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機已到？| 石油大戰⑥

文 | 湯雨 趙榮美 王進

2020年6月發表的《石油大戰④：化危為機？》一文中，彙集了過去50年來著名的三次石油價格暴漲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八次全球經濟衰退、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導致的原油需求暴跌，以及引發的產油國與需求國之間的明爭暗鬥。

2020年1-4月，WIT歷史性地出現“負油價”。新冠疫情引發全球需求萎縮，而俄羅斯與沙特等產油國在聯合減產談判上發生分歧，歐佩克+成員國紛紛宣佈降價增產。很快，特朗普政府介入，並與沙特及俄羅斯二大巨頭達成相關減產協議，石油價格隨即反彈，後續基本在每桶30-40美元之間波動，動態均衡維持到特朗普卸任。

隨著拜登民主黨執政，油價一路高企，9個月後，油價已經超出每桶80美元，大有繼續上漲趨勢。

《石油大戰⑤：江山已變？》一文中認為，特朗普時代的“石油大戰”主戰場，已經進入拜登“碳排放大戰”的新時代。

新冠疫情引發了全球危機，雖然看到了曙光，但疫情尚在，危機未走。2021年以來，“石油大戰”、“碳排放大戰”疊加全球傳統能源價格暴漲，以及美國為首的貨幣超發、債務膨脹等，是否將引發又一場全球風暴，急劇惡化尚未挺過去的全球危機？

一、全球經濟危機已到？

疫情爆發以來，全球能源因有意或無意的人為操縱，供給不足，價格暴漲，引發大宗商品大漲，疊加疫情導致產業鏈惡化，美元放水帶來全球通漲，亂象頻發，全球經濟危機近在眼前。

全球能源價格暴漲

當前，全球三大化石能源價格不斷重新整理記錄，尤其是天然氣，價格一騎絕塵。

截至10月5日，全球原油價格的主要參考物布倫特原油與WTI原油分別收82.59美元/桶、79美元/桶，均創近七年來最高值，月平均價格較疫情期間低點上漲超3倍。

天然氣價格淡季已然不淡，旺季更甚。荷蘭TTF期貨價格已達到1.2美元/立方米，較去年低點上漲超過30倍；亞洲JKM現貨基準價格達到34.47美元/MMBtu（接近1.05萬元/噸），較去年低點上漲近18倍。美國儘管已實現能源獨立，甚至開始出口天然氣，但其NYMEX天然氣近月合約也一度突破6.3美元/MMBtu，同比上漲超過2倍。

作為煤炭的主要消費國與生產國，中國動力煤期貨已超過1400元/噸；亞洲基準價格的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動力煤升至203.2美元/噸，是去年年初的4倍，均創歷史新高。

大宗商品一路走高

以化石燃料為原材料的石化產品，以及加工過程須消耗大量能源的銅、鋁、鋼鐵等大宗商品也隨之大漲，在能源供應危機暫時得不到緩解的恐慌情緒下，金融投機者在期貨市場推波助瀾，進一步推高大宗商品價格。

供應鏈條不斷惡化

大宗商品作為初級原材料，價格沿產業鏈不斷傳導，但傳導需要一定時間。受疫情影響，貨運碼頭擁塞不堪，國際航運物流“一櫃難求”，更是拉長傳導週期，加劇下游企業風險。

若未在期貨市場進行套保操作，早期簽訂的供貨合約必使企業陷入困境，輕則虧損負債，重則停工倒閉。長此以往，現有全球化供應格局或面臨崩潰。

美元放水全球通脹

能源價格上漲，生產成本增加，通脹無可避免。生活成本的提高會使部分家庭陷入貧困，誘發社會動盪，“黃馬甲”及茶黨運動隨時可能重演。

英國央行已經發出警告，受能源價格衝擊，預計到2021年年底，英國通脹率將超過4%。

與此同時，面對疫情，美國開啟了新一輪財政刺激，大批次超發美元，僅拜登上任一年間，財政刺激總量已達5萬億，是全美GDP的四分之一。

目前美國國內從日常消費品到汽車、住房，價格均大幅上漲，二手車價格同比漲幅超45%，全美房價同比漲幅接近20%，通脹海嘯已然成形。

美元利用世界貨幣的地位，將通脹轉移全球，由全球共同買單，套用美國前財長康納利的話來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儘管疫情對商品流動性有一定影響，但全球性通脹無可避免。

寒冬將至，全球需要更多的能源，供需矛盾若不能緩解，全球經濟危機近在眼前。

二、能源供應危機為何？

所謂“資源峰值說”早被證明是偽命題，從全球能源的生產能力看，滿足飽受疫情打擊的需求應是綽綽有餘。供應短缺無疑是人為造成的，供給國是最大的受益者，需求國反之。

誰在嚴控石油產量？

隨著美國從最大的石油進口國變成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全球石油供給格局呈三足鼎立之勢：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組織、俄羅斯牽頭的獨聯體國家以及美國為主的美墨加聯盟共同控制了全球石油產量的70%。

