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化門東醉別時，主人折贈最高枝。船開酒醒潞河遠，回頭煙樹漫參差。”這首元代楊柳詞，生動描繪了文人南下、親友于大都齊化門外接酒餞別的場景。
齊化門即現在的朝陽門，始建於元初，本是元大都的東南門。明初北京城門有重大變動，而齊化門則繼續沿用，成為北京東部兩門中最重要的城門。正統年間增建箭樓、甕城、閘樓，更加壯麗巍峨，又易名為朝陽門，但民間仍多俗稱為齊化門。
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每年需要的大量糧食物資，主要仰仗沿運河北上的江南漕運。朝陽門直抵京東水陸交匯的通州，成為漕糧入京最為便捷的通道，並因此發展成為商業貿易、文化交流以及民俗信仰的勝地，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圖》上的朝陽門圖（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漕運糧門 食貨都會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朝陽門是漕糧進入京城的必經之地，在元、明、清三代均佔有重要地位。江南漕糧由水路匯運至通州以後，大部分從朝陽門進城，再轉運至城內各倉儲存、發放，朝陽門遂有京城“糧門”的美譽。老北京更口耳相傳，朝陽門券洞內的石刻穀穗，就是該門歷代相傳的鎮門之寶。
以此之故，元、明、清維繫京師安危的糧倉，也以朝陽門附近為多。沿至清代，朝陽門以北建有北新倉、海運倉、富新倉、南新倉等大型糧倉，用於儲存軍民用糧。朝陽門以南則在元代太倉的基礎上建造了祿米倉，專門儲存京城百官的俸米。
據清末《天咫偶聞》記載，京倉發放的祿米多紅朽變色，俗稱“老米”“紫米”，但顯貴人家卻“以紫色米為尚”。可見漕糧對民眾生活的重要影響。至今沿用的海運倉衚衕、倉南胡同、祿米倉衚衕等地名，也充分反映了漕糧濟京的悠久歷史。以海運倉、祿米倉為代表的京倉遺蹟，更匯融漕運史、倉儲史、城市史於一體，成為古都北京具有代表意義的文物建築。
朝陽門內外的商業貿易，亦伴隨漕運的興盛而繁榮。據《元史•食貨志》記載，“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
明、清兩代，更是如此。元、明、清三代北京商業中心由城北向城東南、再向南城轉移的歷史過程，就與漕船停泊地點的變遷有著密切關係。而作為水陸交衝的朝陽門，則始終位於漕船往來的關鍵地段，其商業氛圍亦長盛不衰。
早在元代，多數民用物資與商人來到大都城下後，只能在近城的東門外卸船、登岸。齊化門關廂很快發展為“南貨”的集散與交易地。
《析津志》有載，元人沿海道北抵通州，一般在齊化門外居止,“趨之者如歸”，漕運歲儲也多在此交易。因而齊化門附近商貿繁榮，“居民殷實”，成為大都最重要的商貿區之一。
門內十字街以東的車市、門外東嶽行宮附近的香燭酒紙市，尤為著名。時人在《日出齊化門》詩中說道：“都城萬井煙，沃盥整衣裳。納履戒車馬，出入紛倉皇。”可以想見齊化門內外人來人往的繁榮景象。
歷明至清，朝陽門內外的商業持續相沿。明代《二刻拍案驚奇》一書中描述有人於朝陽門外“鬧熱衚衕，只揀可口的魚肉犖餚、榛松細果，買了偌多，撮弄得齊齊整整”，就是商業繁華的寫照。
清人借漕糧入城之便，又在朝陽門內大街開設大量售賣米麵的店鋪，著名的店鋪就有義和店、義盛隆、永昌店、晉源店等十多家，吸引了全市居民的目光。往西靠近東四牌樓即元代十字街附近，又有著名的京城“四大恆”，即控制北京金融市場的恆興號、恆利號、恆和號、恆源號四大錢莊。再往西為豬市大街，分佈有豬店、豬肉鋪數十家，整日買賣興隆。豬市大街以北的隆福寺，更自明代中期以來，就已成為北京重要的商業中心。
