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黃仁宇先生的作品《萬曆十五年》是大學時，讀完後覺得是部驚為天人的神作，而今步入社會多年，看了更多關於明朝歷史的書籍後，對黃先生這部作品的敬仰之情有所減退，沒有了驚為天人的感嘆，但不得不承認黃先生這部作品開創了散文化論述中國歷史的先河，這種散文化描述歷史的方式使得原本生硬的歷史變得異常鮮活，黃仁宇先生細膩的文筆給讀者提供了一種舒適、暢快的閱讀體驗，使得《萬曆十五年》這部書成為黃仁宇先生最出名的作品。
黃先生在《萬曆十五年》裡選擇了萬曆皇帝朱翊鈞、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重要的人物作為1587年的切面，用他的大歷史觀，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分析了大明王朝從興盛走向衰頹的原因，在他看來明朝從盛到衰是運用儒家思想以德治國，以道德代替法制，缺乏所謂的“數字化管理”限制了社會發展。他在書中末段寫道：“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黃先生的論述很精彩，描述也很生動，但我覺得他分析明朝衰亡的原因太過於技術化和表面化，有些蜻蜓點水的感覺。他用結果推論過程的方法，用西方歷史觀和西方歷史發展的走向建構了他的大歷史觀，用他的大歷史觀來解構明朝的歷史，這種橫向比較固然沒錯，但他似乎忽視了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因地域不同而導致民族性和文明性的不同，陸地內斂型守土文明和海洋外放型擴張文明必然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必然導致歷史走向過程的不同。這注定了他對明朝歷史的解構是遵循西方歷史發展的脈絡，是用結果推論過程的解構，雖然這種解構具有所謂的“普世價值”，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咋一看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卻有失偏頗。就當時整個世界來看，所謂文藝復興並未讓西方社會擺脫神學籠罩下的陰影，並未讓人看到後來法國大革命提倡的民主、自由價值的影子，就當時西方社會結構而言，西方社會各階層間的流動依舊是凝固的，爵位仍舊是世襲的，下層社會的人根本就沒有向上層社會流動的可能性，相對於明朝文官體制更加落後，明朝的科舉制度至少給下層社會的人提供了一種向上層社會流動的可能性，而且這種流動顯而易見在當時是充滿正能量的，為社會各階層和諧共處提供了牢靠的基礎。
從明朝政府執行來看，明朝的內閣制到明仁宗、明宣宗時期得到很大的發展，明朝中葉，內閣的權力駕馭在六部之上，內閣成為皇帝和群臣之間的緩衝區，嘉靖皇帝和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他們不見內閣大臣，不理朝政，他們透過與內閣，特別是內閣首輔的溝通來管理整個國家，統籌協調朝政，整個國家機器可以依靠一班內閣大臣和一整套政務流程維持正常運轉。明朝政府的整個運轉機制可以說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明朝沒有遇到小冰河時期無法抗拒的天災，也許不會被外來的滿族滅掉，或是崇禎皇帝朱由校不那麼剛愎自用，意氣用事的自殺，明朝未失去主星骨，吳三桂很可能不會降清而是在山海關抵擋住滿清，吳三桂麾下關寧鐵騎的戰鬥力仍舊是相當強悍的，如果明朝不被滅掉很有可能因為商業的發達，市井階層進一步擴大，導致資本主義快速發展，走向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道路。從史書上看就萬曆年間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坊規模，僱傭勞力數量都遠在西方之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資本主義道路因明朝的滅亡而喪失了機會，當然歷史沒有如果，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推論，明朝確實亡了，到清朝時，每個皇帝都緊抓皇權，鞏固皇權，自雍正成立軍機處後，內閣徹底淪為擺設，文官集團不復存在，官員徹底淪為皇帝的“家奴”，再加上對內鉗制思想的恐怖文字獄、對外閉關鎖國的政策最終導致天朝思想越來越僵化，政治制度越來越保守老舊，離資本主義也就越來越遠了。
