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門立雪名公多（上）——《判詞經典》之二十五

朱門立雪名公多（上）

——《判詞經典》之二十五

這篇朱門立雪，是要說說朱熹和他的弟子，他們當中頗有幾個很會寫判詞的。日本歷史學家小島毅在《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一書中就這樣說過：

《清明集》所收判詞的作者們，也就是“名公”們中的很多人都是朱子學派的人物。開頭三篇文章（不是判詞，而是對官吏的告誡）的作者就是那位真德秀；接著上場的蔡杭，全書收錄他的判詞超過七十篇，自祖父以來他們家三代連續師事朱熹。由此可見，本書的編者應該是屬於朱子學系統的人物，由此體現的就是他們的地方統治的理想形態。

朱門立雪的標題，當然是從程門立雪套用而來的。程門，說的是北宋時伊川人程頤，他和他的哥哥程顥並稱“二程”，均是道學（即理學）的創始人。大程二程學問難分伯仲，但個人性格卻迥然不同，據二程的弟子講，程顥饒有風趣，程頤“直是謹嚴”，也難怪程門立雪的故事發生在程頤身上。傳說是，弟子楊時來洛中向程頤問學，雖然年已四十，但“事伊川愈恭”。“一日見頤，頤偶螟坐，時與遊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楊時是二程很看重的弟子，當他學成返鄉時，程顥曾道：“吾道南矣！”後人對楊時推崇，還因為“楊時三傳而有朱子”。朱熹雖說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但也是以傳承二程思想為己任的。他不僅為二程編次《程氏遺書》和《伊洛淵源錄》，《近思錄》也多采周張二程四家。他曾說：“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這是《濂溪先生像贊》中的話。濂溪先生又是誰呢？他是二程的老師，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所以我們在講朱熹和他的弟子之前，不妨先講講他這位老師的老師。

周敦頤是與王安石同時代的人，比安石長四歲，據說，安石提點江東刑獄時，與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朱熹《周敦頤事狀》雲：“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敦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敦頤。”黃庭堅曾經這樣評價周敦頤的為人：“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友人潘興嗣嘗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

蘇東坡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周敦頤最重要的著作並不是《愛蓮說》，而是《太極圖》。朱熹曾說：“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陳亮則說：“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了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決也。”周敦頤正是以太極本體論奠定了“道學宗主”“理學開山”的地位，“播天下，傳後世，如此其大”；“若夫愛蓮有說，吟詠有作，及古今人之頌揚而贈及其後裔者，乃其芳中之餘芳。”《宋史·道學傳序》這樣評價周敦頤之“上繼往聖，下啟後儒”之功：

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

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

清光緒年間賀瑞麟作《周子全書序》，則以這樣一段文字開端：

孔孟而後，千有餘年，聖人之道不傳。道非不傳也，以無傳道之人耳。漢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韓子，皆不足與傳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續其統，後世無異詞焉。

這樣一位聖人級的大儒，其實還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法官。《宋史·道學傳·周敦頤傳》這樣記載他的折獄功夫：

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因此兩案，周敦頤名聲大噪，以至於在他知南昌時，“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胥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後來，他還獲任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可惜的是，“未及盡其所為，而君已病矣”；更可惜的是，他的判詞也一篇都未能留下。朱熹晚年弟子、官至禮部侍郎的度正，生於周敦頤曾經為官的合州，他當年就曾試圖搜求他的書判，可惜片紙未得。他在《書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後》中是這樣說的：

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搜求其當世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

周敦頤史稱宋代五子之首，經張載、程顥、程頤，到朱熹時完成了中國古典哲學的偉大復興。黃榦曾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我們無意闡述朱熹的道學思想，單表他的法律生涯和司法理念。英國傳教士卜道成曾經這樣描述周敦頤：“與政府官員的工作相比，他更在意的身份是一名道德教師和一個學派的開創者。”朱熹也是這樣，一生都在“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因此“辭官文字甚多”，“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雖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但孝宗皇帝卻曾留下“朱熹政事卻有可觀”的評價。《宋史》本傳還說：“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蕭然。朱熹在知南康、漳州、潭州以及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等任上，處理過不少獄訟，例如知漳州時，因為民間訟爭紛紛，案件積壓如山，提刑司狀下如雨，朱熹剛到漳州，一下子就判了二百四十三道詞狀。

關於朱熹的執法，“普遍印象，以為朱子執法太嚴”。朱熹亦自認：“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陸象山亦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那麼，南康時期的“嚴”是怎樣一種情形呢？朱熹在《語類》中是這樣回憶的：“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録。晚過廨舍。知録雲，‘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栲掠也。遂將吏人並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雲，‘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繫，豈可寬馳？若雲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

其實，朱熹“嚴”的名聲，還不是始於知南康軍時，在他初入仕途、擔任同安縣主簿時，就已露端倪。據明代蔣一葵《堯山堂外記》載，同安流傳著一則朱熹處理民田爭訟的佚事：

文公為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道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

