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寄鷗：《鄂州血史》，龍門聯合書局1958
辛亥革命武昌首義走過了110年，而學界關於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的問題，學界歷來有人員認定與時間先後之爭，武昌起義當事人的回憶也莫衷一是，史籍記述更是多有歧義。就連辛亥首義親歷者、當年的名筆蔡寄鷗在寫作《鄂州血史》時，也發出了歧路亡羊的感慨。這些問題，雖然為後來史家的著述增加了一定的難度，但也為有志探究者，平添了幾分樂趣。
馮天瑜肖像
馮天瑜先生會同賀覺非先生自1985年首次推出《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後，21世紀二十年間，又三易其稿，由武漢大學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了三個版本的辛亥“史記”——《辛亥首義史》，該書在把握辛亥首義的基本走勢的同時，對切關宏旨的歷史細節，於鉤沉史料間用心辨析，以求去偽存真。對武昌首義史實考訂有數十處之多，這裡僅分享幾例實證分析。
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09
首先，《辛亥首義史》從史學的角度，考訂了“第一槍”的原生態。關於辛亥武昌首義第一槍由誰打響，長期以來的流行說法是：辛亥武昌首義第一槍由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以下簡稱“工八營”）革命黨代表熊秉坤打響。此說有孫中山《建國方略》的相關論述為“權威根據”，並得到熊秉坤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六年代多篇回憶錄佐證，因而各種辛亥革命史論著均依此說。然而，馮天瑜先生透過長期的研究，卻發現此說情形頗有可疑之處。該書遂將此事作為考據學的一個案例，採用內證與外證相結合的方法，仔細推演兩個源頭史料記載（作者稱為“兄弟證”）及熊秉坤本人前後記載的不同，進行專題考證。
收入“荊楚文庫’’之《辛亥首義史(上下 兩冊)》
筆者在執筆《辛亥首義百人傳》之“第一槍”期間，在認真拜讀馮老師的多個版本的《辛亥首義史》同時，又前往湖北省博物館、武漢檔案館等處，認真查證了武昌首義當事人回憶錄原件與史料彙編。發現熊秉坤於辛亥首義後一年間所提供的四份材料，關於工八營發難過程的記述完全一致：金兆龍與排長扭打，程正瀛開槍擊斃陶啟勝，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響的“笫一槍”。
馮天瑜（右）裴高才2010年秋在武昌紅樓-劉建林攝
為了以當事人的原始檔案印證馮先生的論點，在湖北省博物館研究員、保管部主任蔡路武先生的幫助下，筆者終於一睹了蔡濟民、李白貞與熊秉坤等辛亥革命志士的手跡。其中，熊氏親筆所書手稿《熊秉坤傳略》，就沒有發現其打響“第一槍”的記述。另外，工八營發難現場見證人朱思武，於10月11日凌晨對胡石庵陳述的工八營發難經過，提到最先與清方軍官扭打併槍擊者，是金兆龍、程正瀛等，沒有提及熊秉坤，這與熊氏本人早年的文字記載完全吻合。
著名辛亥史學者章開沅、皮明庥、馮天瑜、嚴昌洪簽名寄語
從史源學角度論之，熊秉坤撰於早年的材料真實可靠，又有工八營發難參與者朱思武當時的陳述與之相佐證，故應當肯認，打響首義第一槍的是共進會員、士兵程定國（正瀛）而不是熊秉坤。誠然，熊秉坤是工八營革命黨人代表，是發難過程的重要組織者，雖非由其打響第一槍，然而對首義貢獻甚大，理應認作辛亥武昌起義發難單位的代表人物，堪稱辛亥首義彪炳千秋之功臣。
楊衛東、塗文學主編，裴高才、鄧正兵主筆《辛亥首義百人傳》中國社科出版社201109
受馮先生《辛亥首義史》的啟發，筆者在《辛亥首義百人傳》中這樣定位：在熊秉坤的領導下，程定國（正瀛）打響了工程營的“第一槍”。同時，筆者又從臺北《湖北文獻》雜誌，查證到武昌首義志士邵百昌以目擊者的身份在《辛亥武昌首義之前因後果及其作戰經過》回憶，工八營打響的前四槍分別是：第一槍、第二槍程正瀛；第三槍熊秉坤（發令槍）；第四槍呂中秋一箭雙鵰（射殺隊官與司務長）。筆者撰述的《迴歸辛亥首義的真實面貌》一文，收入華文出版社的《百年探得復興路》一書。
《百年探得復興路》·華文出版社20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