退一步說，就算承認這種用結果推論過程的解構有價值，但他對明朝社會的解構充其量也只是在對上層官僚體系和上層意識形態的解構，黃先生似乎忽視了中國底層世俗文化創造模糊概念的能力，忽視了中國底層世俗文化善於在“黑白間”遊離創造“潛文化”並形成所謂的“潛規則”。黃先生在書中認為，明朝廷重農輕商，抑制商業，儒教思想成為限制創造力的牢籠。但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明朝會出現滿足市民階層休閒文化需求的神魔小說、公案小說。如果商業經濟不發達，城市裡沒有市民階層，那麼這樣消遣式的文化消費品為什麼會產生？為什麼《金瓶梅》這樣“天理即是人慾”的 “世情小說”會在明朝出現，這樣的小說完全和當時上層統治階級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慾”的儒家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的。為什麼打破宋明理學藩籬的“心學”會出現在明朝，並且有那麼強的生命力，以至於幾百年後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心學”為解放思想的武器，透過上述幾個史實，我們應該看到明朝政府對民間意識形態的控制力是不足的，明文規定和實際運作之間存在很大的落差，思想上對民眾的束縛相對清朝來說弱很多。只是在依法治國上，從古至今都缺乏法治成長的文化基因和社會環境，直到現在這個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明朝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也就很正常了，這個問題並非明朝衰敗乃至滅亡的原因。
有人會說明朝錦衣衛監視官員和人民，實際上錦衣衛是皇權制約文官集團權力的工具，其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監督官員，處理牽扯朝廷官員的大案，並直接向皇帝彙報辦案的情況。另外錦衣衛還有收集軍情、策反敵將和安保工作。錦衣衛除在明朝洪武年間、天啟年間特別兇悍外，在其他大多數時期的規規矩矩，恪守本職做好情報工作和國家領導人的保衛工作，並未做出什麼特別出格的事情。明成祖設立東廠後，錦衣衛權力受到東廠的制約，明朝末年錦衣衛的權力被東廠的權力超越，從原本的平級關係演變成上下級關係，權力進一步喪失。對明朝政府的影響力越來越小，有人說明朝宦官專政太過嚴重，實際上明朝宦官的權力並未達到漢唐朝時可以擁立皇帝的程度，明朝宦官的權力是很大程度上是依附在皇權上的，縱觀明朝歷史再怎麼厲害的宦官只要皇帝要動手立馬就可以拿掉他的權力。所以在明朝宦官只是一種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同錦衣衛制度設計一樣是為了制衡日益膨脹的文官集團的權力，但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存在巨大的缺陷，當皇帝把皇權握得不怎麼緊時，宦官集團會竊取部分皇權，導致宦官集團權力大於文官集團的權力，這種權力失衡使得文官集團被打壓，導致政局動盪。當東廠的權力超越錦衣衛後，原本比較平衡的明朝朝廷權力結構被完全打破，最終出現了以魏忠賢為首，權傾朝野的閹黨。雖然如此，但皇帝一旦加強皇權，收回被竊取的部分皇權，閹黨也就灰飛煙滅了，明朝權力結構便再次達到平衡。後來崇禎廢掉東廠，限制宦官權力，文官集團東林黨獨大，排除異己，明朝朝廷權力結構再次被打破，東林黨架空皇帝，左右明朝對內對外政策，可以說東林黨黨爭之禍遠勝於閹黨，某種意義上說明朝亡在東林黨手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包括後來的南明弘光朝廷亦是如此。
綜上可以看出，《萬曆十五年》試圖自圓其說，用大歷史觀來結構明朝歷史，雖然提供了另一個角度來看明朝，但這樣的解構有太多作者的主觀臆測，其引用的史料又都是選擇性的，缺乏客觀的分析，給人隔靴搔癢的感覺，也就很難講透明朝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