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軍血戰湘江開始，到巧渡金沙江，在這半年的時間裡，是共產黨革命的轉折點，在紅軍眼看就要全軍覆沒的情況下， 中央政治局會議分別透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等一系列會議，挽救革命於危亡。

這一系列的會議，在歷史課本中只是將他們籠統地稱為“遵義會議”，而就在這一系列的會議中，紅軍完成了四渡赤水、婁山關戰役、南渡烏江、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的成功戰役，為中國的軍事史中填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而今天筆者要著重講的，便是這其中的“苟壩會議”，這場會議讓毛澤東挽救革命於即倒，也讓全黨對毛澤東的認知產生了質的改變。在筆者看來，這次會議不僅是革命的樞紐，同時也是毛澤東魅力的一次飛躍。

苟壩會議遺址

苟壩會議據理力爭

1935年3月10日，已經二渡赤水的紅軍來到了貴州遵義的苟壩村，當時中共中央在經歷了再佔遵義城的勝利後，取得了長征以來第一次的大勝利。

這場勝利為所有紅軍的領導幹部和戰士都鼓舞了士氣，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領導人都認為應該一鼓作氣，更多地消滅敵人。

這天下午，在平正、乾溪活動的紅一軍團的林彪、聶榮臻收到了一些情報，在打鼓新場（現在的金沙縣）僅有黔軍的兩個師，所以林彪和聶榮臻便給中央發來電文，建議進攻打鼓新場，殲滅駐紮在那裡的黔軍。

在遵義會議之後，紅軍的每一次戰鬥，都必須經過中央政治局20多人參加會議進行討論，當時張聞天收到電報之後，當天晚上召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王稼祥、劉伯承、張雲逸、李富春、葉劍英等20多人進行討論。著名的苟壩會議就此召開。

會議開了整整一天，在會議中，大部分人都決定可以進攻打鼓新場，都希望在遵義大捷的鼓舞下，打更多的勝仗，在雲貴川建立根據地。而當時贊成進攻的人也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 打鼓新場的守軍力量非常薄弱，僅有一些沒有戰鬥力的黔軍。

第二、 在婁山關大捷後，紅軍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戰鬥，需要一場勝仗來鼓舞士氣。

第三、 打鼓新場的經濟條件非常好，如果勝利，對於紅軍的軍事補給是很有幫助。

但在這次會議上， 毛澤東卻堅決地反對進攻打鼓新場，因為從林彪和聶榮臻的進攻建議來看，進攻打鼓新場並不是一場運動戰，而是堡壘戰，而這顯然不是紅軍的優勢。前不久在土城戰役的失敗中，由於對敵軍估計不足，毛澤東心中失敗的陰影猶在。看到大家都同意攻打，毛澤東的情緒也異常的激動，他據理力爭。

因為在3月5日，蔣介石下令各部隊圍剿紅軍，紅軍目前仍處於四面圍擊之中，如果紅軍要去攻打打鼓新場，那麼要突出敵軍新的包圍合擊就會變得更加困難。但當時由於沒有確切的部隊資訊，這也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預感，並說服不了眾人。

另外，當時的毛澤東在北渡過長江已經失去機會的情況下，已經在為紅軍謀劃“借道雲南實現渡江入川計劃”。而毛澤東也在計劃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來擾亂敵人。的這一雄才偉略讓大多數人難以琢磨的，此時更多人主張在貴州建立根據地，所以在戰略上並沒有毛澤東謀劃的那麼全面。

由於爭論的目標不同，雙方自然互不相讓。毛澤東說：“如果攻打打鼓新場，我就放棄自己前敵總政委的職務。”

面對毛澤東這樣激動地反應，張聞天最終沒有辦法，決定用投票表決的方式，少數服從多數。毛澤東的情緒十分激動：“這種關乎到生死存亡的事情，怎麼可以投票表決呢？”

當問到同意不攻打打鼓新場的舉手時，僅有三個人舉起了手，見到沒人舉手，有兩個人也將手放下來，此時支援毛澤東的也僅有一票。而當問到同意攻打時，下面的領導人紛紛舉起了手。毛澤東看著周恩來，周恩來本也想舉手，但想了想之後，又把他準備要舉的手收了回去。

