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奇
1940年10月，平禹縣分開，平原縣建立了縣（工）委、縣政府和縣大隊。為了鞏固、擴大以平原八區張士府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冀南行署第七專署從各縣抽調幹部到平原工作。這年秋末的一個夜晚，我在七專署秘書主任王亦山同志的陪同下，來到洪溝河西的麻家寨住下。第二天找到縣長王其元同志，他向我介紹了七區的情況，交待了應注意的問題。從此，我接替了商樹華同志的職務，擔任了平原縣七區區長。
當時平原七區的範圍，大致是西起平（原）陵（縣）公路，東至洪溝河西岸，北起陵縣邊界，南到平原城至何家寺的公路，共有七十多個村莊。區政府除我之外，還有副區長竇相臣和兩、三名助理；區中隊有兩個班，約二十人（槍）。為便於開展工作，對區中隊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由我兼任隊長，鄭吉祥（外號鄭大個）為副隊長，我武裝力量除區中隊外，平原縣大隊和魯北支隊二營也經常在七、八區活動。當時七區及其附近的日偽據點北有平陵公路西側的郝家廟（現屬坊子鄉）據點，駐有日軍一個小隊十來個人，偽警察三十多人，加上偽軍共百餘人；西有倉上（現屬坊子鄉）據點，駐有日偽軍近二百人；南有七、九區交界處安設的雞鳴寺（現屬前曹鎮）據點，駐有偽軍一個小隊，約三、四十人。七區處在上述三個據點的包圍之中。另外，八區的馬腰務據點，九區的何家寺據點以及陵縣的鳳凰店據點雖距七區較遠，但日偽兵力較強，也對我七區抗日活動構成較大威脅。七區的西鄰六區，土匪成群，夜聚明散，殺人劫舍，無惡不作，經常竄入七區騷擾，鬧得群眾不得安寧。基於上述情況，為了站穩腳跟，開啟局面，我們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認真執行了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以武裝鬥爭為手段，在敵人眼皮底下靈活機動地和日寇偽雜展開了頑強的鬥爭。
抗日根據地民兵武裝
（一）
六區土匪活動猖獗，危害甚大，群眾對其恨之入骨。為了保證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區政府決定發動群眾到其經常活動的紅廟（現屬坊子鄉）剿匪。周圍群眾得知這一訊息後，奮起響應。很快有二百多名民兵，手持土槍、大刀片、紅纓槍、手榴彈等，聚集在李天棟村。我和副區長竇相臣看了深受感動，隨即確定由區中隊配合，兵分三路，經倉上、時莊，坊子向紅廟進軍。進村後，經過搜尋未找到土匪，剛一出村往回走，村中暗藏的土匪向我們打起了槍；聽到槍響，返回村裡，仍然找不到土匪，出村後又聽到鳴槍，再跑步返回村中，還是未找到土匪。這時氣得大家直喊：“有種的真刀真槍地玩玩，藏在背後打冷槍，算什麼玩藝兒！”也有的說：“有血性的中國人去打日本鬼子，糟踏老百姓算什麼英雄好漢！”這樣三進三出紅廟，折騰了三四個小時，終未見到土匪的蹤影。回來後，透過總結經驗教訓，同志們一致認為，剿匪也和其他抗日工作一樣必須充分發動群眾，瞭解情況，建立耳目，只有形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才能使土匪無藏身之地。這次剿匪雖未達到目的，但充分顯示了群眾的力量。從此，土匪再也不敢來七區搶劫了，就是郝廟據點的日偽軍看到群眾在公路上過往，也不敢輕易出來騷擾。經過我們的一段工作，特別是透過紅廟剿匪，進一步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抗日熱情，各項抗日活動隨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我們依靠群眾經常深入敵後，破公路，割電線，搞宣傳，一時間鬧得敵人不得安寧。一次，我和兩個戰士頭戴破草帽，身穿破衣衫，化裝成趕集的農民到平原城東北五里屯附近偵察敵情。那天，烈日當空，驕陽似火，大片大片的莊稼耷拉著腦袋。我們在公路上邊走邊觀察，衣服都被汗水溼透了。走到八里園（現屬平原鎮）附近，忽然前面來了一個騎腳踏車的人，只見那人戴著禮帽，穿著綢子衣裳，把車子蹬得飛快。我們判斷他必是敵人偵探，隨即埋伏在公路兩邊，等其來到我們跟前，三人一擁而上，把那個傢伙打倒在地，迅速繳了他的槍，他的車子倒在路邊，後輪還在飛快地轉動著。