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透過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等系列舉措，國民經濟逐步恢復，社會秩序逐漸好轉，國營經濟領導地位日漸鞏固。然而，在社會經濟結構新舊轉換的過程中，我國私營工商業出現了不可避免的陣痛，生產經營產生嚴重困難。1950年6月，《人民日報》刊登的《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一文，提到了一位武漢資本家寫的對聯“掛紅旗五星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描述了當時私營工商業者的心境：一方面，他們對推翻“三座大山”感到揚眉吐氣；另一方面，對一些政策心存疑慮，面對一些生產經營困難而信心不足。
對此，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合理調整城市工商業是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在鞏固和強化國營經濟領導地位前提下，黨中央相繼採取了多項措施，有效調整勞資關係和產銷關係，有力改善了城市工商業的不良狀況，穩步提升了國家調節國民經濟的力量。
城鄉商品流通堵塞，私營工商業經營困難
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1949年資本主義工業產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1950年私營工商業在社會商品批發總額中佔76.1%，在零售總額中佔85%。私營工商業在為社會提供產品、實現商品流通、增加社會就業、促進國民經濟儘早恢復發展等方面作用顯著。
不過，由於私營工商業之前面對著持續的通貨膨脹，投機性嚴重，強烈依賴官僚資本和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存在很多泡沫，一旦遏制通貨膨脹，虛假購買力就會消失，老百姓對一些物質和服務的需求就大為減弱，不再尋求購物保值，自然造成市場蕭條、部分私營工商戶倒閉乃至大規模失業的情況。
為此，黨中央先後召開了多次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困難的具體辦法。1950年5月8日，在中財委指導下，私營企業局決定召開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北京、重慶、西安七大城市工商局局長會議，並邀請若干資本家代表參加。在會上，資本家紛紛訴苦，說我國工業品在國內銷售不了，建議鼓勵出口。各大城市工商局局長也在為當地土特產銷不出去發愁，要求國家收購。時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薛暮橋在回憶錄中談到，市場蕭條主要是由於之前的長期戰爭影響，以及制止通貨膨脹後城鄉商品交流出現了堵塞，並非真正的生產過剩。眼下的情形只是暫時現象，只要恢復城鄉物資交流，工業品和農業品都可以找到銷路。
重點調整公私關係，搞活城鄉物資交流
1950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把合理調整工商業列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確定調整工商業必須本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基本方針，抓好調整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產銷關係這三個主要環節，重點是調整公私關係，也就是人民政府、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係。具體來講，政府要求國營經濟機構根據需要，對私營工業企業實行有組織的加工訂貨和收購農產品，解決私營工業在原料來源、產品銷路和資金週轉方面的困難，幫助他們維持和恢復生產。在此過程中，中財委在制定大政方針的宏觀指導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還注意精心把握細節，穩妥處理每一個具體問題。
據《陳雲傳》所述，為了確定工業品與農產品的比價問題，陳雲專門派部下楊波前往北京圖書館查閱抗日戰爭以前的《大公報》《益世報》，把當時報上刊登的大中城市主要工農業產品，如棉布、棉紗、糧食等價格，都抄錄下來，與現時同類產品價格對比，瞭解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變化情況。楊波向陳雲彙報時，說明了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比戰前擴大的具體情況，並建議適當降低當時上海和天津生產的兩種名牌白細布“龍頭布”“五福布”的價格，以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陳雲問，按照這一意見，每個農民平均一年可以得到多少好處？楊波事先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具體計算，回答不出來。陳雲接著就說，當前的問題不是把每匹布的價格降低幾毛錢，而是如何儘快恢復搞活城鄉物資交流，讓農民手裡的農副土特產品賣出去，增加他們的收入，提高農民購買力。為此，陳雲還給楊波詳細算了一筆賬，令楊波心悅誠服。
在調整公私關係的同時，政府還著力調整私營企業內部的勞資關係和產銷關係，運用各級工會的力量，救濟失業工人，有重點地組織他們參加市政公共工程建設，以工代賑，逐步建立起勞資協商會議制度等新型勞資關係，以及擬定各行各業公私分工合作的原則及產銷計劃。
拉動內需活躍市場，形勢好轉穩定人心
經過精心調整，城市工商業的恢復發展成效顯著，大大活躍了城鄉交流。工業生產由萎縮轉向增長，商品銷售量迅速增加。據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統計，麵粉、大米、棉紗、棉布四種主要商品的銷售量，1950年10月比4月分別增長54%、289%、128%和133%。到了1951年，形勢更加好轉。私營工業生產總值增長39%，私營商業銷售額增長38.7%，全國透過土產交流會銷售土產品總額10.4億元。上海資本家稱1951年為私營工商業發展的“黃金年”。
對於工商業由蕭條到復甦的現象，陳雲於1951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作過形象的描述：“三月物價穩定，五月中旬全國各地工商業者都叫喊貨賣不出去。於是我們發了兩路‘救兵’，一為加工訂貨，一為收購土產。”“到九月全國情況就改觀了，霓虹燈都亮了。”武漢的資本家也把那副對聯修改為“掛紅旗五心（星）已定，扭秧歌穩步前進”。
1950年工商業調整經驗表明，城市繁榮是農村經濟轉動的結果，城市工商業之所以恢復得這樣快，主要是透過拉動內需促進城鄉購銷兩旺，活躍市場。在調整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較快發展，不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工商業受到限制。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有了較大發展，部分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間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和國家調節國民經濟的力量進一步增強。（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呂立勤 梁劍簫 ）
來源：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