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光來了”，1988年末，日本女星工藤靜香的巧克力廣告因為這句詞被禁播，因為來的不是一道光。轉年1月，裕仁天皇病重離世，那時的東京掛滿白色燈籠，還沒有人知道這是奇蹟落幕的訊號。
1964年東京奧運會後，昭和奇蹟啟幕，豐沛的勞動力、充足的幹勁，一切如火如荼，人們對未來充滿嚮往。幾十年後，接力棒換人，新世代的年輕人走上舞臺，相似的面孔下，衝勁卻所剩無幾。如被稱為“日本戰略之父”的大前研一所言，丟擲再多的資金也無法被這個“低慾望社會”吸收了。
欣欣向榮
在2013年的申奧演講上，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描繪了他記憶中的奧運會：放飛的上千只白鴿、5架噴氣飛機在藍天中描繪出的五環，“這一切都讓只有10歲的我感到無比震撼”。
作為團塊世代的一員，出生於1954年的安倍晉三沒有誇張。日本作家堺屋太一用“團塊世代”這個詞來定義日本的戰後嬰兒潮，他們出生於1946-1954年間，“為了改善生活而默默地辛勤勞動，緊密地聚在一起，支撐著日本社會和經濟”。
資料顯示，1947-1949年間，日本共出生了806萬人口，超過當時總人口的1/10，之後幾年，每年保持著160餘萬的人口增幅。
1979年，安倍晉三從美國歸來，進入株式會社神戶制鋼所任職。與他同時，數百萬接受完義務教育的團塊世代逐步走入社會，湧入就業前景好的東京、大阪等大城市，被稱為“集體就業”。
那是日本經濟的黃金時代。1960年，池田勇人政府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規定10年內（1961-1969）日本國民收入翻一番，工人工資也將增加一倍，農業人口的大部分將被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吸收。
小說《坂上之雲》是當時日本年輕人的真實寫照：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成熟起來的這一代人，進入公司後，都是以能夠成為公司高層主管或領導者為目標，不顧一切地拼命工作，而且堅信這進而也直接關聯到日本這個國家的發展和經濟增長。
在他們的努力下，7年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前完成。1973年，日本基本實現工業現代化，成為僅次於美蘇的世界經濟大國。在造船、無線電收音機、彩色電視機等主要工業品產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位，汽車、電子計算機、石油製品等則排名第二。
與此同時，豐厚的回報也讓年輕人們鼓足幹勁。1970-1990年間，日本的人均GDP從2萬美元線性上漲至3.8萬美元；1985-1992年間，日本企業員工的平均工資從450萬日元漲至650萬日元。
一切都看起來欣欣向榮。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會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胡澎指出，“1964年奧運會前後，整個日本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日本經濟正處於高速發展時期，基建、消費蒸蒸日上，申奧成功對民眾的自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振奮作用，民眾對奧運會是很期待的”。
一蹶不振
“日本的年輕人，將會走向更高更遠的世界。”申奧演講的最後，安倍晉三丟擲了這樣的厚望，希望新一屆奧運會能復刻昭和中後期的奇蹟。
安倍晉三說這話的時候，日本已經度過了“失去的二十年”，本該加速開往平成的高速列車，被高溫過後的泡沫阻滯了。廣場協議簽署兩年後，日元升值了100%，到1989年，日本土地資產總額約為2000萬億日元，是美國土地資產的四倍。
平成二年，也就是1990年，日本股市開始傾瀉，之後房地產倒下，企業破產。1993年，日本減少了13萬個崗位，六成企業減少了應屆生校招，日產汽車關停神奈川工廠並削減5000人，日本航空請求3000名35歲至55歲的中層主動辭職。
資料顯示，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的高增長期間，日本的年平均名義GDP增長率約15％，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約為10％。而在平成時代，名義GDP增長率平均為1.1％。