雖然也有幾個人都沒有舉手，屬於棄權的態度。但整體來看，同意進攻打鼓新場的聲音還是大於反對的聲音，毛澤東的力爭是無效的。最終會議決定，進攻打鼓新場，第二天一早由周恩來下命令，同時也同意了毛澤東辭職的請求。

此時的毛澤東依然沒有動搖，氣憤地說：“要麼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找到了周恩來，問他當時為何沒有舉手，周恩來表示他作為最終決策者，不便影響他人的表決。毛澤東還是對周恩來講：“不行！危險！”隨之周恩來也有一些動搖了。

毛澤東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徹夜難眠，他為紅軍的命運和前途而擔憂，因為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受到忽視，在這個深夜，革命到了最緊要的關頭。此時的毛澤東正在等待，等待一個可以讓自己觀點立足的證據。

深夜走小道阻止周恩來

深夜，去打鼓新場打探情報的人，連夜趕了回來了，給毛澤東送來了一封重要的情報：

打鼓新場雖然表面看起來，僅有黔軍的兩個師，戰鬥力也不是很強，但蔣介石已經派他的中央軍在打鼓新場修築了城牆、碉堡、暗堡、戰壕、鐵絲網，可謂是早已做好了迎戰的準備，完全可以以逸待勞，堅守待援。

而在打鼓新場的西南面有滇軍，西北面有周混元的3個師，東面有吳奇偉的2個師，東北面有川軍3個旅和上官雲相的部隊，總共9個師又6個旅。

1935年3月10日，這個看似尋常的夜晚，對於中國命運來說卻並不尋常。毛澤東收到情報之後，就立刻提上一個馬燈，在苟壩村的一條崎嶇狹窄的小道上，一個人在這條小道上走了三里的山路，來到了周恩來的住處。

在毛澤東的心中，這不再是一場戰役的作戰計劃，而是與中國的革命緊緊相連。而苟壩村的這條“小道”所連線的，正式中國革命的“正道”，今天，人們將這條小道親切地稱為“毛澤東小道”。

當時已經到了周恩來要下命令的時間了，馬上就要集合隊伍準備出發。可週恩來對於毛澤東白天的話也再三考慮，即便下命令的時間已經到了，可他想著毛澤東的話，內心還在猶豫不決。

毛澤東見到周恩來後，將自己當夜獲得的情報告訴了周恩來，並向周恩來講述了攻打打鼓新場的危險性，蔣介石早已經對那裡進行了部署，不能去鑽這個“口袋”。當時的紅軍也只有孤立無援的3萬人，在沒有後方補給的情況下， 和9個師6個旅進行強敵決戰，顯然是有著全軍覆沒的絕境。

毛澤東說：“打仗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

毛澤東的一番話，最終也讓周恩來意識到進攻打鼓新場的嚴峻性，於是毛澤東對於作戰的命令，讓周恩來暫時晚一點發，周恩來想了想，也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等一早開會，把大家說服。

取消計劃後組建三人團

第二天，3月11日一早，張聞天重新組織大家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當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把掌握的行情給大家分析後，一封電報傳來，是紅軍截獲的一封敵軍電報，電報中的內容也證實了毛澤東的預判：敵軍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場集結，意圖圍殲紅軍，而紅軍只要進攻打鼓新場，就自然落入敵人的陷阱。

大家看到電報之後，最終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攻打打鼓新場的計劃，而毛澤東也“官復原職”。

說道這裡，不覺得要問，為何在眾人眼中只是一場普通的戰役，而毛澤東卻要堅決地反對，甚至不惜半夜走山路找周恩來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毛澤東已經得到一些訊息，蔣介石已經做好部署，國民黨40萬大軍，快得半天即到，慢的兩天即到，而紅軍3萬人沒有援軍，不能去鑽口袋。

