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比中國更重視教育，考學壓力更大，那一定就是韓國。
韓國就是全球教育內卷的天花板。
韓國人對教育的崇拜已經深深地刻在了骨子裡，受儒家文化影響，韓國對教育推崇備至。
“即使把耕牛賣了，也要供孩子讀書”，這也是社會的共識。
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國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片焦土之上，集全國之力開始建設中小學校。
韓國公立教育的成果可謂輝煌，1945年識字率只有22%，到了1961年達到了71%，到了1968年全國的小初初入學率分別提升到了99%，75%，54%。
憑藉高素質的人口，韓國在六十七十年代成功接下了發達國家轉移下來的產業鏈，輕工業發展迅速，從此開啟了全面工業化道路。
但隨著經濟的發發展，韓國的教育隨之異化
過去是為了提高人口素質，從70年代開始變成了對重點大學學歷的全民競賽，韓國有三所最高學府，分別是“首爾國立”“高麗大學”以及“延世大學”，合稱SKY，也叫做“天空聯盟”。
這個SKY就是所有韓國學生的終極目標，其實韓國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很高。
2019年經合組織統計韓國20-34歲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達64.6%，是經合國家中最高的，但限於韓國的國家體量，又缺乏資源。
就業壓力很大，幾個好公司比如說三星，現代，LG就那麼幾個，高階職位從來都是稀缺的，考上這三個大學意味著最好的工作機會，最深厚的校友人脈，找老婆也比較容易，甚至整個家庭都會讓別人高看一眼。
要是考不上，即使是大學生也會面臨嚴重的就業壓力，所以從60年代開始補習班，韓國稱補習機構為“學院”，慢慢開始在韓國出現，速度發展極快。
到70年代末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鏈，也因此受到許多家長的質疑。
社會上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大，當時韓國非常關注社會公平，尤其是教育公平。
舉個例子，在70,80年代的時候，韓國學校不允許學生帶純米飯，裡面必須混合一些糙米，老師們會開啟學生的飯盒一個一個檢視，為了就是不讓一些貧困家庭的學生感到自卑，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課外輔導機構自然就成為打擊物件。
韓國培訓機構的“末日”來了。
1979年韓國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之後。
軍人出身的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並於1980年正式成為韓國總統。
剛剛上臺的他就迫不及待頒佈法案，全部徹底取締全國有償的培訓機構，禁止給孩子們補課，以免父母將超過30%的收入給孩子交學費。
雖然當時全國的反對聲音很大，但是當時的全斗煥是軍事讀菜政府，當時全國都在搞鎮壓，光一個“光州事件”就有幾千人被捕，所以這點反對聲音根本不是個事。
但全面取締補課機構並沒有讓這一行銷聲匿跡，反而全部轉入地下，有錢的家庭會請老師來家裡教，韓國從朴正熙時代就在搞“錦衣衛”統治，有舉報的傳統，所以為了避免被發現，有的喬裝成保潔阿姨，有的裝成親戚，搞得跟地下黨似的。
而且因為承擔了更大的風險，來往消耗了更多的時間，老師要的學費比之前還高，導致家庭的困難比以前更嚴峻，貧困的家庭已經負擔不起高昂的培訓費了，抗議的聲音從來沒有斷過。
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80年代末盧泰愚上臺之後，給校外培訓機構撕開了一個口子。
當時韓國國內的學生運動高的很有精神，新政府有點頂不住了，盧泰愚1989年頒佈法令，允許大學生給外面學生輔導賺錢，算是給學生運動的變相妥協。
到了1991年口子又鬆了一點，中學生在被允許授權的學院裡補課。在這段時間裡，支援全面放開補課和反對的兩股勢力裡，一直不停博弈，雖然地下補習產業已如烈火烹油一般，但韓國新政府對校外培訓機構表面上還是控制的比較死，經常對家長和家長老師進行調查，抓住違法補課就罰款。
1998年韓國最高學府首爾國立大學的校長就被抓了個現行，人們竟然發現他老婆居然花了大價錢給女兒補課，而且還不是一門，輿論立刻炸鍋了，這個校長不得不辭職跑路了，其實大傢俬下都在補課。
也怪這哥們倒黴，2年後就發生的重大轉機。
到了2000年，鑑於學院限制法案形同虛設，韓國最高法院認定，全斗煥搞的那套嚴重侵犯了學生受教育的權利，判定違憲，全面放開了有償補課市場。