朝陽門熙熙攘攘的人流、絡繹不絕的貨運，亦使其往東的大道，成為攸關京師生計的“國東門孔道”。自元代以來，不斷整建擴建。清代雍正年間，又花費白銀三十多萬兩，改建為寬敞平坦的石道。其後繼續修葺的乾隆帝，也強調江南漕糧、百貨抵達通州，多“舍舟遵陸，徑趨朝陽門”，以儘快入城。朝陽門作為“國東門，既食貨交會”的特殊地位，進一步凸顯。
1902年，朝陽門城樓西面（城裡），庚子之變後城樓已顯破敗，脊吻、小跑和木圍欄等構件已掉光，不久將獲得徹底修繕（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迎來送往 文化交融
元代大運河開鑿後，從朝陽門出城東赴通州、天津，再乘船南下，成為官紳士民前往江南最便捷的選擇。江南人北赴京師，也以此路線最為方便。朝陽門遂成都城民眾迎來送往的必經之地。
前引元人在齊化門外聚會餞別的竹枝詞，即是一例。據《元史》記載，皇慶三年（公元1314 年），年過六十的文學家程鉅夫辭歸，元仁宗特地“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於齊化門外，給驛南還”。這既是大都民風民俗的具體反映，也成為元廷給予年邁老臣的特殊禮遇。
這一文化傳統，在明清兩代數百年間經久未衰。清初翰林院檢討毛奇齡就以好友赴杭州任職，招集京城文友，“餞之朝陽門外”。從明代楊士奇《南歸紀行錄》記錄的細節，更可感受朝陽門對於都城民眾特殊的文化意義。
楊士奇（公元1366－1444年），江西泰和縣人，明代前期著名輔佐大臣，與楊榮、楊溥並稱“三楊”。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年過七十的楊士奇獲准回鄉掃墓，次年返京，來往均由朝陽門。
楊士奇上朝告辭時，公侯、大臣知其即將離京，當即邀約在朝陽門外行祖餞禮。祖餞為古代隆重的餞行儀式，即在祭祀路神後設宴送行。楊士奇再三懇辭，眾人答應不再舉行祖餞禮。但次日離京之際，雖然寒風冷冽，眾同官仍與姻戚鄉親一道，將楊士奇“送出朝陽門”。少數摯友則與其子侄等人，一直送到通州船上。
次年楊士奇返京，在通州登岸陸行。內閣學士聞訊，先集於朝陽門外東嶽廟迎接，其老親鄰居亦聚此相見。由此可見，當時京城迎送，一般以朝陽門為標誌。少數至親密友，再遠至通州的運河碼頭。
數百年間，難以計數的親友透過朝陽門迎來送往，盤桓流連。由此留下的人文佳話，也成為朝陽門獨特的人文風景。明人吳儼在送友詩中，專門提到“朝陽門不比春明，別遠無過是兩京”，又稱“冠蓋幾人來送別，獨予南望不勝情”。
春明門為長安外城的東門，兩京即唐代的都城長安和洛陽。吳儼借用詩人劉禹錫送行的名句“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渲染自己對友人南下的依依不捨。
楊士奇返京時遙望城門，也即興作《早發通州望朝陽門》一詩，內稱“滄海熹微曙色紅，露華清溢萬年松。君王正御蓬萊殿，鐘鼓聲高出九重”，表達其抵達京外、行將面君的興奮心情。清代毛奇齡則在詩中高歌：“幽蘭在谷芝在田，謝家子弟多名賢。朝陽門外騎馬去，為汝一停豬市間。”詩人呼朋喚友、亟待出城馳騁放飛的迫切心情，亦躍然紙上。
朝陽門外亮麗的自然風光與人文景緻，為京城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內涵。
元代齊化門外杏花稱於一時，時稱“群公賦詩張燕，極為盛事”，有詩為記：“上東門外杏花開，千樹紅雲繞石臺。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詩中所說的上東門即齊化門，奎章虞閣老指的是“元儒四大家”之一、也是元代中期的文壇盟主虞集。虞集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返鄉後成為文人賦閒的典範。
明清時勢轉移，朝陽門外杏花盛景不再，但清代趙執信東出朝陽門，一方面慶幸“不因出郭了公事，當與野色終相違”，同時也感嘆“人情厭常每易動，微官竊祿難肯歸？”學術大家錢大昕返鄉，亦作詩稱“竊比奎章虞閣老，在朝應制又歸田”。兩人均在詩中提及元代大儒虞集，可見其文化影響之深遠。