多米諾骨牌倒在市場上，更倒在人們心裡。也是從那個時候起，一路攀升的生育率進入了下滑通道，自1996年起，日本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也隨之開始負增長。
2016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數首次低於100萬，2019年跌破90萬，到2020年則跌破了85萬，為84萬，降到85萬以下的時間比厚生勞動省預計的提前了4年，2020年出生率為1.34，連續5年下跌；同時，人口自然減少人數為53.18萬人，創13年來的最大降幅，減少速度加快。
胡澎坦言，現在日本經濟不溫不火、長期低迷，這對民眾的心理和生活的影響很大，包括收入、消費各方面，民眾沒有感受到生活往上走的趨勢，再加上少子化、老齡化，導致整個社會消費低迷、缺少活力。因此，原本日本政府決定申辦奧運會，是希望從經濟和民心兩方面，為失去希望、心理消極的民眾打一針強心劑，重拾信心和夢想。
無慾無求
少子化的背後，泡沫經濟破滅的後遺症正在發威。
“更可悲的是日本的年輕人。因為對老年生活感到不安，他們從30歲開始就拼命存錢，不買房買車，也不想結婚，過著無慾無求的低慾望生活。”在《低慾望社會》一書中，大前研一總結道。
一天睡16小時，沒朋友，沒工作，沒有固定收入，活動範圍僅限於單間公寓，對3米外的事物不感興趣……紀錄片《歡迎加入日本廢柴協會》跟蹤了日本蟄居族的生活，“就像倉鼠愛它的籠子，沒有籠子，倉鼠會不知所措”。
2019年，日本內閣府釋出了一份調查，40-64歲的“蟄居族”達到61.3萬人，而一份《兒童白皮書》則披露15-39歲的蟄居族人口在54.1萬人以上，合計115.4萬人。
低慾望就像是昭和陽光普照之後的陰影，令日本社會陷入不結婚、不生育、不消費的危機，在大前研一看來，這是“物慾和發跡欲消失的世代”，與他們一同到來的是日本消費市場的長期寒流。
目前日本國內的空置房已超過850萬棟，佔日本房屋總數的13.6%。距離東京市中心約兩小時車程的奧多摩町有500多棟空置房屋，為了解決這批房屋的處置問題，奧多摩町開始為房產持有人和有意租借或購買空置房的民眾牽線搭橋，低價出售甚至免費轉讓。
從經濟，到人口，到民心，日本彷彿步入了某種停滯狀態。這一問題，安倍經濟學也沒能解決，在大前研一看來，如今的日本，即便向市場丟擲再多的資金，都無法被“低慾望社會”吸收，根本原因在於“對將來的不安”。
因此，即便沒有疫情，對於此次奧運會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季風並不樂觀。
“此次奧運會與1964年相比，社會經濟背景完全不一樣”，張季風分析稱，當時是奧運景氣，給日本經濟帶來的刺激作用較大。而現在，首先從勞動力來看，日本當下老齡化少子化問題嚴重，勞動力出現根本性短缺。資金方面，國民儲蓄率近年來一直較低，2013年幾乎是負增長，雖然疫情暴發後，個人儲蓄稍有增加，但與當時20%、30%的資料相比，並不算很高。
張季風進一步指出，除了勞動力短缺，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也給社會保障體系帶來了一系列負擔，創造財富的人口減少，享受財富的人增加，社會撫養負擔加重，這與1964年的社會人口結構也完全不一樣。
“而從需求側看來，1964年奧運會時期培養了巨大的市場，但現在日本國內消費市場完全飽和，要進一步開拓比較困難。”張季風分析稱。
“事態嚴重，可謂國難。”2019年底談及低生育率危機，膝下無子女的安倍晉三曾這樣強調。根據日本官方最新的人口預測，日本人口預計將從2010年的1.28億減少到2060年的8700萬，而年齡在65歲及以上的老齡人口約佔40%。
更無奈的是，這個問題目前看來是無解狀態。
胡澎坦言，“對於日本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我們也做過一些研究和調研，發現日本現在陷入了一種無解的狀態，政府其實推出了很多措施，比如社群綜合養老體系的建設，但要改變趨勢極其困難。戰後日本出現了一波嬰兒潮，現在這一批嬰兒潮下的人口集中步入老齡化，再加上人均壽命的提高，以及少子化因素的疊加，年輕人觀念改變不願生孩子，而缺乏年輕人作為補充，這種老齡化的程度很難緩解”。
北京商報記者 湯藝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