第二、毛澤東在扎西會議後，逐漸形成了整體的戰略構想，就是徹底擺脫圍追堵截，跳出包圍圈，進攻打鼓新場和計劃衝突，只會擾亂計劃。

第三、毛澤東認識到，紅軍當時最好是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只有這樣才能發揮自身的長處，儲存紅軍的實力，而進攻打鼓新場是堡壘戰，紅軍對此沒有任何優勢。

本來苟壩會議到此就可以結束了，可從這件事中，張聞天得到了一個教訓，就是張聞天接替秦邦憲之後，每遇到戰事，都要召集二十多人開會，非常不便，將這麼多人召集在一起，往往爭論不休，反而貽誤戰機，有很強的滯後性，在變幻莫測的戰爭中不能發揮其靈活的機動性。

對於張聞天這樣的提議，毛澤東也有了一份提議，就是成立一個由幾個人參加的小組，全權指揮軍事，這一提議，立刻得到了周恩來和張聞天的贊同。於是張聞天提出，還是要組建一個三人小組，在戰爭中可以靈活地進行決策。

而最終選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行動，由周恩來擔任團長，而顯然毛澤東在其中卻是起著重要作用。

雖然我們在歷史課本里，將新三人團的組成歸結於遵義會議，而就廣義上的遵義會議而言，這個決定是在苟壩會議中所作出的決定。

苟壩會議後，由於毛澤東及時阻止進攻打鼓新場，使蔣介石的四道防線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苟壩會議對毛澤東在意義

而毛澤東的一生中，也有過多次的起起落落，在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失去了職務，軍事指揮權落在了秦邦憲等人手裡。直到遵義會議，毛澤東被選為常委，算是東山再起。

在遵義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最初僅僅是周恩來的幫助者，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最終還是要由周恩來下最後的決定，可謂有職無權。

當時毛澤東卓越超人的才能，還是受到了黨內和軍內的一些人的懷疑，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的第一仗，便是土城戰役，打得極為慘烈，最終土城戰役還是失敗了，從此部隊裡開始有人散佈對毛澤東不信任的言論。

而從苟壩會議這件事情之後，他極力主張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事後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他在這件事情上，完全不顧個人得失，用他的政治魄力挽救了黨和軍隊，從此，讓支援他的人變得理直氣壯，更為堅定的繼續支援他。而對他有非議的人也從此改變了看法，對他也是佩服有加。

苟壩會議中對於 “新三人團”的決定，不僅是毛澤東職務變化的一次飛躍，更是全黨和全軍對於他認知的一個飛躍。毛澤東在黨內的聲望空前的提高，使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得到了鞏固。

而接下來，毛澤東也不負眾望，將自己出神入化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毛澤東可謂是藝高人膽大，面對蔣介石的重重封鎖，便指揮軍隊佯裝在遵義徘徊，讓蔣介石認為紅軍要在遵義建立根據地，於是蜂擁而至。紅軍大張旗鼓地進行了三渡赤水，此時又將敵人引到了川南。此時讓一個團偽裝成紅軍主力，真正的主力則是四渡赤水，回師黔北。

緊接著威逼貴陽，調離滇軍出滇，又佯攻昆明，讓滇軍回防，藉此時機巧渡金沙江，這樣忽南忽北，忽左忽右，讓3萬紅軍從不足15華里的封鎖縫隙中，跳出了蔣介石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大踏步的向四川挺進，成功與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實現了革命中偉大的轉折。而中國革命一路燎原，最終建立了一個新的中國。

結語：

在遵義會議後，黨中央注重傾聽不同的聲音，善待其他不同的意見，這導致極個別人的意見也有了充分表達的機會。苟壩會議也用事實論證了“真理終究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的客觀性，毛澤東自己在會議上也談到：“有人說大會都通過了，你來變更？其實有時大會也會出現錯誤，我也有類似的經驗。比如苟壩會議，我先還有三票，後頭只有一票。”

這次在黔北大山深處，召開的苟壩會議，後來很多人，包括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記不清準確地開會地點了，但毛澤東在多次會議中，都提到苟壩村召開的這次會議，而且在1959年正式提出了“苟壩會議”這個概念，足可見苟壩會議對毛澤東而言，是何等的難忘，又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