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觀點，被公認為傳統史學之極則。錢穆稱之為“史學家所要追尋的一個最高境界，亦可說是一種歷史哲學”。但史公三句中“究天人之際”一語的確指究竟何在並不明確。對此，錢先生認為：“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這一問題極重要。”他將“際”字明確對應為“分際”之“際”。我們認為錢先生的思路是正確的，事實上也已經把理解“究天人之際”句義的關鍵線索指出。但其中仍有未發之覆，今試略論之。
後世多以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全為史公獨創，實則前人就有類似的說法。《史記·儒林列傳》載公孫弘奏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此處，“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二句極類似，其淵源關係是顯見的。那麼“明天人分際”是什麼意思呢？《漢書·儒林傳》亦載有公孫弘這一奏摺。幸運的是，彼處“分際”之“分”有“師古曰”一則，保留了其讀音：“‘分’音扶問反。”
檢《廣韻·文韻》“分”小韻：“分，賦也，施也，與也，《說文》：‘別也。’府文切。”《問韻》“分”小韻：“分，分劑，扶問切。又方文切。”按照顏師古注音，此處“分際”之“分”乃去聲問韻之“分”。我們認為顏師古的看法是正確的，這一點可以從下列文獻得到印證。《文子·上義》：“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淮南子·泰族訓》：“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二條中“分”字皆應讀去聲，意為“職分”。《文子》一句下文有“守職明分”一語，義尤顯豁。至於《淮南子》一則，後文分別講“天之所為”“人之所為”，可知其“明於天人之分”的“分”也是“職分”之“分”，即“所為”也。這兩則材料中的“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顯然對應於公孫弘奏摺中的“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可知顏師古對“分際”之“分”音義的理解由來有自。
循著這一線索，再來看《淮南子》與《文子》“天人之分”的說法，文獻中相關材料就更多了。翻檢所及，最早的用例是出土文獻郭店楚簡《窮達以時》：“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此處之“分”，龐樸曰：“本句與下面兩句的‘分’皆讀去聲，用如名分、職分之‘分’。”龐說是也，並已獲得大多數學者的認同。此句意為“只有明察天人各自的職分，才知道應該怎樣做”。另外，傳世文獻《荀子·天論》篇中有著名的“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的說法。其中，“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一句，楊倞注曰：“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乃撮述其義而非訓詁。考之上下文，此處“天人之分”的“分”，亦“職分”義。梁啟雄《荀子簡釋》引《禮記·禮運注》曰：“分，猶職也。”是也。荀子認為天有“天職”，人有“人職”，各安其分，所以《天論》篇下文即言“唯聖人為不求知天”。章詩同進一步註釋曰“‘天人之分’，自然和人事的分際”，將“分”字直接對應於漢人的“分際”。
“際”，界也。漢人所言“分際”之“際”，是對戰國以來“天人之分”中“分（職分）”之語義的進一步補足。相對而言，“分”偏重於人之作為的邊界而不表述與他物的關係；“際”則指物各有其邊界但又指向會合。《說文·阜部》：“際，壁會也。”段玉裁注曰：“兩牆相合之縫也。”要之，“分”“際” 核心義素皆為“邊界”，但“際”更多了一層基於界限而相接的內涵。由此可以看出，漢人於戰國以來“天人之分” 一語後加“際”字，背後反映的是其致力於溝通天人的思想趨向。
從“學”一方面而言，繼秦焚書坑儒之後，漢初儒術又興，其中主流即學者所謂的“漢有一種天人之學”。這一股潮流終至於“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隋書·經籍志》“緯書”類小序曰：“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其中，“說者”所云一句，是在敘述讖緯之源，指緯書所出的“前漢”時代說經者之言。其論“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是說在西漢讖緯學家看來如此；“表章六經”者，其大旨也就是“明天人之道”，亦即“天人之學”。這是漢代儒家經學的主幹。從“政”一方面而言，據《漢書·公孫弘傳》，元光五年漢武帝策詔諸儒曰：“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公孫弘在奉此對策中被漢武帝“擢為第一”。但他在此次對策中並未縱論天人，至其得用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這就是本文開頭所引“天人分際”說法之所自出。我們認為，此數句雖載於公孫弘奏摺，但其反映的恐非其個人意見而是來自漢武帝的意志。事實上，只需一觀前引“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即可知無論是“天人之道”還是“天人分際”，漢武帝一朝政治話語中的“天人”，其端皆在於天子的主動倡導。
要言之，以政統學，詔書律令者乃“明天人分際”；以學論政，“六經”之敘乃“明天人之道”。由此再來反觀太史公之著史，據其《自序》：“拾遺補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五帝本紀》：“百家言多不雅馴。”《孔子世家》：“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劉鹹炘據此總結史公之意曰：“信《六藝》，表孔子，正百家。”史公之作可謂與漢武帝一朝“表章六經”以“明天人分際”的政學兩界主流思想完全一致。
如前所論，“際”與“分”有微妙的不同，前者有基於界限而相接的內涵。故史公於“天人分際”的說法中，不採“分”字而專言“天人之際”，進一步反映出他對自己所處時代主流思想的把握。而“封禪”大典，即“天人之際”之大者，亦為漢武帝一朝政學話語薈萃之極。對於這一大典的意義，《史記》收司馬相如《封禪頌》有云：“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結合我們的整個分析，可知所謂“天人之際已交”，其內在思想意蘊在於，天子（漢武帝）的作為合於其“職分”而達到天人“界際”之極，乃可得以上“交”於天，此即漢人心目中“天人合一”的中心要義。對這一層，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當他不能參與“封禪”大典的時候，甚至“發憤且卒”，因以託付“究天人之際”的修史重任於其子司馬遷。司馬遷即踵其事而完成《史記》這部史學鉅著。
（本文獲東華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2232019H—02）資助）
（作者單位：東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成富磊
