到，解放之後，梁初的家裡面才慢慢過上了好日子。

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徐展發現這個人，是一個完美的特勤種子，一方面梁初機智勇敢，善於臨機應變，符合當特勤的要求，另一方面梁初對我黨有著深厚的感情，不會被敵人策反。於是徐展參謀找上了梁初，並把想讓他當特勤，打入敵人內部的想法告訴了他。

對於能為政府做事，梁初一口答應了下來，他知道他現在能過上好日子，全都靠人民政府的幫助。所以在徐展找到他的時候，梁初沒有半點猶豫，在經過為期三個月的培訓過後，梁初正式成為了30團偵查隊的一名特勤人員，而與他直接聯絡的是徐展參謀，他的其他資訊一律保密，任何人不得查閱。

1953年，經過長期的潛伏觀察，梁初終於找到了一位可疑人物，這個人名叫張福智，據張福智說他是一個在賭場工作的人，但是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經常出現在新界，並和一些內地的搬運工打交道。

很快梁初就把這個人反映給了徐展，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運轉下，徐展很快就確認張福智就是國民黨潛伏在香港特務站的站長。於是，徐展隨即下令，讓梁初主動接近張福智，並且打入敵人內部。

梁初接到任務很迷茫，他不知道該用哪種方式接觸張福智，畢竟張福智是職業特務出身，梁初貿然接近，必定會引起他的警覺。巧合的是，張福智此時正準備招納新人手，而梁初就是他看中的目標之一。

兩人在雙方都有意的接觸下，很快就成為了朋友。一天張福智主動找到了來香港搬運貨物的梁初，並對梁初說道：“你這天天搬貨，能掙幾個錢，累死累活的，到了晚年肯定會的一身病”

梁初很快就聽懂了，張福智準備拉攏他，於是連忙接話道：“是啊，我也是這麼覺得，可是我也沒有什麼發財的門道，不幹這個，能幹什麼啊。”

張福智說：“你要是信得過我，我倒有一個掙錢的門道”

梁初詢問道：“信得過，信得過，我要錢沒錢的，你能騙我什麼，莫不是騙我這個大活人，你快說說，是什麼賺錢的門道。”

張福智回答道：“是走私相機的生意，現在兩地隔開了，你把東西從我們這邊弄回去，肯定能賺不少錢，不過就是有點風險，萬一被抓了，可是要坐牢的。”

梁初說：“沒事，我現在窮得叮噹響，哪還管得了那些。”

之後的幾個月裡，梁初和張福智就開始幹起了走私相機的生意。時間一久，張福智就對梁初放下了戒心，並主動向梁初表明身份，並要求梁初加入，告訴梁初只要好好幹，黨國是不會虧待他的。

在梁初答應加入香港特務站後，張福智還特地帶著梁初接受了一次美國中情局的考察，事後美國人向張福智表示，梁初可以信任，張福智才徹底相信梁初的身份。

多年後，據梁初回憶，國民黨特務接頭訊號就是在廣州文德路的一個固定房屋上面放上一塊磚，這表示“有情報要交流”，如果同意見面，就在這面磚的旁邊再放上一塊磚，就可以了。

1954年，建國五週年之際，國民黨特務想在國慶節前，對廣州的重要地點和政府機關實行爆破恐怖襲擊，並取名為“華南行動”。為此，張福智特地讓梁初攜帶妻兒走私六枚美製TNT海綿炸彈，並且為可防止梁初走漏訊息，張福智說道：“你可小心點，一旦訊息走漏了，你的妻兒身上可都是炸彈，小心被炸死了”

梁初表示：“絕對不會的，你放心，我幹這事情都這麼多回了，你還擔心我洩漏訊息？”

一方面梁初向張福智保證一定會把炸彈按時交給接頭人手中，另一方面梁初立刻向徐展參謀報告此事，在拿到炸彈以後，梁初立刻將其送至廣州市公安局，並由專業人士對炸彈進行了排爆手術，防止炸彈被引爆。

隨後梁初又把已經不會爆炸的啞彈移交給了前來接應的國民黨特務手中，公安機關根據梁初的整個過程，一口氣掃蕩了國民黨特務團伙，並抓捕了25名特務人員。

至此新中國第一大案順利告破，國民黨反動派的華南行動，也因為特務團伙被一鍋端而結束。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葉劍英元帥還對參與破案的公安機關予以嘉獎，並舉辦了盛大的慶功宴會。