在特朗普時代，石化企業利益與共和黨深度繫結，美國國內油氣資源得到大力開發，原油產量一度突破1310萬桶/日，美國開始瞄準全球市場。然而，疫情給了相對高成本的頁岩油當頭一棒，若共和黨能繼續連任，美國必然繼續放開生產，三方的博弈大致會使油價平衡在40-50美元/桶之間（詳見《石油大戰②：大國博弈》）。

但代表民主黨的拜登則不同，上任伊始立馬改弦易轍，無論是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透過氣候政治重啟全球化戰略，還是利用2萬億美元的氣候行動計劃來刺激國內就業，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援前所未有。

不僅如此，為給其國內可再生能源騰出足夠的發展空間，還主動限制國內新增油氣開採，原油產量一直維持在1100萬桶/日左右，並傾向於將油價控制在60-80美元/桶之間。除能保持現有油氣企業的利潤外，更主要的是，能給可再生能源價格帶來比較優勢。

沙特與俄羅斯等國結盟的歐佩克+自然樂見其成，每月召開部長級會議，仍在執行“有序”計劃，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全球原油市場的“緊平衡”，悶聲發大財。

全球原油需求大國卻深受其害。以中國為例，相較於疫情前，中國平均每進口一桶油須多支出30美元，按2020年進口量計算，僅原油就需多支出近1200億美元。

燃氣產能能否擴大？

全球天然氣主要出口國有澳大利亞、卡達、美國、俄羅斯及土庫曼等。不僅受疫情影響，地緣政治及國際關係導致全球天然氣產能並未因需求驟增而顯著擴大，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新建液化天然氣基礎設施投資不斷推遲。

俄羅斯與土庫曼主要以出口管道氣（CNG）為主，受地緣政治影響因素較大。儘管歐洲“氣荒”已鬧得人心惶惶，但美俄之間圍繞“北溪二號”的激烈博弈仍未停止。

土庫曼輸往中國的管道氣，在中國用氣供高峰頻頻出現“供氣不足”的問題，動搖中國繼續擴大其進口份額的信心。而土庫曼輸往歐洲的管線須取道俄羅斯，經常被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俄氣）狠狠壓價，甚至以停止採購相脅迫。

澳大利亞、卡達、美國出口以液化天然氣（LNG）為主。澳大利亞在2020年超過卡達成為全球第一LNG出口國，接近40%的份額為中國購買。今年澳大利亞出口至中國的天然氣減少，部分企業陷入虧損泥潭。

卡達LNG長協單超過95%，從2013年至今產量基本無變化；美國自民主黨上臺後，天然氣產量增長乏力。

煤炭產量為何受限？

全球主要煤炭生產國包括中國，產量佔比50.7%；印尼，佔比8.7%；印度，佔比7.9%；澳大利亞，佔比7.8%；美國，佔比6.7%；俄羅斯，佔比5.2%。

印尼、澳大利亞和俄羅斯是主要的煤炭出口國。中國生產了全球一半的煤炭，也消費了全球煤炭產量的54%，進口占比不到十分之一，對全球煤炭價格有重要影響力。受雙碳目標、環保、安監及供給側改革等影響，中國煤炭供給能力大幅受限。

據不完全統計，“十三五”期間推行供給側改革後，全國累計煤礦退出達5500個，淘汰“落後”產能達10億噸/年，所有在採煤礦被強制要求降低產能，包括縮減開採天數以及每天的開採時間。而同期優勢產能增加有限，特別是近年來，由於環保和安全檢查不過關等問題，不少煤礦被迫停產停工，復工遙遙無期。

三、經濟發展是否受阻？

2021年，全球經濟在疫情的反覆影響中艱難復甦，中美兩國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勢頭不斷增強。但此次能源危機給各國當頭一棒，無論是中國的“電荒”、印度的“煤荒”、歐洲的“氣荒”、英國的“油荒”亦或美國的“貨荒”，都給全球經濟增長踩了一腳急剎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下調了對今年經濟增速的預測。

中國經濟轉入放緩趨勢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率先從疫情中恢復，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步入三季度以後，面對價格持續高企的煤油氣和大宗商品原材料，以及拉閘限電現象頻發，國內經濟增速放緩壓力進一步增加，四季度或有下滑風險。

官方資料看，9月製造業PMI為49.6%，降至50%的臨界點以下，為今年以來的最低點。

其中在構成製造業PMI的5個分類指數中，生產指數、新訂單指數、原材料庫存指數、從業人員指數和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均低於臨界點，表明製造業生產放緩、市場需求下降、主要原材料庫存量下降、用工景氣度下降及原材料供應商交貨時間繼續延長等。

印度高速增長難以為繼

今年二季度，印度官方公佈其GDP增速達到了20.1%，一舉超過中美兩國，可稱“奇蹟”。

作為發展中國家，印度須大量進口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其中，煤炭發電佔比接近四之三，超過30%的煤炭需要進口。

由於煤炭大幅漲價，印度電力部門資料表明，目前其國內火電廠的煤炭庫存平均只有4天，超過半數的工廠庫存不足三天，若供應沒有得到及時補充，印度將不得不同樣採取“限電”措施，對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美國“貨荒”加劇全球通脹