1906年，朝陽門南面甕城外護城河全貌，庚子之變塌毀的箭樓已重建完成，城樓和甕城也已整修一新（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東嶽祈福 元君佑生
在京城的民俗信仰版圖上，朝陽門也佔有重要地位。元代太廟在朝陽門內以北，是統治者認同中原文化傳統的重要標誌，對元代政治變遷及國家禮制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明代中期又在朝陽門外興建日壇，成為都城重要的“四郊壇”之一。
每屆春分，或帝王親駕，或遣官攝祭，大隊人馬從朝陽門出城祭祀，成為京師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當然對北京民俗影響最大的，則是始於元代的東嶽廟。
朝鮮使臣曾將東嶽廟與朝陽門相提並論，謂“輝輝東嶽廟，揭揭朝陽樓”。東嶽廟始於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倡建者為元代歷仕五朝、領導大都玄教40多年的大宗師張留孫，後經其徒吳全節在至治年間（公元1321－1323年）完成。元仁宗賜名“東嶽仁聖宮”，明代改稱東嶽廟，成為正一派在京師的代表宮觀，也是華北地區最大的正一道觀。
道教認為泰山為五嶽之宗，東嶽大帝主掌靈魂生死及富貴貧賤，因此東嶽廟建成後，很快成為大都民俗信仰的重地。元代《析津志》有記，每年三月前後，“傾城士庶、官員、諸色婦人”競相行香，“車馬填街”。朝陽門內外買賣繁盛，尤以與廟會有關的花果、餅食、酒飯、香紙最多，“填塞街道”。二十八日東嶽大帝聖誕日，內外居民又“以水流道”，將從皇宮降下的“御香”奉迎至東嶽廟。各項民俗活動，也達到“人神同娛”的高潮。
朝陽門外東嶽廟前面的牌坊（微信公眾號“北京日報舊京圖說”）
明代東嶽廟增設地獄七十二司，在京城的影響進一步擴大。隨著碧霞元君在北方的興起，東嶽廟又成為民眾奉祀碧霞元君的祖廟。碧霞元君是明清兩代影響最大的女神之一，尤以“送子佑生”的神通，受到京城民眾的尊崇，朝陽門在京城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
明代東嶽廟設有“國醮”，帝王祭祀日壇及藩王前赴封國，亦從朝陽門出城。清代東嶽誕辰，朝廷均派官致祭。帝后“萬壽”生日，亦派大臣焚香禮拜。東嶽廟以“三多”即神像多、楹聯多、碑刻多著稱，可以滿足民眾多方面的需求。每年三月，祈福、還願、踏春的香客遊人絡繹不絕，甚至遠方來客、國外使臣亦受感染。朝鮮使臣在《燕行錄》中盛稱“焚香禮拜人爭集”，同時感嘆“普天香火競趨東”。
朝陽門外東嶽廟會包含娛神、商貿、遊樂、交往等多方面的內容，數百年間長盛不衰。廟會重頭戲為每年舉行的大帝“出巡”，即將東嶽聖像從廟內請出，抬進朝陽門後再沿主要街道巡遊，以象徵東嶽大帝親臨凡間，降福懲惡。所經之處，“婦女滿樓，士商滿坊肆，行者滿路”，充分反映出朝陽門、東嶽廟與整個京城之間的神聖聯絡。
總之，自元代以來，東嶽廟成為北京重要的民俗信仰中心之一。而這與朝陽門地處漕運孔道，以及由此而來的商貿繁榮、文化交流，有著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密切關係。三者共同涵養了朝陽門內外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作者：鄭永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前線》雜誌2021年第9期，原標題“漕運孔道朝陽門”
責任編輯：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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