事後，辦案人員該升官的升官，該嘉獎的嘉獎，唯獨功勞最大的梁初，沒有任何收穫，反倒是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上出現了他的名字，被告人梁初成為了坦白從寬的特務，免於刑事處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有功之臣為何反倒成為被告了呢？

背上罵名，改名梁煥

原來是公安機關害怕梁初被報復，所以對他的臥底行為實行了保持，並且安排法院出具了一份判決書，給國民黨反對派上演了一出假戲。事實上，雖然公安機關公佈了抓捕梁初，但是梁初本人一直在家中待著，沒有參與任何審判。

隨後，公安機關將梁初一家從深圳集體轉移到廣州，併為他安排了一個新的身份，從那天起，梁初就改名叫了梁煥，組織上還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和住房。並要求他繼續潛伏，直到有新的任務為止。

憑藉著新身份，梁煥又過了一段時間的平凡生活，現在的他是一名公交車司機。半年以後，廣州市公安局的聯絡人員發生了變化，一位叫陳凡姑娘接替了徐展參謀的位職，並且為梁煥帶來了一個新的任務。

任務的目標恰好就是梁煥同事的舅舅。前一陣子，這位同事的舅舅從香港回來，根據廣州公安機關的排查，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國民黨特務，為此上級領導希望梁煥用國民黨特務的手段，試試這個人，如果可以的話，最好跟他接上頭，瞭解他此行的目地。

在接受任務後，梁煥先是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接觸同事的舅舅，在確定對方的特務身份後，然後在套出對方的來意後，聯合公安機關再次抓捕了敵人。

由於梁煥再次幹回了老本行，他既要白天開公交車，還要晚上跟特務接頭，好不容易閒下來，還需要跟陳凡傳遞情報，時間一久，梁煥就有的吃不消了。

再加上工作期間，梁煥經常三天兩頭的請假，他無法跟領導解釋自己去幹什麼了，領導不喜歡這種“偷奸耍滑”的員工，於是只能想著辦法折騰梁煥，先是安排他到偏遠地區上班，再讓梁煥經常跑夜班。這一來二去的，梁煥的身體吃不消，心靈上也無處訴苦，最後索性就把工作辭了，專心幹起了地下工作。

正所謂，人在河邊走，哪有不溼鞋的道理，1956年，梁煥在最後一次執行任務的時候，和兩位國民黨特務在街頭碰見了老鄉，老鄉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叫出來“梁初”的名字，兩位國民黨特務立即發現了梁煥有問題。當即，兩位國民黨特務就試圖殺死梁煥，可是卻被早已在附近埋伏的公安制止了。

守秘多年，終見清白

自從這次身份暴露，梁煥的任務就暫停了下來，組織對他唯一的要求就是進入潛伏狀態，等待下一步指令。

這一等就是等了四十多年，梁煥雖然在廣州市公安局的機密檔案中是一名特勤，但是在明面上的身份確實一名反革命分子，曾經從事過國民黨特務工作。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梁煥的子女們，除了大兒子早年入黨，其餘的子女全部受他的影響，無法入黨，更無法從軍從政，生活受到了很大影響。

1999年，梁煥在看到報紙上的文章後，迫切地希望組織上能夠在他臨終前證明他的身份，他不想在死後還要揹負反革命分子的罵名了。對此曾經引導梁煥入職特勤的徐展參謀也站了出來，表示願意為梁煥證明身份。

當政府得知後，展示出了對此事的高度重視，一方面徹查為何梁煥多年以來沒有等來新的指令，另一方面要求廣州市法院複查梁煥的身份，換老人家一個清白。

最終在2002年，廣州市人民法院撤消了對梁煥的審判，並恢復了老人的名譽，這份遲來的四十八年的清白和公正，終於到來了。

而關於梁煥為何多年來沒有得到新指令處於長期潛伏的問題，經組織上的調查，發現梁煥的上級聯絡人陳凡,因患病常年臥床，喪失了語言和記憶能力，根本無法跟梁煥傳遞資訊，所以導致梁煥一直處於潛伏狀態。

正義也許會遲到，但正義永遠不會缺席，老人家用自己的一生向黨和國家證明了，他對國家的熱愛，他無私地奉獻著自己，只希望國家更加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