從此韓國的培訓機構終於從地裡拱了出來，拍了拍肩上的土，鄙夷的看了一眼公立學校，帶著捨我其誰的霸氣，開始在全國開疆拓土。
從這一天開始，韓國家長和學生的末日終於來了。
韓國政府打開了補課的潘多拉魔盒，親手把幾個魔鬼放了出來，首先一個就是課外輔導機構和房地產掛鉤，變種學區房誕生了。
政策開放之後補課機構迎來了一波爆炸性的增長，到了2019年僅韓國首爾地區的教育局做了一個統計，金首爾地區的登記註冊的學院就多達13510家。
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首爾著名的江南地區，就是“偶爸剛弄死他”的那個江南地區，江南是首爾的富人區，不僅包含江南區還包含周邊其他地區，60%的醫生，54%的律師以及一半以上的高階官員就住在這裡。
江南區是60年代才開始開發的，當時為了讓首爾人往這邊住，韓國政府放出了大招，把一大批優秀的學校強制遷了過去，江南的房子一下子變成了學區房。
這家長哪能抵擋住這樣的誘惑，一個一個如餓狼般地撲向了過去，導致房價飛漲。
2006年的時候房價超過了首爾兩倍多，現在是每平方米20萬人民幣，既然有錢人都住在這裡，那對補課的火熱需求就滋生了一大批最優秀的培訓機構，因為人家有錢，請得起最優秀的老師。
所以培訓效果那時剛剛的，據《江南日報》報道首爾每1000個就有25.4名學生進入韓國最優秀的大學-首爾國立大學。
這個比例是工薪階層聚集區的10倍，江南地區因為擁有優質的學校資源而崛起，現在更是因為擁有優秀的培訓機構加持了自己學區的優勢，從而對房價形成了一個正向迴圈。
教育資源和房地產掛鉤，這就是我們中國現如今非常擔心的一點，有錢人透過製造經濟上的壁壘從而佔據優秀的教育資源，擠出了一般家庭收入的學生，那麼為什麼叫變種學區房呢。
這就是韓國的補課氾濫帶來的第二個問題-培訓機構反客為主了。
培訓機構一般叫做影子學校，但在韓國成了假影子真學校，公立教育已經瀕臨崩潰。
在中國培訓機構還基本代替不了公立學校的作用，所以家長才對學區房趨之若鶩。
但是在韓國培訓機構比公立學校還強勢，培訓機構老師比公立學校還多，當上完了一天的課程修完晚自習以後，會來到學院裡繼續上課，有的上到12點甚至2點。
每天都是如此，對於那些不住在江南區的孩子們來說，即使能上到這裡的私教，來回不方便，所以都拼命往這裡擠。
在學院裡私立學校的教學進度往往比公立學校提前很多，超綱教學是常態，也就是說公立學校教的知識早就被培訓機構的老師給教完了，所以有很多學生去公立學校上課就是走個形式，有的甚至白天在公立學校睡覺晚上去培訓機構上課，老師也知道什麼情況，也不管你，睡醒之後到培訓機構裡去上正課。
也就是說在韓國的學校里老師已經失去了對學生的掌控權，這種本末倒置的方式逼瘋了一批又一批家長，韓國家長對公立學校不能提供優質的教育而感到不滿，很多韓國家長無奈之下只能將孩子送出國上學。
根據韓國統計，早在1998年就有15萬韓國人出國留學，其中中小學生就超過1萬人。
2019年美國移民海關執法局做了一個統計，在美國留學的韓國學生就高達84000人，僅次於中國和印度人口超十億的國家。
公立教育的無能讓家長和孩子不再相信裡面的教育和老師。
2013年，迪拜一家非盈利組織為了搞清楚不同國家學生對學校和老師的滿意度，針對21個經合組織國家1000名成年人做了一個調查，結果毫無懸念，韓國NO1，只有11%的韓國人表示會尊重學校裡面的老師，是所有國家裡最低的，而中國有75%的學生表示會尊重學校裡的老師，韓國公辦教育的拉跨可見一斑。
那就有朋友會問了，那麼韓國政府機會眼睜睜看著不管麼。
管了，但基本沒用。
韓國很多城市包括首爾都規定了培訓機構的最晚上課時間，比如說首爾規定晚上十點之後不能再給孩子補課，但問題是警力有限，實在顧不過來。
首爾南部只有3名巡查人員，但是培訓機構就有5000多家，你怎麼管？
培訓機構也有招數，比如說偽裝成圖書館，就算被查了，我再申請一個，學生還來我這裡上課，你能奈我何？
而且韓國政府內部也是左右派系鬥爭得很厲害。
比如說韓國總統推動一套法案，規定韓國培訓機構晚上十點不能補課，結果教育部和反對黨都跳出來了，都反對，說你小子沒有資格對教育指手畫腳。
全是來回扯皮的事，另外韓國政府為了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還給培訓機構收費設定的天花板，超過就會取締，關鍵是好機構名老師的收費肯定不便宜，而且還帶排隊，愛報名就報名，不報名就滾蛋，這價格能定下里麼？
2005年根據《亞洲時報》報道，韓國中產家庭每月花在孩子身上的費用是700到1000美元。
這錢你敢不交麼？韓國曾經報道一件事，由此抓到了一名兼職賣淫的婦女，問她為什麼？
她說給孩子交學費，不能因為沒錢而中斷孩子的教育培訓。
因為她知道其他孩子的家長都是在咬牙硬挺著，沒有退出，家長們如此玩命，自然就肥了培訓的老師們。