儘管在今年二季度，美國GDP同比增長12.2%，增速首次超過中國，但其為拯救經濟而實行大規模財政刺激帶來的通脹，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真實”增長。

據全美商業經濟學家協會（NABE）預測，2021年美國全年經濟增長率為5.6%，通脹率為5.1%，幾乎持平。而新興市場國家也將因“電荒”導致出口能力大幅下滑。四季度，美國的“貨荒”或將延續，通貨膨脹或將延續。

歐洲中低家庭“能源貧困”

歐洲是氣候政治最堅定的支持者，大力推行“去煤炭化”，碳價一路飆漲，煤電廠或主動或被動，紛紛關停退出，代之以進口天然氣。歐洲居民一年能源開銷可能增加400-500歐元，必然會擠壓其消費意願。

有資料預測，歐洲可能有數千萬中低收入家庭在今年冬天，會因無法負擔供暖費用陷入“能源貧困”乃至“能源焦慮”，但相信各國政府會及時補貼，防控“黃馬甲”沉渣再起。

四、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

造成石油、天然氣及煤炭供應不足的背後推手並不一致，但這三者供應矛盾的集中爆發卻已成為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導火索。

與歷史上著名的三次石油危機類似的是，這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還是來源於傳統能源供應的人為短缺及其導致的價格暴漲，其根源是美國默許下的沙特牽頭的歐佩克組織與俄羅斯同盟（即OPEC+）達成的聯合減產協議，疊加全球雙碳目標的過快推進及減煤運動。

因此，受益方仍然是能源出口大國，包括俄羅斯、沙特等歐佩克國家。美國已經實現了能源的自給自足，除了承擔一定的通脹、國家負債率升高、黨派繼續爭鬥外，經濟發展、就業率以及資本市場仍然表現得一派繁榮。

與歷史上著名的三次石油危機不同的是，這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對發達國家影響有限，但對發展中國家影響深遠，特別是能源依存度高的發展中大國，負面影響巨大。

能源短缺、價格暴漲、大宗商品上昂、拉閘限電等，將導致發展成本大增、生產停滯、工廠倒閉、失業增加、經濟下滑、居民收入減少、返貧增多、社會矛盾惡化等，與發達國家差距進一步拉大。

對歐盟和日韓等依賴能源進口的發達經濟體而言，雖然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因其國內能源儲備的充足性和海外供應的連續性，負面影響是暫時的。

發展中大國經濟增長與傳統能源消耗成完全正相關。經濟發展對能源短缺及價格波動極其敏感，其中典型的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等國，能源結構相似度較高。

中國作為最大的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對全球煤炭價格有絕對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可以透過對全球煤炭市場的影響力，對全球油氣市場產生次級影響。

面對煤油氣國內外供給短缺、價格暴漲，以及全國範圍內頻發拉閘限電的嚴峻形勢，近期中國可以採取強有力的政策手段包括：一是加快增加國內煤炭、天然氣產能及進口；二是簽訂發電供熱的煤炭和天然氣中長期合同來確保供應穩定；三是遏制不合理能源需求，確保有序用能；四是在確保民生、農業和公益性用能價格穩定的前提下，透過市場調節用能價格；五是積極發揮儲備作用等。

值得注意的是，供給的增加需要時間。需求抑制過程中，“一刀切”的陣痛在所難免，階段性政策的邊際效應也將逐漸弱化，只有從根源上充分滿足國內需求，才能有效解決矛盾。

因此，長期來看，須在供給側保持相關政策的穩定性與連貫性，如繼續放開國內煤炭開採限制，鼓勵企業在滿足安全和環保的前提下，加大投資力度；鼓勵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和佈局能源資源，包括煤炭和油氣，拓展全球供應能力；放開國際市場，鼓勵傳統能源市場的進口等。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天然氣進口國，若能主動、自如地把握煤炭價格調節手段，一旦國際油氣價格過高，煤電替代必然會壓制國際油氣巨頭聯合減產、協同漲價的企圖。

近50年來，能源供應導致的全球經濟危機發生過三次。這三次主要是產油國與發達世界的需求國之間的博弈，油價暴漲導致發達國家通貨膨脹、經濟下滑，引發全球性經濟動盪。

歷史似在重演，但沒有重複。

這次危機是在拜登政府預設和配合下（參見《石油大戰⑤：江山已變？》），針對發展中大國展開的遏制。

石油大戰目標已經轉向，油氣價格暴漲對其他發達國家只是陣痛一時，對發展中大國卻是傷筋動骨，一旦經濟稍露頹勢，美元就能透過錯週期加息迴流收割。

在當下，可再生能源還無法經濟且安全地大規模替代傳統能源，煤炭成了發展中大國的唯一解，儘管會陷入發達國家另一場“陽謀”，但並非無解（詳見《碳排放大戰》系列文章）。

抽絲剝繭“石油大戰”及“碳排放大戰”各主體的意圖和手段，發展中大國可提早佈局，見招拆招，而不是坐以待斃，入轂局中。

（本文經作者授權釋出，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單位為國合洲際能源諮詢院。該機構專注於石油、天然氣、電力、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煤炭等能源相關行業的深度研究、評估和諮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