束景南在《朱子大傳》中評論道：“用地理風水詛咒富家的強力奪田自不免軟弱可笑，但他終身敢於不惜丟官犯上抗命，嚴懲豪強勢力的飛揚跋扈，已經在同安初仕中初露鋒芒了。”

因“嚴”而引禍上身，以至於成為一大罪狀的，還是發生在朱熹二入湖湘，出任荊湖南路安撫使期間。慶元黨禁中，胡紘上劾章指控朱熹：“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對於這一事件，宋代吳子良著《林下偶談》有較詳細的描述：

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為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才畢，而登極赦至。翁恐赦至而大惡脫網也。

同治七年刊本《長沙縣誌》也沿襲了這一記載。但據束景南考證，《林下偶談》的故事不過是從胡紘的劾章附會而來。朱熹自己在《語類》中曾談到這事的來龍去脈：

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兇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

束景南認為，朱熹斬殺的是一些“平白地打殺人不問”的兇惡之徒，而且，朝廷早就有規定，凡遇大赦，“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所以，朱熹明知大赦天下而仍公然提斬兇囚，並沒有違反朝廷規定，也沒有必要偷偷藏匿赦書斬囚。束景南的辯白不乏愛屋及烏、為賢者諱的色彩。其實，朱熹的“嚴”是擺在那裡的，是他自己都承認甚至極力鼓吹的。不僅沒必要掩飾，甚至都有認真挖掘梳理一番的必要。

人們常說，“為政以德”，還是“唯治為法”，實乃儒家與法家的分水嶺。崇禮而視法為末節，似乎是儒家的代表性主張。但事實上，早在孔子的時候，對於寬猛相濟就已經給予了肯認。《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了鄭國國相子產的一則故事，據說這也是寬猛相濟原則的最早出處：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當聽聞子產死的時候，孔子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他對於子產的寬猛相濟論也做了一番闡發：

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朱熹的發展，在於修正了孔子的“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而是主張“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史家指出，此說“似有意提高禮、刑關係中刑的地位”。他強調：“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又說：“聖人為天下，何曾廢刑政來！”雖說朱熹是儒家的巨擘，但他的“刑以止刑”思想與法家的申韓倒是異曲同工，例如《商君書》就雲：“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朱熹的這一思想也與周敦頤一脈相承。周子在《通書·刑第三十六》中曾說：“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西方研究者顯然也注意到這種儒中有法、外儒內法的現象，例如美國學者卜德與莫里斯在《中華帝國的法律》一書中就指出：

然而，在漢代取得獨尊的儒家卻是一個折中主義的思想體系——它廣泛吸取了與其相對立的其他學派的思想，其中也包括法家的思想。因此，法家學派的消失，並不表示法家的理論和作用也隨之徹底消亡。相反，法家思想繼續對漢代及以後各代的政治思想和經濟理論產生影響。

為什麼主張“以嚴為本”？朱熹在不同場合做過許多解釋。首先，嚴是為了“闢以止闢”。朱熹說：“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又說：“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於五刑以弼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闢以止闢’。雖曰殺人，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恐懼，陷於法者愈眾；雖曰仁之，適以害之。”其次，嚴是對無辜良民負責。他說：“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無辜。是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計也。”

至於“以寬濟之”，首先，體現在“臨民以寬”。余英時曾說：“理學家在朝廷則念念不忘‘得君行道’，在地方則往往強調‘澤及細民’。”這話總結得很到位。朱熹有一句名言：“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而欲使百姓“寬一分”，則必要有嚴的另一面，否則只會“長奸惠惡”，最後遭殃的還是百姓。其次，則體現在“恤刑”。既然刑罰嚴酷，則不可不慎，所以周敦頤就曾說：“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朱熹也認為，“恤刑”的目的是避免司法枉濫，所以要求“疑罪從輕”，應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但這並不意味著一概從輕。無原則地一味從輕，就是“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換句話說：“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為惡爾”。

朱熹曾經這樣評價周敦頤：“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朱熹自己也是以此為理想，他在任湖南安撫期間，舉薦治才的標準就是“嚴恕”並備，例如他這樣稱道邵州守潘燾：

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飭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為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囂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圄屢空。

他又將“精密嚴恕”做過進一步分解，那就是：“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這話是講給辛棄疾的。按照陳亮的說法，朱熹與辛棄疾堪稱南渡之後的“雙子星座”，一個是“人中之龍”，一個是“文中之虎”。朱熹與辛棄疾也確實志向相同，命運相近，相交既久，相見亦深。淳熙七年冬，江西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擔負救荒使命的安撫使辛棄疾貼出八字榜文：“劫禾者斬，閉糶者配！”朱熹聽聞，深表欽佩。當辛棄疾一度被罷官閒居時，朱熹為他憤憤不平：“辛幼安是個人才，豈有使不得之理！”朱熹死後，辛棄疾哭得最為真摯悲痛：“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紹熙三年春，在家閒居十年的辛棄疾被朝廷起用為福建提刑，一到福建就向朱熹問政，朱熹就對他說了前面那三句話。這既是對辛棄疾的忠告，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李廣宇丨編輯：李璇 林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