我們押著俘虜向村裡走去。剛走到村口，約一個班的偽軍騎著腳踏車從倉上據點方向過來。那傢伙看到這種情況，趁我們不注意，邊喊邊向村外跑去，我朝他打了一槍，也沒有打中。偽軍聽到喊聲和槍聲，放下車子向我們包抄過來，子彈不斷在我們身邊飛過。我一看情況不妙，立即命令通訊員張鴻雁騎著腳踏車回區中隊報告，我和另一名戰士邊打邊沿交通溝撤退。敵人追趕了一會兒怕中埋伏，沒敢再追，等我區中隊趕到，他們撒開丫子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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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1年夏季的一天，我區中隊駐紮在張辛莊。這天我們得知敵人要來該村催糧，決定趁機打他個埋伏，給不斷出來搶糧、催款的偽軍一點顏色瞧瞧。上午十點多鐘，三十多名偽軍騎著腳踏車從倉上據點竄出，直撲張辛莊而來。我命令一個班隱蔽在村裡正面迎擊敵人；另一個班向村西頭運動，以斷其後路。偽軍一進村，我們便發起了攻擊，因我向村西運動的一個班還沒有到位，使走在後面的偽軍騎車跑掉了。已進村的偽軍，這時已發現我們向村西運動，怕被包圍不敢抵抗，丟掉腳踏車向南逃走，這次戰鬥繳獲腳踏車十五輛。後來，偽軍派人聯絡，要求用子彈換回，因為當時我軍經常打游擊，車子不便使用，經縣領導同意，用這些腳踏車換得兩千五百多發子彈。從此以後，偽軍龜縮在據點裡，再也不敢輕易出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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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上大雁南飛，地下衰草連片，轉眼到了這年的深秋。一天，我區中隊駐在劉智毛莊。為防敵人偷襲，一早我就派出偵察員到古樓店、小戴莊一帶偵察（後得知我偵察員被敵堵截，不能及時返回），戰士們有的在院子裡擦拭武器，有的幫老百姓幹活。一會兒來了一個偽軍偵探，說今天沒有情況，說完，他就走了，因為過去常利用偽軍偵探給我們送情報所以這次也沒有在意。不料，上午九點多鐘，哨兵氣喘吁吁地跑來報告說，西面和西北面道溝內發現敵人，正向劉智毛逼進。情況危急，不容猶豫。我們決定留一個班阻擊敵人，待區政府人員撤出後再走。佈置完畢，我便帶領區政府人員和區中隊其他戰士順去王牌莊的交通溝迅速撤退。當我們行至距王牌莊五十米左右時，突然出現了許多敵人向我們猛烈開火，區政府通訊員張鴻雁隨即倒在血泊裡，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我區中隊戰士滿腔憤怒，英勇還擊，子彈飛蝗般射向敵人，枚枚手榴彈在敵群中開花，情況更加危急。恰巧這時，敵人的機槍卡了殼，我抓住這個機會，命令戰士連續投了一陣手榴彈，趁著滾滾濃煙和滿天塵土，飛速向南順交通溝撤至王功臣莊，在王功臣莊稍事休整，又沿洪溝河向南轉移到了胡屯，幾股敵軍到劉智毛撲了一個空，便返回了郝家廟據點。這次戰鬥，部隊的情緒受到了一定影響。事後，我們透過認真總結這次戰鬥失利的教訓，進一步認識到在敵人眼皮底下活動，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準確地掌握敵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同時也認識到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如果忽視了對戰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就難以使部隊保持高昂的戰鬥熱情。後來，我透過到各村做工作，深入發動群眾，妥善安置烈士家屬，經常對戰士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不僅部隊情緒很快穩定下來，並有許多青年踴躍參加抗日，區中隊很快擴充到六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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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勝利，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因此，我們認真貫徹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我們的武裝力量為基礎，依靠和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分化、瓦解頑固勢力，根據統戰物件的具體情況，因人制宜，區別對待，從而取得了明顯成效。