根據《泰晤士報》報道，韓國好的培訓老師一年就有幾百萬美元的收入，這可是家長們的血汗錢。
韓國的校培行業就這麼野蠻生長，代價卻讓全社會一起承擔，導致了幾個嚴重的社會現象：
1：沉重的學業負擔讓韓國兒童的幸福度銳減。
經合組織調查學生的幸福度，結果韓國不出所料又是到處第一。
在韓國如果你每天只睡三個小時可能會進入韓國頂尖三所大學；
如果你每天只睡四個小時可能會進入其他大學；
如果你每天睡四個小時或者以上，那麼你上大學就沒戲了。
所以很多學生每天都學習十幾個小時，只能睡3到4個小時，韓國學生都極度地壓抑，自殺率很高。
根據韓國2019年統計，韓國10-19歲青少年的自殺率為每10萬人口4,9個人，2011年之後才有所下降，唯獨青少年的自殺率不降反升。自殺超過了交通事故，學習壓力大成為了韓國青少年自殺首要原因。
很多專家對韓國指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讓韓國孩子成為國家經濟上的齒輪，過早的學習大量知識會讓孩子變笨，這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無內卷不韓國。
這些專家要是生長在韓國，“你跺你也麻”。
2：急劇下降的生育率
韓國統計廳資料，韓國2018年生育率為0.98，2019年下降到了0.92，成為全球生育率倒數第一。
2020年更狠，居然到了0.84，蟬聯倒數第一。
要知道如果要維持一個國家的穩定，生育率最少也要達到2.1。
所以韓國的房地產和教育一掛鉤讓原來棘手的問題更加嚴重，很多家庭不是不想生二胎，可是一算成本，去除保姆費，房貸培訓費之後，剩下的錢寥寥無幾，還怎麼敢生。
所以就早早放棄了二胎，可一個孩子雞娃，有的乾脆就晚結婚或者是不結婚，所以從2013年後韓國的生育率大幅下滑。
這十幾年來韓國接受補課教育的學生比例越來越高，補課進度超前，培訓年齡提前，很多家庭讓孩子培訓年齡提前到了三歲，去學跆拳道，鋼琴，英語什麼的，這一切都大大加劇了韓國教育的內卷。
3：失去了教育公平，造成階層固化
公辦教育是指望不上了，自然要指望培訓機構，誰花錢多誰就能考上學校，那能考上SKY這幾所大學的學生，要麼是家裡有錢，要麼是智商碾壓，韓國現在的教育已經沒有公平可言。
而教育恰恰是社會階層上下流動的主要手段，這條路被堵死了，那其他的就沒有指望了，階層固化也成為韓國社會面臨的首要問題。
韓國被認定是發達國家，但就單論生活質量，韓國是個偽發達國家，社會內捲到這種成程度，誰也扛不住，還不如中國人活著舒服。
但是我們如果不治理培訓機構，早晚活得跟韓國一個樣。
韓國以一個資源極度匱乏，國土狹小的農業國，以犧牲兩代人為代價，竟然完成了工業化，成為發達國家。GDP能擠進前十，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足以證明這個民族優秀的能力。
本來應該享受到更好的生活，但就是由於教育內卷，讓所有家長苦不堪言，不僅不敢扯，還要層層加碼，不斷抬高競爭難度，再加上不斷上漲的房價，活活的把生活水平拉低了。整個國家都走上了自我毀滅之路，韓國的校外培訓改革為什麼失敗了。
首先是政府上下無法同意達成共識，在要解決重大的社會問題時，所謂的民主國家裡，各股政治力量會根據不同的經濟利益考慮，會來回的扯皮鬥法，最終導致制定政策流產，社會照舊。
就比如說現在我國社會全面整治校外培訓機構的事情放到韓國，那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會立即跳出來，利用自己的一切能量阻礙政策的出臺。
現在韓國早已過渡到了真正的民主體制了，連補習班最晚的上課時間都控制不住，要禁止培訓機構那就更不可能了。
第二個就是具體執行環節，這就考研基層政府的執行能力了，韓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差，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力量比較薄弱，很多地方各自為政。
韓國校外培訓改革的失敗我們要汲取教訓，那就是校外機構一旦消失了，如何防止他們跑到學生家裡補課，逃避監管，讓培訓行業在地下野蠻生長，如果私人家教堵不住，就等於變相抬高了補課門檻，會進一步加重學生和家長負擔。
但是我們不是韓國，這些年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以後，咱們政府的決策力執行力有多大有多強，我相信大家都清楚，這一點我們是有絕對的信心。
現在的政策只是剛開始，在拍死了校外培訓機構之後，相信國家還會繼續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堵住私教的口子，還孩子一個幸福的童年，也讓家長們能鬆一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