士紳名流，重感情，講義氣，愛面子和榮譽，有較多的財產和較高的社會地位，處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情抗日。但要他們參加革命，存有怕傾家蕩產、怕殺頭喪命等種種顧慮。我們對這些人採取了既聯合又鬥爭的方式，對他們曉以民族大義，認清形勢，向我黨靠攏。如張辛莊的西醫大夫張祥雲經教育表示願意為抗日出力，他不斷給我們買藥品，還特意買了一個手術箱送到軍區，後勤部衛生科科長王法曾同志看了非常高興，他說：“這可好了，今後有了手術箱和手術鋸不知要減少傷員多少痛苦（因為當時傷病員截肢用拉木頭的鋸）！”總之，我們對上層人士由於採取鬥爭和教育相結合的方法，從而在平原七區最大限度的孤立了敵人，壯大了自己。
在統戰物件中，還有一些人靠封建迷信拉攏了一幫人，如將其正確引導，也可發揮一定的作用。當時，紅槍會在平原七區較為普遍，是具有一定影響的道會門組織，雖帶有較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其頭目經過我們的教育和爭取，參加了不少抗日活動，其中在發動群眾進行聯防活動中，紅槍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一些土雜武裝，只要他不反對抗日，不禍害百姓，也是我們團結的物件，後來透過我們的不斷工作，為抗日救國做了不少好事。
另外，對偽軍人員我們也區別對待，那些因生活所迫、圖混碗飯而當偽軍的窮人，是我們教育、爭取的重點；對那些不務正業、想當官發財的人，教育他們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要給鬼子當炮灰；而對極少數死心塌地為日寇賣命的鐵桿漢奸，則給予嚴厲懲處。透過一系列工作，郝廟、倉上、雞鳴寺據點的偽軍中，都有人同我們聯絡。他們給我們送情報，幫助我們到平原城買藥品、紙張，甚至還代我們購買彈藥等。小戴莊一個關係同陵縣偽軍掛鉤，從日軍伙伕手中買到三八式大蓋槍和子彈。1941年夏天，我區中隊利用青紗帳，白天越過平原城至何家寺的公路到雞鳴寺據點南小崔莊活動，在村中抓住了偽區公所劉區長的護兵，繳獲了一支二把匣槍，對他進行教育後，將其釋放，讓他轉告劉區長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要做壞事，破壞抗日工作。後來，這位劉區長派人送信聯絡，並送來一件雨衣，表示人在曹營心在漢，一定積極支援抗日工作。他的那位護兵在我們的教育下，棄暗投明參加了我八路軍地方部隊。
這段經歷，雖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但每當回憶起來，我的心情就格外激動。那片熱土，常常勾起我的思緒，那裡的人民，永遠值得我懷念。
陳玉奇，原名劉長城，1919年生，臨邑縣林子鎮劉雙廟人，1938年 3月入伍，1939年入黨。抗戰期間歷任八路軍永興支隊戰士，陵縣五區 “動委會”組織科長，陵縣農會組織部長，陵縣四區、二區、八區、平原 七區區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匡五縣大隊副大隊長，二軍分割槽十三團三 營、二營、一營政治教導員；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二十八軍政治部宣傳科 長，八十i師二四八團政委；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福建省j明 市化工機械廠黨委副書記，中共福建省紀委委員、三明地區紀委副書記 等職務；1983年3月離職休養。2003年1 1月8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